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你，”他说，“我就卖掉它，还清了债以后，还有剩下的钱用。”
她说不容易找到一个买主，他说有希望找到。但是她又问怎么样她才能卖出去。
“你不是有代理权吗？”他回答说。这句话像一阵凉风吹进她的心里。
“把帐单留给我！”爱玛说。
“啊！这何必呢！”勒乐说。下个星期他又来了，自我吹嘘了一番，说他经过多方的奔走，终于寻到某一位叫郎格卢瓦的人，这个人很久以前就看中了这块房产，不过他没有说肯出多少钱。
“多少钱没有关系！”她叫道。正相反，应该等一等，试探试探那个家伙。这件事值得出门跑一趟。她如果不能亲自去，他提出愿意去那里和郎格卢瓦接洽。他一回来后，就声称买主出到四千法郎。爱玛听到这个消息，不禁笑逐颜开。
“说老实话。”他又说了一句，“这价钱可真不赖。”
她立刻拿到了卖价的一半现款。她想付清欠帐，这个商人对他说：“凭良心说，看到你一下子就失掉这样大的一笔钱，我很难受。”
爱玛于是看了看那些钞票，心里想这两千法郎代表了无数次的幽会。她含含糊糊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啊！”他装出老好人的样子，笑眯眯地说，“帐单上愿意写什么全都可以写。难道我不懂家务事吗？”
他盯住了她望，手里拿着两张长纸条，在手指间滑来滑去。最后，他打开他的皮夹子，拿出四张记名期票，摊开在桌子上，每张是一千法郎。
“你在它们上面签个字，”他说，“全归你了。”
她很生气，叫了起来。
“可是，如果我把余额给你，”他放肆地说，“不算是帮你的忙吗？”
说着，他拿起一支笔，在帐单下端写道：“收到包法利夫人四千法郎。”
“六个月以后，你就可以拿到你卖房子的余款，而最后一张期票到期的时间我放在对方付款以后，你有什么担心的呢？”
爱玛被这笔帐弄得糊里糊涂。她耳朵边听见叮铛的声音，好像许多金币胀破了袋子，在她周围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呼声。勒乐在最后又解释说，他有一位朋友，叫樊萨尔，是卢昂的银行家，他可以贴现这四张期票，然后他会亲自把实际欠款扣下后的余数给夫人送来。但是他送给她的不是两千法郎，他只带来一千八百法郎，因为那位朋友樊萨尔理所当然地扣除了手续费和贴现费两百法郎。接着，他随随便便地提出要出一张收据。
“你知道……在买卖当中……有时候……还有日期，请写上日期。”
在爱玛面前展开了幻想能够实现的前景。她总算相当谨慎，留下了一千埃居，到期付清了前三张期票，可是那第四张偏偏凑巧在星期四送到了家里，夏尔大吃一惊，他耐心地等他的妻子回来，听她的解释。她没有把这张期票的事告诉他，是为了使他避免家庭琐事带来的烦恼。她坐在他的膝盖上，抚爱他，哄他，对他长长地列举了这一连串的赊购来的东西都是家中不可缺少的。
“总之，你会承认，这么许多东西并不太贵。”
夏尔想不出法子，立刻去求助于那位永远能帮忙的勒乐。勒乐保证他会使事情得到解决，如果包法利先生能给他签两张期票，其中一张是七百法郎，三个月到期。为了能到期付款，他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他的母亲没有写回信，而是亲自来他家了。爱玛想知道他是不是能从她那里弄点钱出来。
“可以。”他回答道。“可是她要看看帐单。”
第二天天刚亮，爱玛就跑到勒乐先生那里，求他再开一张帐单，总数不超过一千法郎，因为要拿出四千法郎的那张，就不得不说出她已经付了四分之三，因此也要承认卖房产的事。这件由那个商人安排的交易，事实上到以后才被大家晓得。尽管每样东西价钱都很低，包法利老夫人还是认为这笔花费太大了。
“地毯不能省掉吗？为什么要换扶手椅的套子？我年轻的时候，一家人家只有一把扶手椅，是给老年人坐的。至少在我的母亲家里是这样，她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女人，我对你说。不是每个人都是富有的！再多的家产也经不起大手大脚地乱花！我要是像你这样喜欢享受，我会羞得满脸通红！可是我年纪大了，倒是需要照顾，……看呀！看呀！要打扮！要摆阔！……怎么做里子的绸子要两法郎！别人买贾加纳薄纱（产于印度。）才十个苏，甚至八个苏，照样非常合适！”
爱玛仰靠在双人沙发上，尽量很平静地说：“唉！夫人，够了！够了！”
老夫人却继续教训她，断定他们最后要进济贫院。此外，这都是包法利的过错。幸好他已经答应取消那个代理权了……“怎么？”
“啊！他对我做了保证会这样做。”老夫人说。爱玛打开窗子，把夏尔叫来，可怜的男人只得承认是他母亲迫使他同意的。爱玛跑了出去，接着又迅速地回来了，把一张厚厚的纸很神气地递给老夫人。
“谢谢你。”老夫人说。她把委托书丢进了火里。爱玛大声笑了起来，笑声刺耳，很响，又连续不断。她的神经病又发作了。
“啊！我的上帝！”夏尔叫道。“咳！你也不对！你来了就和她争吵！……”
他的母亲耸耸肩膀，说：“这一切都是有意装出来的”。夏尔第一次反抗母亲了，他为他的妻子辩护，老包法利夫人因此一心想回去。第二天她动身了，到了门口，他还竭力想留住她，她回答说：“不用了，不用了！你爱她胜过爱我。你是对的，这是正常的事。不过，算了，你以后看吧！……注意身体！……因为我最近不会再来争吵了，像你所说的那样。”
可是夏尔面对着爱玛依然是十分尴尬，爱玛并不隐瞒对他的怨恨，认为他不信任自己。他只好一再恳求，她终于同意再接受代理权，他甚至陪她一起去吉约曼先生的事务所，请他另立一张和前一张完全相同的委托书。
“我理解这一点，”公证人说，“一位科学家不能受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的拖累。”
夏尔听了这句奉承的话心里感到宽慰。这句话给他的软弱无能包上了令人愉快的外表，他要操心的是一些重大的事情。下一个星期四，在旅馆的他们那间房间里，她和莱昂在一起的时候，她简直放纵极了。她又是笑又是哭，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叫送冰冻果汁来，又要抽香烟。他觉得过分了一些，但是她又这样可爱动人。他不知道她身上起了什么反应，会使她越加追求享乐的生活。她变得容易发怒，讲究吃食，贪图情欲的满足。她和他在街上散步，总是昂起了头，她说不怕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不过，有时候爱玛突然想到也许会碰见罗多尔夫，不禁全身哆嗦起来。因为虽然他们永远分手了，她总觉得还没有完全摆脱他的控制。有天晚上，她没有回雍维尔。
夏尔急得不知所措，小贝尔特没有妈妈，不肯睡觉，哭得连胸膛都要裂开来了。朱斯坦到大路上去干等。奥梅先生也走出他的药房。到了十一点，夏尔终于再也受不住了，套好了他的轻便马车，跳上车子，扬鞭赶马，清晨两点钟光景到了红十字旅馆。她不在那里。他想到办事员也许看见过她，可是办事员住在哪里呢？幸好夏尔记起了他的雇主的地址。他急忙赶去。天开始亮了。他看出有一家门上有盾形标识（挂在公证人等家门上的一种标识。），他上去敲门。门没有开，屋内有一个人大声回答他问的事情，同时不断地骂半夜里吵醒别人睡觉的人。办事员住的房子没有门铃，没有门环，也没有看门人。夏尔用拳头使劲地敲挡雨板。一个警察正好走了过来，他害怕了，便离开了。
“我真蠢，”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洛尔莫先生留他在家里吃晚饭了。”
洛尔莫一家已经不住在卢昂了。
“她也许是留下来照顾迪布勒伊夫人了。咳！迪布勒伊夫人死了已经十个月了！……那么她在哪里呢？”
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他走进一家咖啡馆，要来《年鉴》，很快地找到了郎珀乐小姐的名字，住在勒内尔-德-马罗基埃街七十四号。他刚走进这条街，爱玛在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他不是上前去拥抱她，而是向她扑了过去，同时大声问道：“昨天是谁把你留下来了？”
“我病了。”
“什么病？……你住在哪里？……怎么会病的？”
她摸了摸前额，回答说：“住在郎珀乐小姐家里。”
“我料到是在她家，我正要去呢。”
“啊！那就不必去了，”爱玛说，“她刚刚出了门。不过，以后你不要为我担心。你知道，如果我知道稍晚一点回去会使你这样惊慌，我就没有一点自由了。”
她用这种方法得到了许可，她日后想出去可以毫无拘束了。因此，她随意地、充分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当她想见到莱昂的时候，无论找个什么借口就走了。如果那一天他没有等她，她便去他的事务所找他。开始几次，他们都感到极大的快乐，可是不久他不能不说出真实情况：他的雇主对这样的打搅非常不高兴。
“好啦！走吧！”她说。于是他溜掉了。她希望他全身穿黑色衣服，在下巴留一撮尖胡子，就像画像上的路易十三。她想看看他的住处，她发现它太差了，他听了后脸羞得通红，她却没有注意到。后来她建议买些和她家里一样的窗帘，听到他说花钱太多，不同意买，她就笑着说：“哈！哈！你就是抱住那几个小埃居不放！”
每一次莱昂都要向她讲上次幽会以来他做些什么。她要他写诗，为她写诗，一首献给她的情诗，可是他写到第二行就总也不能押上韵，最后他从一本纪念册上抄了一首十四行诗给她。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虚荣心，唯一的目的是要讨好她。她的想法，他从不反对。她的爱好，他全都接受。说她是他的情妇，还不如说他成了她的情妇。她的话语充满柔情，她的吻使他销魂。她如此大胆地堕落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它使人费解，又不露痕迹，几乎无法觉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