4.妻子老病心似寒灰
“文革”结束后，曾有人建议戴乃迭，希望她把儿子的事写出来，说拿到海外去出版，书一定会畅销，戴乃迭一口拒绝。
杨宪益夫妇生活经历十分丰富，婚姻与众不同，他也认为自己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有如一本流浪汉小说。他俩一生从事文字工作，也比较容易生出写自传的念头。加上不断有朋友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可会对他俩动笔产生动力。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整理她的遗物时，在抽屉里找到一份亡妻生前用英文写的自传，题为“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未写完，写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南京为止。没有写完的原因，杨宪益的小妹认为是身体不好了，而杨宪益却不这么看。
2002年3月，《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在《中国妇女》英文版杂志上首发，随后，该文被译为中文后，又在《文汇读书周报》以三个整版发表，引起社会反响。有心人便建议杨宪益把妻子的自传续完成书，杨宪益当时非常同意。
可是杨宪益最后交稿的，不是他当初承诺的续写戴乃迭后50年的生平，而只是一篇区区3500字短文的“记乃迭生前二三事”。行文也不见通常悼亡文字的椎心泣血、悲切恸怀，远不如那一首诗《悼乃迭》感人之深。在文章的结尾处是这样一段话：
“回忆乃迭生平，值得一提的事当然还有很多，但我只想写这几条。至于她晚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她自己没有写下去，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也不想写下去，留给朋友们补充好了。”
戴乃迭的自传，最终以《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于2003年出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戴乃迭未完成的自传、她的未发表的《我的狱中生活》，并附有她入狱时英国亲友为解救她写给中国领导人的联名信，以及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二是戴乃迭写的对中国作品包括《红楼梦》、当代小说、话剧、回忆录的评介；三是中外亲友对戴乃迭的回忆与纪念文章；四是介绍戴乃迭的译介贡献、著译作品目录。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杨宪益来说当然是个很大的安慰，他非常看重，因此当初在编辑时，他就十分期待。以至于大病来袭时，若按他的意愿，就听天由命随它去算了，可就是为了要等到该书的出版，他愿意到医院去接受痛苦的治疗。住院期间，每当见到具体在做该书编辑工作的小妹，总是迫不及待地问她：书进展得怎么样了？
读着亲友们写的那些充满深情的怀念文字，杨宪益非常感动，的确也得到了很大安慰，可同时也不免哀从中来：他们让他重温了妻子对信念的执著、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认真、对丈夫的深情、对朋友的真挚；她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一副天使般的容颜，以她生长的家庭及其祖国，本该拥有更加灿烂、更加美好、更加快乐的人生，可是因为嫁给了他这个中国人，却饱经战乱、动荡、惊惧，多年生活在人们歧视、怀疑、憎恶的目光中，甚至被投进监狱，甚至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的她仍不后悔当初的人生选择，她仍然对中国，这个给她心灵带来如此多伤害的国度，不改热爱与眷念之情，仿佛是喃喃地说出“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这样令人心颤与动容的话来。可戴乃迭越是甘愿如此，杨宪益就越是心痛，不必等读到他妹妹对亡嫂说的“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估计他的心就已经碎了！
也许杨宪益无法替妻子完成自传的原因是心力不济，或看空一切，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忽然理解了妻子，理解了她自己当时中止的真正原因，即往事不堪回首。所以就欲说还休了。而一旦他认为是这个原因，自然马上也就同样停下了笔，因为他对这个原因生出了强烈的共鸣。
不知杨宪益写的自传与戴乃迭写自传有何关联，应该是在与妻子开始写自传差不多同时，1990年2月，杨宪益应一位意大利朋友的邀约，也开始写自传了。他用英文撰稿，由那位朋友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最初，意大利文的书名叫《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以英文出版时的书名叫《白虎：杨宪益自传》；此前一年，大陆出了中文节本，取名《漏船载酒忆当年》。
就在杨宪益写自传的时候，戴乃迭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又摔了一跤，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根据记忆障碍以及走路不稳等症状，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于是当即按此治疗。谁知用药后，病情不但未见缓解，反而加重，以至忽然丧失记忆。后转院诊疗，结论却又推翻了前面的诊断，认为是脑供血不足。
但显然戴乃迭的病因不这么简单，所以治疗也就不很奏效，戴乃迭的身体好好坏坏，不时住院又出院。
戴乃迭白发生的也很早，1989年春天，画家郁风被她永恒的微笑所打动，给她画了一幅肖像，并在画上题道：
“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不变的还有杨宪益对她的感情。
随着病情的加重，戴乃迭在心理上对丈夫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她住院时，一定每天都要看到杨宪益，杨宪益就每天从住处大老远地到医院去。
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德兰修女、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当时因为戴乃迭病情转重，杨宪益只得一人前往香港接受名誉学位。在学位颁予典礼上，就有人发现杨宪益忧心忡忡。杨宪益回到北京后，校方特地将他穿过的那件博士服寄赠给他留作纪念，杨宪益因有诗句：
“多谢斑斓博士衣，无如心已似寒灰。”
“心似寒灰”含义多重，有看轻名利，有看淡人生，也有对年华老去、来日无多、爱妻老病的悲怆。
杨宪益夫妇原来与小女儿住在一起，后来她嫁了一位加拿大专家，女儿女婿搬出去单过，住进西郊友谊宾馆中的颐园公寓（外国专家公寓）。戴乃迭病情转重后，女儿提出让老两口搬过去跟他们住，一来看病方便，二来女儿可以朝夕照顾母亲。友谊宾馆颐园公寓是上世纪50年代为苏联专家建造的，杨宪益对建筑的式样颇不喜欢，写打油诗说它“不中不洋”。可为了妻子，他还是带着妻子搬过去了，那是1994年的6月。杨宪益当时没有想到，颐园公寓成了妻子人生的最后一个居所，他没有想到他俩结伴一路走了近六十年，竟在这里永远分手了！
5.恨不同死怀愧疚
在妻子生病的十年间，杨宪益不顾自己也已年迈，精心地照料着她，饮食起居无微不至，竭尽一个丈夫的责任，而将此视为理所应当，数年如一日，不叫苦和累。有记者采访他，问他：
“这段时间一直是您照顾她？”
“那当然。”杨宪益回答得平然而又决然。
随着年事渐高，戴乃迭由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变成了一个如同美术学院的石膏像般的老人。
随着病情的加重，她的生活能力也在一点点丧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常常是，吃饭时，杨宪益把她搀到餐桌前去，哄她吃饭，教她拿筷子。可她已不会拿了，也不肯拿，就直接用手去抓饭菜往嘴里送，可是手不听使唤，结果食物一半含在口中，一半掉在桌上、地上，衣襟上滴落着许多菜汁。
瞧着曾经那么美丽、聪慧的妻子变成如今的样子，杨宪益心痛不已，悲哀不已，后来慢慢也习惯了，只是一味地耐心，耐心地照顾她。
1999年，戴乃迭撒手西归，杨宪益痛不自胜，所有的伤痛化作这首《悼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一直自恨不能与她一起走，有负“未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心愿，“白首同归我负卿”表达的就是这种心情。
有次山东电视台去采访杨宪益，记者问他：
“杨老，你觉得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本来我们说好白头一块死，结果她先死了。”杨宪益不假思索答道。
戴乃迭去世四个月后，杨宪益就搬出了友谊宾馆，迁入外文局五路居宿舍，即现在的“美丽西园”。又过去了一年多，随着北京西四环路的建设，五路居周边变得嘈杂起来，杨宪益嫌不清静，他的小女儿也对老父单住不放心，于是在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北面的小金丝胡同买下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旧平房，改造成假二楼。杨宪益从五路居迁移至此，写有《迁居什刹海》两首，中有“独身宛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之句，显然丧妻之痛仍未平复。
他的房间陈设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但床头却一直挂着他的这首悼亡诗，也一直珍藏着亡妻的画像。
丧妻给杨宪益的打击很大。以往翻译，多是两人一同笔耕的，如今妻子既去，杨宪益便再无心执笔了，只将他与妻子的共同生活嗜好——抽烟与每天下午四点开始喝酒保留了下来。
戴乃迭的烟龄比杨宪益还长。杨宪益开始与戴乃迭交往后，注意到她的吸烟习惯，便在每次去见她时都身上带包烟。两人在一起时，她抽烟，他也就不知不觉跟着学，时间不长，他就学会了抽烟。
失去了戴乃迭的杨宪益，不仅无心于“事业”，连生命也仿佛凝固了。2004年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他——那时他年届九十，戴乃迭去世已五年——问他，戴乃迭去世后，他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他回答说他的感觉是生命已经到头了，人生应该告终了。
记者想确认杨宪益的想法是源于妻子的离去，而不是自己的高龄：你这样想，是因为夫人不在了？
“对。”杨宪益回答得毫不含糊。
“如果她在你身边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想？”
“那也许我会愿意再活一百岁。”
第二年，又有电视台做片子，来采访他。那时的杨宪益头发已经全白了，眉毛也几乎全部白了。他额头高广，脸上有一些老人斑，耳垂变得很大。走路需人搀扶，拄拐杖，护工扶着他从卧室里出来到客厅，一边移动，嘴里一边不停地喊着：“唉，高抬腿，慢点，慢点。”杨宪益在沙发上坐下，坐好了，马上点燃一支烟，徐徐地吁口气，不知是坐好了后的放松，还只是享受香烟的烟味。
谈到戴乃迭，记者问：戴先生是1999年去世的？
杨宪益答：对。
记者问：没有造坟茔？没有埋葬？
杨宪益闭一闭眼，摇头道，没有。
记者问：骨灰是怎么处理的？
杨宪益答：扔掉了。
记者问：您没有想保留？
杨宪益在烟缸里弹弹烟灰，道：骨灰留着就跟我的香烟灰一样，留这一大堆干什么？
记者又问：若到了戴先生纪念日那一天……
杨宪益答：我哪一天纪念她都可以，我用不着费那个事情选哪一天。
杨宪益对妻子的无限深情，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