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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一直在北流呆到日本人投降，但他没有随无锡国专迁往江南。因为他接到罗香林打来的电报，要他去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任教。罗香林是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1945年罗香林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长。
1946年，饶宗颐回到广州，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文理学院当时在广州的观孝寺，该寺原是六朝的遗址，后来变成一个庙。饶宗颐在那里任教时间不长，大概不到一个学期，便回到汕头的华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兼文史系主任。这是因为当时广东第五区专员郑绍玄提倡修志，自任主任委员，聘请饶宗颐做副主任委员，主持修志的工作。
1946年3月，郑绍玄正式就任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下车伊始，乃概然以修志为己任。”4月，第五区行政会议决定：“鉴于修志之不容缓，爰提议编纂潮州新志一案，经会议一致通过，并定于七月一日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推郑绍玄为主任委员，负责修志事宜。”7月1日成立的潮州修志委员会，决定聘请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
潮州修志馆设馆伊始，馆址设在潮州专员公署内。数月后，潮州志修志委员会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修志委员会会议，议决“为便于工作，决定将重心移汕头，设修志馆于同益后路六号。”会上还通过了志书内容纲目，聘请专家分别编纂，并正式定名为《潮州志》。年方而立的饶宗颐先生在接受总纂《潮州志》的重任后，即着手做了大量的史料征集、考证和编纂工作。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四章重回潮汕总理志馆编修《潮州志》的组织机构，一个是修志委员会，由地方官绅和文化名流组成，先后有100多人，是个领导决策机构；另一个是编纂委员会，由专家学者组成，先后有三十余人，是个执行编撰机构，作为总纂的饶宗颐充分认识到，专业志必须聘请专家修撰。每个编纂委员都要负责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志目；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志目，如地质、矿产、水文等自然科学方面，均聘请外地或本地的专家撰写。
与以往的修志只注重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外，饶宗颐特别注重考古的资料。地下文物是最有力的证据。治史，考古乃第一功也。饶先生在编修潮州志之初，即着手做好考古工作。饶宗颐在做好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把大量的文物资料摹绘、摄影、编撰成《潮州史前遗物之发见》一书。可以说铙宗颐是潮汕文物考古工作的先行者和潮汕史前地下文物的发现者。
饶宗颐亲订新志体例，组织人员分别编纂，延聘专家参撰，他本人亲自撰“艺文”、“沿革”二志，极其辛苦。饶宗颐特别注重应用新体例、新内容和新形式．用科学的方法分门别类，有关地质、气候、地理、水文诸志，均延聘自然科学家撰稿。而撰写方法也多所变通，特别是对史料的采择取舍，各专志之编排次序，均极具匠心，“若大事志，则采提纲旁注之法。户口、交通志，均侈列图表，颇异前规”。饶宗颐所编的志书与传统的志书已大不一样。
当时饶宗颐还担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的主任是宋子文，因为他是当时的省主席。文献委员会只有9个人，饶宗颐是其中一个委员，可见饶宗颐当时在方志学界已经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了。在时局混乱之际，能总纂编成卷帙如此浩繁的巨著，在当时的广东省内以至全国都是罕见的。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饶先生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表彰他纂修此志之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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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潮州志》的编成得到很多人扶助。比如曾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主任的叶恭绰，对于饶宗颐综任《潮州志》纂修，极其赞许。1948年，饶宗颐在志书完成大半时，乃函请叶恭绰为该书做序。叶恭绰欣然允许，命笔撰序，对《潮州志》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盖民国建立后，吾粤以旧府属为范围所新编之方志，此尚为第一次”。
然而由于时局变迁，经济凋敝，修志馆在方继仁等热心侨胞的资助下，“赖众擎之力，事虽艰巨，稍有所成，而仓促付印”，原稿拟订50册，延至1950年代，饶宗颐又做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编辑了《潮州志汇编》，此书是饶宗颐利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明嘉靖郭震春《志》、益以《永乐大典》所收《三阳志》以及清代民国诸志，汇为古今潮志之集大成者，被称为中国方志史上之创体。1949年出版的《潮州志》仅15门20册，无卷首、目录，连叶先生撰写的序，也未能于其时随书刊行。饶宗颐一直以此为憾事。到2005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该志原有基础上，增编了卷首（序、述例、纂修题名、目录）、卷末二卷，补编《山川志》、《民族志》、《风俗志》、《工业志》、《戏剧音乐志》五个志稿影印出版。
在那个时代，饶宗颐的这部书，不是以地方的力量编成的地方志，因为修志中途官方不予支持，但最后该书还是能在三年这样短的时间完成。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也是饶宗颐相当大的成就，是利用地方力量，和个人的人事关系、史学知识。这一成就同饶宗颐以后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支持饶宗颐这个工作的本来是行政公署，是地方性的，但是到了后来，原来的行政专员郑绍玄，调任了，专员换了其他人，对修志不是很支持。饶宗颐就把汕头潮州修志馆脱离行政公署，另找人支持，保证了修志工作的正常进行。
早在1947年7月，第五区各市县局分担经费即中止拨付，修志经费无着，修志工作陷入窘境。其时，继郑绍玄任专员的喻英奇全不管修志之事，原两广监察使离任回潮的刘侯武毅然顶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着手四处募集经费。1947年9月起，幸得地方热心人士大力襄助，筹措基金5000万元，将息款充作修志费用。由此《潮州志》不受官方的左右，也就变官修为民修、为私修了。
怎奈物价又不断狂涨，货币已失作用，修志委员会于1948年3月、7月两次呈文专署乞请转饬潮安、潮阳、揭阳三县政府各向富户劝捐稻谷20石，共60石。至1949年初，以此维持修志人员的实物津贴。
面对时艰窘境，饶宗颐主动将有华南学院部分薪给用于补贴修志，并少领修志馆的薪水，如1947年8月，他只领40万元，而书记员则领75万元，使大家都可勉强糊口，经常吃稀饭，嚼杂菜，甚至枵腹从公，共同渡过难关。
此时，海外潮籍商人也纷纷援助之手，香港廖宝珊先生捐款200万元作为修志费用，泰国余子亮、香港方继仁等贤达，都对修志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方继仁先生付款补充修志馆的日常费用，还为修志人员到各县实地调查解决经费问题。在海内外潮籍乡亲的襄助下，《潮州志》的纂修任务才得以完成。
为筹措《潮州志》印刷经费，1949年5月，刘侯武、饶宗颐还奉函新加坡等海外侨领，宣传乡邦修志盛事，敦请“各同乡多方认购，惠借款项，以应急需，共襄盛举。”新加坡侨领黄芹生、杨缵文等发动乡亲踊跃订购70部，并即先付款5000港元。幸有开明官员扶持，修志人员专心敬业，海内外潮乡人大力襄助，《潮州志》才能基本修成并付梓发行。
当时支持饶宗颐修志还有香港商人方继仁，方继仁应该是饶宗颐整个生命中很关键的一个人。后来方继仁还跟饶宗颐念书，做了他的学生。方继仁是一个儒商，秉着文化命缘上的惺惺相惜，他不仅资助饶宗颐修志，且劝其留在香港，而且长期出资支持饶先生多次东渡日本遍访古籍，西赴欧洲整理敦煌文献。对于饶宗颐走入国际汉学研究主流，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