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她两手抱住了他的头，在前额上匆匆地吻了一下，说声：“再见！”快步走下楼去。她走到剧院街，在一家理发店理一理鬓发。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店里点亮了煤气灯。她听见剧院里的铃声响了，招呼那些演员准备演出。她看见对面有一些面孔白白的男人和穿褪色服装的女人走过去，进了后台的门。屋子很小，天花板很低，在假发和发蜡当中，一只火炉嗡嗡响着，所以还相当热。烫发钳的气味，加上那双抚弄着她的头的油腻腻的手，很快就使她的头有些晕了。她披着梳头时候披的披肩，稍稍睡了一下。给她理发的那个伙计老是提出要给她化装舞会的入场券。最后她终于离开了！她走过了好几条街，走到了红十字旅馆。她穿上早上藏在长凳下面的木底皮鞋，在那些等得不耐烦的乘客当中挤着坐下去。到了山坡下一些乘客下了车，车里就剩下了她一个人。
每拐过一次弯，就能看到城里的灯火越来越多，在高高低低的房屋上面，形成一大片明亮的雾气。爱玛跪在坐垫上，漫无目的地望着这令人目眩的景象。她低声地哭起来，叫着莱昂的名字，对他说一些充满柔情的话，还有一个个吻，它们都消失在风中了。山坡上有一个可怜的流浪汉，他总拄着一根棍子在公共马车之间走来走去。他肩膀上盖着一堆破烂的衣服，戴了一顶顶上有洞的旧海狸皮帽，它圆圆的好似一只脸盆，遮住了他的脸。但是，他一把帽子拿下来，在原来是眼皮的地方，露出了两个全是血的大大的眼眶，肉碎成红红的一片片，从里面流出了脓液，结成绿色的痂，一直拖到鼻子，他的黑黑的鼻孔抽搐地吸气。要和人说话，他就把头向后仰，傻里傻气地笑起来，同时他那淡蓝色的眼珠不停地转动，向两边的太阳穴滚过去，滚到裸露的伤口边上。他跟在马车后面跑，嘴里唱着一支小调：“好太阳，暖洋洋，照得小姑娘想情郎。”
他接着又唱到了鸟儿、太阳和树叶。有时候，他光着脑袋突然出现在爱玛身后面。她吓得大叫一声，急忙避开。伊维尔和他开玩笑建议他到圣罗曼集市上去搭一个木棚，要笑着问他的情人身体可好。常常马车在前进，他的帽子会忽地一下从气窗飞进车子里，而他的另一条胳膊攀住脚踏板，车轮溅得他全身泥浆。他的嗓音起初微弱，像婴儿的哭声，后来变得尖锐了，在黑夜里拖得长长的，好似隐约的痛苦发出的模糊的哀叹。在铃铛的响声、树叶的沙沙声和马车的隆隆声当中，它仿佛从远方传来，使爱玛烦乱不安，并且像一阵旋风吹进了深渊，一直落进她的心灵的深处，又把她带到那无边无际的忧郁的空间里。可是伊维尔觉察到了车子不太平衡，就使劲地用鞭子抽打这个瞎子。鞭梢的细绳打到他的伤口上，他大叫了一声，掉到烂泥地上。
接着，“燕子”的乘客都睡着了，有的张着嘴，有的垂下下巴，靠在身边的人的肩膀上，或者用胳膊挽牢皮带。随着车子的摇晃，车上的人有节奏地摆动。车灯的灯光在驾辕的马的臀部上晃动，透过深褐色的布窗帘把一个个鲜红的影子投在车子里静止不动的人的身上。爱玛沉没在忧郁里，全身都在哆嗦，觉得两只脚越来越冷，灵魂像死去了一样。夏尔在家里等着她。每个星期四，“燕子”都是晚到。夫人终于回家了！她勉强地亲了一下女儿。晚饭还没有准备好，这没有关系！她没有责怪厨娘。现在好像这个姑娘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的丈夫看到她脸色苍白，常常问她是不是病了。
“没什么。”爱玛说。
“可是，”他说，“今天晚上你不大正常呀？”
“哪里，没什么！没什么！”
有些天，她甚至一回到家里就上楼去她的卧室。朱斯坦总会在那里，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服侍她比一个能干的女仆还要机灵。他把火柴、蜡烛台和一本书放好，再摆好她的短上衣，打开床单。
“好啦，”她说，“这样很好，你走好了！”
因为朱斯坦还站着不动，垂着双手，张大着眼睛，仿佛给突然而来的幻想散出来的无数的思绪缠住了一样。第二天真是可怕，以后的几天更加难受，因为爱玛焦急地要重新得到她的幸福。强烈的情欲，被记忆中的那些情景燃烧得更加炽热，到第七天，在莱昂的抚爱下，尽情地爆发了。他的热情却是藏在无限的赞叹和感激的下面。爱玛慎重地、专心地感受这种爱情，她有意表现出千百种的温存维护着它，一想到以后它可能会失去，倒有些害怕。她时常用忧郁而又甜蜜的声音对他说：“啊！你会抛弃我的，你！……你会结婚！……你会和别的人一样”。他问道：“别的什么人？”
“总之就是男人呀。”她回答说。接着，她有意做出一个伤感的手势推了他一下，又说了一句：“你们全都是些无情无义的东西！”
有一天他们冷静地交谈到人世间的希望总是幻灭，她也许是想试探一下他的嫉妒心，也许是迫切需要倾诉她炽热的感情，便好像无意地说到过去在爱他以前，她爱过某一个人，她急忙说：“和你不一样！”并且用她女儿的生命做保证，“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年轻人相信她的话，不过还是问她想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一个船长，我的朋友。”
这不是可以防止一切追问，甚至同时能提高自己的身价吗？因为这样的人肯定生性勇武，一向被人敬重，居然也摆脱不了她的魅力的诱惑。这时候，这个办事员不免感到自己的地位低微。他向往肩章，十字勋章，头衔。这一切她一定很喜欢，他从她爱花钱的习惯上猜得出来了。可是爱玛有许多荒谬的想法没有说出来。比如说，她想有一辆蓝色的轻便马车，套着一匹英国马，由一个穿着有翻口的长靴的青年马夫赶着，送她到卢昂来。是朱斯坦引起她产生这个古怪的念头的，他曾经向她请求收他做她的随身男仆。没有这样的马车，不会减少每次赶去幽会的乐趣，但是肯定会增加她回程中的痛苦。当他们在一起谈到巴黎的时候，她常常在最后喃喃地说：“啊！如果我们能住在那里那多么好！”
“我们现在不幸福吗？”年轻人抚摸着她的鬓发，温存地说。
“是的，是很幸福，”她说，“我真是疯了，来拥抱我吧！”
她对她的丈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亲热。她给他做阿月浑子奶油，晚饭后弹几首圆舞曲。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爱玛的日子也过得无忧无虑。可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说：
“是朗珀尔小姐给你上课的，对吧？”
“是的。”
“我刚才在列埃热阿尔夫人家见到她。我对她说到你，她说她不认识你。”
这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她却神态自若地回答说：“啊！她想必把我的名字忘掉了。”
“可是，”医生说，“也许在卢昂有好几位教钢琴的朗珀尔小姐吧？”
“有可能！”
接着她连忙又说：“我有她的收据，喏，你来看。”
她走到书桌那里，找遍了所有的抽屉，把里面的纸翻得一塌糊涂，最后连她自己也晕头转向了。夏尔一再劝她不必为这么几张不值一提的收据花这样大的力气。
“啊！我会找到的。”她说。果然，在下个星期五，夏尔在放衣服的那间小黑屋里穿长统靴，他在穿一只靴子的时候，感觉到在皮子和他的短统袜之间有一张纸，他拿出来，看到纸上写着：今收到三个月学费及各种杂费共计六十五法郎整。
音乐教师费利西·朗珀乐“真是见鬼了，怎么会在我的靴子里？”
“也许是从放在木板边上装发票的旧纸板盒里掉下来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她的生活就完全由许许多多的谎言组成，她用谎言遮住她的爱情，把它藏起来，就像用面纱掩盖住一样。这成了一种需要，一种癖好，一种乐趣，甚至到了这样的田地，如果她说昨天在一条街上是走的右边，那就应该认为她走的是左边。一天早晨，她照过去的习惯那样，穿了相当单薄的衣服动身了。忽然天下起雪来。夏尔正站在窗口看天气变化，忽然看见布尔尼西安先生坐着杜瓦什先生的小马车要去卢昂，于是他走下楼去，将一条厚披肩交给教士，请他一到红十字旅馆后就给包法利夫人。布尔尼西安到了那家旅馆，立刻便问雍维尔的医生的太太在哪里。女老板回答说她很少来她这里。
傍晚，本堂神父在“燕子”里看到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因此就对她说了自己当时的窘况，尽管这样，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因为他马上赞扬起一位讲道者来，说这一位在大教堂讲得十分精彩，许多有身份的夫人都跑去听。不过，虽然他没有要求她说明原因，可是以后其他的人很可能不会像他这样守口如瓶。因此她认为最好每次在红十字旅馆下车，让她的同镇的好心人亲眼看见她走上楼去，这样他们就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可是有一天，勒乐先生碰见她挽着莱昂的胳膊从布涅旅馆走出来。她很害怕，以为他会四处乱讲。他可没有这样傻。但是，三天以后，他走进了她的房间，关上了门，说：“我需要用钱。”
她说她没有钱给他。勒乐连声诉苦，又提醒她以前他是怎样处处照顾她的。夏尔签字的两张借据，确实爱玛直到目前才还清了一张。那第二张，商人应她的请求，同意换成两张，并且把还款期限延长得很迟。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没有付帐的购物单，有窗帘，地毯，扶手椅套料子，几件裙袍，各种化妆品，价钱达到两千法郎左右。她低下了头，他接着说：“可是，如果你没有现金，你有产业。”
他指出在巴纳维尔靠近奥马尔有一所破房子，它带不来多少收入。以前它属于老包法利先生的一个小农庄，不过这个小农庄已经被卖掉了。勒乐对那里的情况一清二楚，连有多少公顷地，四周邻居姓名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