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治学境界
后辈晚学常常会探讨学界名人的成功之道，它犹如一粒璀璨的钻石，其各个棱面都折射着锐利的光芒。戴逸所行的漫漫学术道路，大致呈现三大阶段：大器早成，中岁蹉跎，晚年达到巅峰。对此，戴逸的几位学生都有不同角度的解析：
在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罗明教授眼里，“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目前高校的学科教育就存在窄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认为，“戴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
戴逸的女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深有感受，“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和我们这些在新中国长大的学者也不同，我们没有那种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也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
当戴逸本人被问及“成功法则”时，他认真思索后总结为“四字境界”：勤、苦、乐、迷，这四个境界贯通串联，循环往复，筑起一条成才之路。
成才之路的第一种境界是“勤”。回顾治学的经历，戴逸认为做学问没有捷径，靠的是勤奋，“勤”字首当其冲。“书山有路勤为径”，古今中外学有所成的都是勤奋刻苦的有心人。“业精于勤荒于嬉”，说的正是做学问要爱惜光阴，全神贯注，摈弃干扰，不能以天赋来替代勤奋，坚持不懈才是最关键的。宋朝王安石所著的《伤仲永》，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没有后天的培养和主观的努力，长大后只能庸碌无成。可见，仅有天分却不用功不可能成才，而天赋平常若能勤学苦读，也可以在专业领域里做出贡献。做学问的四勤为眼勤、耳勤、手勤、腿勤：眼勤，要多看书；耳勤，要多听老师的教诲、同学的讨论、大家的意见；手勤，要勤于记录，勤于思考，勤于写作；腿勤，要勤于跑图书馆，勤于查资料，勤于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如此这般，才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奠定攀登的基石。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和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成才之路的第二种境界是“苦”。“学海无涯苦作舟”，治学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坐在用“苦”字打制成的一叶小舟上，才能到达“乐”的彼岸。勤奋必然会很辛苦，书本啃不完，问题想不通，文章写不好，都会令人心神不定，苦恼情绪随之而来。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当地调适身心，矫正一下情绪。但凡要学有所成，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比如娱乐活动、朋友交往、家庭琐事等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只有如此地“自找苦吃”，发扬“板凳需坐十年冷”的精神，才会进入另一种境界。只有忍受眼前种种困苦、寂寞，不危艰难，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到底，才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成就学问。
成才之路的第三种境界是“乐”。苦与乐是一对矛盾，两者相辅相成，读书之苦中有乐、苦尽甘来，正体现了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古人说，“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这是因为读书自有一番乐趣，乐读于此中，可谓人生一大幸福。想想看，手执书卷，或吟咏、或默记、或回味，常年不辍，自然能心领神会，达到精神上的慰藉。譬如阅读历史书籍，一方书斋，青灯相伴，便可与古今中外的伟人们促膝谈心，感受他们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感悟他们在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时所做出的思考和抉择，个中乐趣是不亲近书本之辈体会不到的。尤其当研究工作有所进展时，则会令人欢呼雀跃，被巨大的快乐所包绕，足以补偿曾忍受过的种种苦楚。做学问就要沉浸到书山之中，忘却身外之物，努力地追寻这样一种苦乐境界。也许，在他人看来是一种苦差，而自己却乐在其中，因为深知读书让精神更加愉悦，让生活更加充实，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成才之路的第四种境界是“迷”。从勤于读书到艰苦读书，再到乐于读书，最后就是迷于读书，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迷是一种强烈的、深厚的感情，正是“乐”到极点，自然入“迷”。如果做学问对专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往情深如痴如醉，每时每刻都惦念着，就像《诗经》所说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全身心都专注在学业上，忘却世间事，那样日积月累，自然在各方面都超越他人，就会有所成就，对社会做出贡献。
对于勤、苦、乐、迷这四种境界，戴逸认为做学问只要循序渐进，就能依次进入其间，就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当然“勤”是最重要的，因为做学问没有锦囊妙计，唯其勤奋学习，才能达成后面三种境界。“勤”是前提，“苦”、“乐”、“迷”是由此而来的具体感受，这种感受势必起到推动的作用。从“勤”到“苦”，到“乐”，再到“迷”，入迷之后自会更加执著追求，更加勤奋努力，就又回到“勤”字，就像是螺旋形上升，这时的“勤”已上升为更高境界，是自觉自愿的“勤”。如此循环往复，从自身持久地产生前进的动力，不断奋进，永不懈怠，才能通往成功之路。无论沿途碰到多少坎坷、多少困难，只要明确学习的目标，誓不罢休。“立志高远，贵在坚持”，正是戴逸治学经验的毕生总结。
勤奋是成才的必要条件，那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和能力呢？对此，戴逸曾专门著文细致入微地阐述自己的看法。前人曾说，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虽然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只是这里有着我们新时代的考虑。“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史学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德高望重的史学家对此有深切的体会，这也是对每一位青年学子的具体要求：
首先是资料。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是从先验的概念、定义或某种框架、理论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但并非要研究者穷尽所有的资料。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资料无穷。因此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专攻某个学科的某门专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研究，去收集并积累资料。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类知识日益丰富，专业分工日益细密，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的学者了。
因此，需要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学问越广博，眼界越开阔，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深思。但个人的认知范围有限，时间有限，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因此，收集、整理和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切不可灰心丧气，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要有一股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就是前面说的“勤”和“苦”，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使你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其次是思想。收集和积累资料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思想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锻炼思考能力，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要发现问题，勤于提问，善于提问，勇于提问。提出问题可能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有了问题，蓄积于胸，以后就会为了寻找答案而力学深思，上下求索，从而取得研究成果。二是要善于发现矛盾，追溯究竟，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三是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
此外，经常阅读思想水平高的著作，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的哲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深入的思考，精辟的见解，严密的论证。只要认真去读这些哲人的著作，就会被一种思想的力量所吸引，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学习经典著作，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更是其思想能力。
思考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重要的是要重视这个问题，遇到困难和挫折，要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当然，每获得一些思想成果，都会有收获的乐趣在里面，这也就是前面说的“乐”。
再是文采。研究的成果要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这样就要讲究表达方式，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写文章发表科研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本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必写。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的文章晦涩难懂，这样即使你的文章很有价值，也会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没人愿意看。
写文章是很艰苦的，一篇精彩的文章，读起来优美流畅，如行云流水，但写作时却要冥思苦想，惨淡经营。当然，才思敏捷的人也是有的，但要写出好文章，仅靠先天的聪慧是不行的，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精心推敲。写文章力求精炼，提倡写短文章。应该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历史学家韩儒林先生有两句名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是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空话连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还有道德。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伟大的学者，其道德、文章均为世人所景仰。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强调。
其一，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做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真理。从搜集材料、思考问题、讨论交流到撰写论著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不能马马虎虎，不可追逐时髦，不可趋时媚俗。引出一条史料，拈出一个证据，都要查清来历，注明出处，不信手转引，人云亦云。下一个判断，必须谨慎，证据确凿，证据不足，宁可存疑。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至于有意的抄袭，剽窃，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
其二，治学应有谦虚宽容的精神。学术上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这会妨碍自己的继续进步。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虚怀若谷，胸襟旷达，骄傲自满就装不进新的知识。学问无止境，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抱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其三，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被斥责、唾骂，甚至遭到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献身。
撰写历史，涉及许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激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