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躺在沙发上，塔比泽夫人守护在他身旁，她说：
“我一定让季娜伊达回到你的身边！”
涅高兹面对这一切，大为震惊，他说：
“让季娜伊达跟你去吧！永远地跟你去吧！不过你要保证她以后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别让她提心吊胆……”
过了一段时间，涅高兹有了新的对象——米利茨·谢尔盖耶夫娜。他准备尽快结婚，以消除心灵的痛苦。再婚，必须有一份与季娜伊达的离婚证明。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也办了离婚手续。奈高兹与米利茨组成新的家庭。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也正式成为夫妻。
季娜伊达把两个儿子安置在幼儿园，生活走向平静。
帕斯捷尔纳克把全部精力放在写作和翻译上。
没有完成的采访
1932年7月初，斯维尔德洛夫州和全俄作家联盟邀请帕斯捷尔纳克到乌拉尔参观访问工厂、农庄，希望他能写些作品，来歌颂新的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接受了，但提出一个条件：携带妻子与孩子。
帕斯捷尔纳克夫妇还邀请一位女朋友，帮助他们照顾孩子们。他们先在斯维尔德洛夫市内乌拉尔宾馆住了将近一个月，后来他们被安排在州委别墅。别墅位于沙尔塔什湖畔，他们住进一栋四间的房子。当时食品供应相当紧张，老百姓的日子很苦，可是州委食堂供应的饭菜却很丰盛，还可以吃到热包子和黑鱼子。
他们刚刚在别墅里住下来，就有农民到别墅前来讨饭。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给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农妇一块面包。农妇放下10卢布便跑了。帕斯捷尔纳克追上去，把钱还给了她。
帕斯捷尔纳克觉得现实生活中矛盾太多，反差太大。主人请他去参观，被他拒绝了。他说他看见的事物已经够多了。季娜伊达劝他少发牢骚，牢骚无济于事，可是他说：
“我看到的是贫穷的现实，可是让我写的是生活如何富足，我能说假话吗？
农民的饥饿与不幸使他目不忍睹，便借口“病了”，于8月离开乌拉尔返回莫斯科。
原定参观访问三四个月，他只呆了一个多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帕斯捷尔纳克便到全俄作家联盟去向领导汇报。他说，他是从乌拉尔逃了回来的。他看不惯贫民处处伸手讨饭，而州委食堂里大吃大喝的现象。他也不会为这次采访写一个字，以后也不要派他去干这类差事。
文艺激战
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年轻的苏联文学各种流派非常活跃而又公开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
在这期间，帕斯捷尔纳克继小说《斯佩克托尔斯基》、长诗《崇高的疾病》、《1905》和《施米特中尉》之后，又发表了几部很有影响的作品，如《中篇小说》（这是一部小说的书名，是一部中篇）、《安全保护证》（这是一部随笔，记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文学道路）和《第二次诞生》（这是一本抒情诗集）。他积极参加了文学论战，与各种流派进行争论，无所顾忌地表明自己的艺术观点。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自己不善于讲话。速记员总为整理他的发言而犯愁，即使整理出来也令人难以看懂。因为他用词奇特，造句复杂。他的话常常被持反对意见的人作出另种解释，招来不少麻烦，甚至攻击。
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观点也不同寻常。有一次他在辩论会上反对讨论诗的技巧问题，他说讨论技巧就等于讨论“不幸”。他说艺术家不是工匠，工匠没有必要冒险，而艺术家必须冒险，“不冒险，世上就不会有一切”。又说：“我们这儿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平庸专政。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等等。
“拉普”分子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发表的是“反动言论”，因此对他的作品一再进行批判。
“拉普”会议上，有人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昨天还可以被看作是同路人，那么在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的今天，他再不是同路人了，他变成了资产阶级毒素的代表人物。”（特罗申科语，见苏联《文学报》1932年4月23日）流亡苏联的匈牙利作家马泰·扎尔卡（1896—1937）攻击帕斯捷尔纳克在阶级斗争中是站在营垒另一边的人。诗人苏尔科夫说：“有两种通用的标准，它一下子可以让我们辨认出诗的阶级属性。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接着，他下了结论：“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诗。对于他来说，世界不是在我们身外，而是在我们心内。”有人更是从庸俗社会学的立场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肆无忌惮地指责。
也有人对这一类“批判”持有异意。当某些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为人表示怀疑时，作家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明确表示对他的信任：“他所试探的一切，都是他的宏伟的激动人心的艺术，这种艺术发自人的心灵深处。我相信，如果我们同渡难关，比方说在海上航行，他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我们对他说：。请您用自己的艺术帮我们一把’，我相信他不会拒绝。如果现在我们需要攀登喀尔巴阡山或阿尔卑斯山——您，帕斯捷尔纳克同志，会帮助我们。”
帕奥洛·亚什维里认为马泰·扎尔卡的发言：“……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不是同志式的讨论，而是恐吓。我不知道，您能拿什么东西来恐吓维什涅夫斯基？——您有一枚红旗勋章，他也有一枚，我想你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吓唬对方，不过请你们不要吓唬我们——我们是第三者。”
这种争吵、谩骂、指责——反映出当时文艺团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极左思想的势力甚嚣尘上。就在这时，《真理报》公布了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23日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党以行政手段解散了“拉普”，提出大团结的主张，于是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
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高尔基任筹委会主任委员。他从国外回来，提出工作方案：派遣作家工作队到民族地区去调查当地文学现状，收集材料，起草大会报告等等。
1933年11月吉洪诺夫率领一个工作队前往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第比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也参加了，他当时还抱着向格鲁吉亚诗人索要诗的逐行译文，以便对翻译进行文艺加工。
阿谢耶夫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诗歌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又点名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说他“脱离现实”，“拒绝现代题材”，沉溺于个人主义的狭小世界里。
经过多次拖延，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终于在1934年8月17日在工会圆柱大厅召开。那次大会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显示了新生的苏联文学的实力，各民族文学的成长，还从理论上制定了文艺方面的创作方法。
高尔基是那次大会的主持人。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了词。帕斯捷尔纳克是大会领导机构的成员。
布哈林做了《关于诗、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把帕斯捷尔纳克、吉洪诺夫、谢里温斯基和部分地提到阿谢耶夫称为大诗人，说他们的创作对诗歌青年有决定性的影响。
布哈林还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鼓动诗”已经过时，现在需要总括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关于“现实性”，他认为也应当重新认识。真正的诗歌应当摆脱表面的肤浅，要有深邃的内涵，不是一说就可以明了的东西，而是要认识“从诗人的语言中渗透出的”思想，这样的诗才能够在读者心中引起另一种情景、形象和感情。作为例子，布哈林又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些诗，主要是《生活啊，我的姐妹》中的作品。布哈林也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所谓“自我中心主义”。他认为“封闭在贝壳中的个人感受”
是帕斯捷尔纳克对旧世界的一种反抗，而且帕斯捷尔纳克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已与旧世界一刀两断。最后，布哈林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杰出的诗坛巨擘之一，他的创作像一条线，线上不仅串上了许许多多抒情珍珠，而且献出了很多深邃真诚的革命作品。”
吉洪诺夫在自己的报告中以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崇高的疾病》为例，与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做了比较，认为前者提出了关于列宁的最好的诗句。
吉洪诺夫的发言，尤其是布哈林的报告，引起原“拉普”成员们的极大反感。首先发难的是苏尔科夫。他不同意说马雅可夫斯基的“鼓动诗”已经过时，他更不同意把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作为文学青年的学习榜样。
8月21日晚，帕斯捷尔纳克主持了大会的第7次会议。8月29日帕斯捷尔纳克在发言中又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诗是散文，这种散文不是某人的散文作品的总汇，而是散文的本体，散文的声音，是行动中的散文，而不是小说式的转述。诗是有限事实的语言，即能带来有效后果的事实。当然它和天下的一切东西一样，可能好，也可能坏，问题在于我们是保持它不被歪曲，还是把它糟踏，但是不管如何，正是它，即具有原生力度的纯散文才是诗……”
大会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曾在主席台上和高尔基并坐在一起。他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高尔基。他更没有想到会场上正有一位少女用贪婪的目光搜寻自己崇拜的诗人，而十几年后竞成了他的新爱。
帕斯捷尔纳克对大会抱了很大的期望。会议过程中，他觉得收获不大。不待大会闭幕，他就退席了。
高尔基当选为作协主席，谢尔巴科夫当选为第一书记，帕斯捷尔纳克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作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