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津津乐道的几个回合，都发生在这个阶段中。
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的回合，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逐步加强。林彪的名字，居然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里，还被康生说成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创举”。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回合，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一个又一个被清除。
顺他们者，青云直上，委以重任；逆他们者，统统打倒。一时不能打倒的，也要先拉下马来。
现在看，他们的“第五个回合”，纯粹是为了把要害部位的军权，夺到他们手中。总参谋长的位置自不必说，空军的机动能力强，又是林彪的“小舰队”所在地，不把空军政委搞掉，就不能把空军实权抓到手。卫戍司令的位置更为重要，对傅崇碧，他们很不放心。只有将这三个要害部位拿到手，他们搞政变、篡党夺权才会有重要的依托——“九一三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们的“第五个回合”，还有一个罪恶目的。就是借此把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杨余傅”有后台，后台就是“聂、叶、陈、谭”。这些人在周恩来、毛泽东同志的保护下，还没有被他们彻底打倒。以反“山头主义”为名，先将“杨余傅”搞掉，看谁还听这些老家伙的！看谁还保护这些“老反革命”！
他们的“第五个回合”，是一个大骗局。既骗了当时不明真相的群众，又骗了深居简出的毛泽东主席。
让我们将历史的日程，翻回到1968年的3月，重新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气氛，重新看看林彪、“四人帮”的卑劣行径吧！
宫廷政变式的逮捕
一阵急促尖利的电话铃声，把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吵醒。他下意识地看看桌上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到１点钟。是3月23日凌晨了。
他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秘书的声音：“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
秘书答应着，赶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
最近一段时间，余立金忙得不可开交，当晚11点钟，还在听取空军所属院校学习“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情况汇报。
这会儿他刚刚睡熟。秘书知道，余政委之所以忙，是因为司令员吴法宪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空军的事情顾不过来。
两天前的夜晚，吴法宪曾打电话请余立金到他的家中，向他交底：“空军的事情，你要多管。我在那边（军委办事组）忙得很哩。有些事情，你不用请示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余立金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说：“你是第一书记，应该报告的一定报告，这不能含糊。”吴法宪做出很真诚的样子，说：“你该做主的就做主吧，不必请示。”
余立金被叫了起来，他披着睡衣问：“什么事？”
“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
余立金说：“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说：“也是。”
走下楼梯，秘书问：“首长，还要不要叫警卫员？”“不要了，这么近。”余立金说着，走出楼门口。
秘书想，余政委和吴司令住的房子距离最多只有50米，都是在首长的住区内，住区的门口有岗哨，这里的安全是不会出问题的，也就没有再叫醒睡意正浓的警卫员。他年纪小，正是要多睡的时候。
走出余政委家的后门，门框有点活动，秘书说：“明天跟他们讲一讲，把门修一下。”
余政委没有说话，大步向前走去。北京严冬的夜，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刻。
寒风吹在脸上，冰凉冰凉，更显得寒气逼人。
吴法宪家的院门敞开着，两层小楼除了楼下客厅里有灯光，别处都是黑糊糊一片。客厅的窗帘很厚，透出微弱的灯光。
从院门到屋门口有20多米，院里种满了花草和果树，黑暗中显得灰蒙蒙的。
快到屋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窜出四条汉子，为首的一个问：“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他们。
这四个人忽地一下子扑上来，其中两个扭住余政委的胳膊，“咔嚓”一下，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挥动着被铐住的手，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进屋去说！”
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背。另外几个人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吴法宪的客厅。
这位红军老战士满腔怒火，对已经坐在那里的吴法宪说：“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凭什么铐我？”吴法宪的五短身材从沙发上弹起来：“铐你？铐你是好的！
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的政委！你们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
前来探病的吉普车
余立金被非法逮捕的时候，杨成武一家人正在梦乡之中。他的秘书张忠庆接到空军余立金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张秘书吗？我是单秘书。刚才吴法宪的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空军政委怎么能叫司令员的人铐起来？听到这个特殊的情况，张秘书觉得非同小可。他的第一反应是：要立即报告患美尼尔氏症在家休息的杨成武。
他站起身，又迟疑起来，猛然想起了今晚来探病的三位不速之客。
第一个是吴法宪。
吃过晚饭不久，吴法宪的黑色吉普车来到杨成武的家。
秘书见吴法宪来了，正准备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嘿嘿一笑：“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
吴法宪走后，秘书觉得空军司令员来汇报工作，还是需要向代总参谋长报告一下的。
秘书走进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将这一情况作了报告。杨成武说：“你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不要让他来了。”
秘书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找到了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问：“吴司令员现在哪里？”
“正在开会。”
“能不能找他一下？”
“恐怕不行。首长交待过，开会时不能找他。”
“请你转告吴司令，开完会给杨代总长这里来个电话。”
……
第二个、第三个是林彪的秘书。
深夜12时30分左右，门卫报告说：“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张秘书忙出来迎接他们。两位来者单刀直入地说：“101（林彪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他的病情如何？”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我们来了，总得要见一见。”
林彪派人来探病，并且执意要见，秘书只好领他们走进杨成武的卧室。
杨成武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已经睡熟了。秘书把他叫醒。
林彪的两个秘书走到杨成武的床边，一个说：“101对首长的病情很是关心，特让我们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他们又说了几句安心养病之类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他们，张秘书回到办公室。
刚刚打个盹，空军的电话就来了。这三个不速之客与吴法宪铐走余立金有什么联系吗？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杨成武的卧室。
接电话的是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完秘书的报告，她很吃惊，说：“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哪里知道，林彪一伙的黑手，正在越来越近地向他们伸来。
凌晨２时许，驻杨成武家附近的卫戍部队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不许开灯，不许喧哗，由来人带领，一口气被拉到了景山。
与此同时，新来的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楼里。“咚咚咚”的敲门声、喊叫声、呵斥声乱作一团。“出来！”“不许动！”
“跟我走！”杨成武的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赶进了楼下的客厅里。门口站了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到了楼上，敲开了杨成武的门。
杨成武穿一身睡衣，站起来看了看他们。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李作鹏站在后边，眼睛被那副变色的眼镜挡了个严严实实。他们身后的战士手执短枪，如临大敌。
杨成武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想问问总理是怎么回事。可电话线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
“怎么回事？”他火了。
邱会作很有几分得意地笑着。
李作鹏仍旧在一旁不动声色。
“走吧。”随他们来的人催着。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搞的？他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抬脚迈出屋门。邱会作带来的“警卫”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进厕所。
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外面发生了大的变故。他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的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
杨成武的这几句话，震慑了邱会作。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审判邱会作时，他还说：“想起杨成武的那句话，至今我还心惊肉跳。”
杨成武走下楼梯的时候，心里很不平静。两天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去世，刚刚火化。由于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将生父送去火化场，只能在父亲的遗体前肃立默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７７岁的老母，此刻也被他们关在了客厅里。此去凶多吉少，需要和老母亲说两句话。母亲失去了老伴，身体又多病，儿子若再有个三长两短，她能承受得了吗？
“我要跟我的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一个粗暴的小头目毫不客气地拒绝。
杨成武气得脸色青紫，他晃动着魁梧的身躯，用肩膀把讲话的人顶到一边——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大的劲头，竟把那人撞了个趔趄。
他走进客厅，望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坐在冰冷的乒乓球台上，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老人家受苦受难一辈子，到晚年只希望儿子为她养老送终啊！
杨成武毕竟是久经考验的战将，他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这是吴法宪搞的！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
老妈妈点了点头。她听懂了儿子的话。
杨成武又对家人、秘书和警卫员说：“要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事情会搞清楚的。”
“快走，快走！”
杨成武走出屋门，见有辆黑色的吉普车停在楼门口。车门打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邱会作捷足先登，钻了进去。李作鹏伸伸手，示意要杨成武进去。等杨成武进去后，他也紧跟着钻了进去。邱会作和李作鹏一左一右给他“保驾”。
车子在京城的小胡同里钻来钻去，杨成武警惕起来，问：“去哪里？”
“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往西走？”
“为了安全。”
这次，他们并没有骗他。车到西四后，转弯向东，经西安门、府右街直朝正南，到六部口往东，车的左侧出现了中南海新华门的卫兵，右侧很快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灯光。
杨成武神经异常紧张。他不知道在这座雄伟的建筑里面会发生什么。不过，这位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将军抿紧了嘴角，准备迎接突然袭来的一切。
凌晨2时的突然任命电报大楼的时钟，响亮地敲过了12下，已是1968年的3月23日。
此刻，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里，第六层会议室灯火通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及报社的负责人，正在讨论一篇即将见报的、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社论。
这里的气氛，显然不像外面红卫兵小将开会时那样热烈，那样激奋。可能是由于连续工作造成的疲劳，与会者不停地吸烟，扯几句与社论无关的话题。
忽然，会议室的黑色电话铃响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站起来接电话。
电话是公安部部长、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
“傅司令员，请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凌晨１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我们。”
傅崇碧答应着，心想，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间接见团以上干部呢？旋即又想通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总理、中央文革小组也经常是工作到凌晨，这会儿接见，又有什么奇怪的？
他马上让秘书通知司令部值班室，并且关照一位副司令，立即赶到大会堂，做接见的安排。
随后，他拿起电话，通知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又向开会的同志请了假，而后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夜里１点多钟，是北京最宁静的时候。十里长街，华灯闪亮，路边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行人，西北风吹得撕落的大字报沿街飞舞。不知什么单位的广播喇叭，还在哇哇作响，断断续续地传来：“……与人民对抗……血战到底……决不收兵……”司令员靠在座位上，长舒了一口气，把眼前的情景和一年前的情景做了对比。那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红卫兵，挤在北京街头，乱哄哄的令人烦躁，现在毕竟安静多了。作为卫戍司令的他，希望这座大都市宁静，而不是混乱。
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卫戍区的干部已经齐刷刷地坐在那里。几位当时军队总部的负责人，站在队伍前面，小声说着什么。傅崇碧一问，才知道林彪正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
他问一位副司令：“他们（指团以上干部）吃饭没有？”
“现在，”副司令看着手表，“吃什么时候的饭？”
傅崇碧知道，等待接见，时间是没有准的，有时要两三个小时。他转身去找人。
正好，汪东兴从对面走过来。“汪主任，这会儿他们都饿了，你能不能给搞点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