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寿
1972年的2月，我们这一届学生走进了朔师。1972年，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头。折腾了近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似乎改变了面孔：学校开始招生了，教师能登台授课了，学生回到教室了。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被运动了六年之后，居然在绝望中看到希望与生机。经过几番推荐与选拔之后，我们怀着勃勃之情，开始了二年的中师生活与学习。然而“革命”毕竟是“革命”，师生们只能带着镣铐跳舞了。学生生活又就此开始，印象也就此产生。
印象之一：平民化的领导
1972年2月，农历正月十七，从山阴、怀仁、阳高、天镇——北同蒲沿线的学生集结在了朔县车站。口音虽然不同，但都带着时代的特征：男同学喜欢戴黄军帽，斜背着黄挎包，“为人民服务”几个字赫然在目；女同学一律扎着短辫（同学们戏称有两把锅刷子），衣服也不另类，一样的蓝或一样的黑。
车站广场上几个推自行车的和一伙没推自行车的中年人在招呼：“朔县师范的新生到这儿集中啦，跟着我们到学校去。”十几分钟后，自行车上挂满了行李。大家组成一条长龙，沿铁路线南行，脸上荡着春风，耳畔响起笑语，上铁路桥，穿恢河谷，朝学校迈去。
朔师生活就此开始了。
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推自行车的和徒步的人居然堂正地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们就是这所学校的领导：刘甦民、白廷汉、杨培森、李尧、韩秉友、赵涵秀、马海成、樊溥发……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他们不是学校的员工吗？堂堂的朔县师范的领导居然上车站接学生？会后，同学们窃窃私语：朔师的领导没架子。究其原因，大概是政治的“洗礼”抑或“灵魂”曾被“触及”。认识可能偏颇，但他们的确说话和气、态度和气、办事和气，连批评学生也和气。他们衣着朴素、居住朴素、作风朴素，连工作条件也朴素。
我曾去过刘甦民（校党委书记）的家，正赶上吃晚饭：几碟小菜、一碗稀饭、玉米面发糕。平民的膳食，与职位不相称。其实，当时学校的各级领导都不以职务自居，自然不官不僚。
清晨，学校各级领导与师生一齐起床，一起上操；课余时间，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平田整地，耕田种禾。所不同的是师生休息了，他们还在开会、学习，“革命本色”不能丢啊。在这样的领导面前，曾经是“红卫小将”、“造反一族”的“文革兵”也从未张狂过。
印象之二：无奈的教学
用“教学软件”来衡定，70年代初朔师的“教学软件”相对单一：一本教科书，别无他物。没有教师用书，没有参考资料，甚至连课外读物也寥寥。报纸是有的，但政治化的文章累牍，不感兴趣。我喜欢文学，但文学还在监狱里、牛棚中。教育的春天没有来到，文艺百花园自然一派凋零。唯一可订阅的是《解放军文艺》。不过，一片喊喊杀杀，读不出文味，放弃了。
课堂气氛似乎民主，教师从不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敏感的话题不提，纯知识以外的内容不涉及。教师们还经常到同学们中征求意见，一片和谐。特别是“工农兵学员”提出“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政治主张后，“臭老九”自然唯唯诺诺。
记得我写过一篇小评论，叫《学校应该有学校的纪律》。脱稿后想求得老师的雅正，于是敲开了我的语文老师丁明吾先生的家门。说明来意后，丁先生如捧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欲改不能，不改不能。只是诺诺地说：“鄙人不懂，鄙人不懂。”不是先生不懂，而是先生不愿介入，不敢敞开心扉评时论事。
听说弋玜老师藏书丰富，我很想借几本读读。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弋老师对我放松了戒备。弋老师上课去了，我还待在他的房间，间谍似地侦找老师藏书所在。教师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不愧被“运动”过的人，下课后就匆匆赶回。此情此景，我只能直言相告了。弋老师掂量再三，答应让我开个书单，帮我找找。一天后我终于借到了一本《艺海拾贝》，如获至宝。多年后我才知道，老师的几大箱书全藏在炕里。在书籍被禁锢的年代教师确也无奈，好在教师以个人的智慧保存了自己的所爱，也满足了好读者的心愿。时至今日，我仍感谢弋老师。他无奈地成就了他的学生。
印象之三：敬业的教师
七十年代初的朔师汇聚了一批精英。记忆中，可开出一串串名单；印象中，有一群群鲜活的身影：高济民、高树梓、张澈、常珂、刘同觉、许生亮、弋玜、李大丰、左立文、陈炀炯、刘志文、张同英、王运才、刘澜、靳翠芬、李宝彤、郭绍锦、王桂云、王淑娟、冯巧英……他们学识渊博，造诣深刻，是三晋的名流；他们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是朔师的瑰宝；他们任劳任怨，甘于奉献，是学生心中的偶像；他们谦和恭谨，君子风范，是世人的楷模。
高济民是我的恩师，也是我最钦佩的老师之一。在为人、为师、为子、为父方面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在师师中传承。
先生书卷气很浓，自然，治学严谨。面对我们这些曾已为人师的学生，也从不苟且。大概顽劣与率真是学生的共性，包括我们这些经历复杂的人。习作时偶遇自己不感兴趣的题目，便涂鸦了事。可先生从不敷衍，一个词、一句话、一种表达方式、一点认识、一种倾向，先生反复读、认真改、谨慎评。
听先生讲课，如沐春风。其时，中师无固定教材，教科书多由教师集体编选，篇目多、体裁杂。先生讲文学作品，激情喷涌，妙趣横生；先生讲史，如沧桑老人诉说着发人深省的过去：让你在笑声中萌发沉甸甸的思索，在凝眉中体会历史的精彩。
先生的教学放得开，不拘一格、旁征博引；先生的教学收得拢，条理清晰、主题突出。先生的语言时而俏丽、幽默，时而凝重、深沉。听先生的课不觉得累，只感到四十五分钟太短，兴致未尽。
先生的嗜好是吸烟，但从不一次吸一支。一支烟刚点上，猛吸两口就拧灭，灰烬尚温，又点燃了。询问其中原委，先生说：“省着点儿，省着点儿。”其实，香烟未省下，火柴也多用了。在那年头，买火柴也不易呀。我清楚，先生常常熬夜，在没有工具书，缺少参考资料的年代，要备好一节课，挖掘文本中蕴含的知识，全靠自我钻研。难啊。加上当时的九班的学生爱挑剔、能挑剔，给这伙人上课难上加难。高先生的教风一概认真、讲究。所以，备课——熬夜——吸烟，吸烟——备课——熬夜，熬夜——吸烟——备课，先生的晚上总跳不出这个圈儿。难怪，鲁迅先生一直处在烟雾缭绕中。
高先生是这样，当时朔师的教师哪个不是如此？清晨，和着钟声起床，值周老师生炉火，清扫教研组。其他教师与同学一起跑步、上操；白天坐班，或上课或批改作业；晚上学习，或政治或业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记忆中，没有迟到的教师，没有缺课的现象。课堂上既要陶冶学生，又不能掏心窝子说话；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绕开政治，难为他们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想潜心教学，不能；他们要潜心教学，不易。如果说，教学是艺术，在那个年代，教学成了特技。跳舞对舞者有较高的技艺要求，若带着镣铐跳舞，不仅考验了舞者，也锻炼了他们。
印象之四：勤奋的学生
当时的同学们清楚，我们被耽误的不仅是求学的年华，我们的知识也如同其时的物质一样匮乏。学校有教室，但教室不完全是读书的场所；图书馆有书，但读不到学生要读的书。办法总是有的。1973年能订到《广西文艺》了。我们几位喜欢文学的同学从生活费中抠出几块钱订了全年的杂志。我读杂志的办法是：先读作品，再写体会，后作“修改”。一篇文章反复诵读，不断咀嚼，在有心得后及时写下；过一段时间，在文章的空行间以自己的拙笔“修改”。先用蓝笔，后用黑笔，再用红笔。一般是狗尾续貂，然而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的确悟出了“道”。多年后孩子们翻检出我精心保存的几本“真迹”，还以为是我在练字呢，盛赞我的节约精神。其实个中滋味他们永远无法品尝。同事及弟子们羡慕我的文字功底，我内心的苦涩他们并不清楚。在特殊的年代，我们的特殊办法成就了我的语文素养，也培养了我的语感。
当时的同学们都在用功：夜深了，班主任和生活教导员检查就寝情况，玻璃一敲再敲：“休息吧，几点了！”我们学会了“游击战”：你来，我熄灯；你去，我点上；你在户外蹲守，我在被窝回味刚才读过的内容；你熬不动了，我精力正旺。时不我待，刻苦努力，以勤补拙，奋力赶上，这是当时我们一代人的心迹与行迹。
……
我不想评价那个年代，我只想怀念那些质朴的师长，我不想梳理往事，我只想把印象留在心底或纸上。或许零乱的文字能勾勒出其时母校的轮廓；或许残破的记忆能唤起同学们美好的回忆，或许粗疏的文字能一斑地显现出朔师的“魂”。唯愿岁月更替而爱岗、敬业、勤奋、笃行的朔师精神，能激励一代代人百折不挠，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