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物生在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耦。”这种根源于阴阳二元论世界观、偏爱成双结对的民族心理，是对偶句式得以产生并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前人的许多论述，也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文心雕龙·丽辞》：
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体植必两，辞动有配。……
《文镜秘府论·论对属》：
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
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
文之骈，即数之偶也。……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此岂人为之哉！
李兆洛《骈体文钞序》：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
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
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太极生两仪，倍之为四象，重之为八卦。此一生两之说也。两之所该，分而为三，淆而为万，万则几于息矣。物不可以传息，故还归于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两而至于一之说也。
上述古代名家，论述的主要是文章特别是骈文中的对偶句，即骈偶的哲学渊源，而骈偶是楹联形成中的重要阶段之一。因此，上述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关于楹联产生的哲学探源。
第三节语言寻根
有人说，汉语言及其文字堪称是一种“语言魔阵”和“文字魔方”，在世界语言之林独一无二。用汉语言文字创作出来的楹联、诗词，皆是世界文艺园地的奇葩，既无法为其他拼音文字所仿制，也不能在其他语言体系中获得对等的翻译。被誉为“中华国粹”的楹联，情形更是如此，叫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kǎchē”与“jīpǔ”，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虽然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是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
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他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
第四节对仗之路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对偶阶段，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至南北朝。
在我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殇。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
《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乘肥马，衣轻裘”、“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
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开始被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其中对偶句亦较多运用。汉乐府中对偶句更趋工整，俨如后代律诗中的联句。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
在上述各种文体中，对偶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运用，并非文体的格律要求；二是字数多从三字到七字之间；三是对仗很宽松，字数、词性、句式大体能相对，但缺乏平仄的对仗。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意义的排偶较早起，声音的对仗是从它推演出来的。”
第二阶段是骈偶阶段。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兴于魏晋，盛于南北朝。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它崇尚对偶，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又称排偶或骈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评价骈体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现举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段为例：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对偶名句。这种对偶句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骈体文有三个特征，即四六句式、骈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变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对偶、六字对偶、八字对偶、十字对偶、十二字对偶。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
第三阶段是律偶阶段。律偶是格律诗中的对偶句。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溯其源，则始于魏晋。但魏晋之际，只以宫、商之类分韵，还没有四声之名。南北朝时，由于受佛经“转读”的启发和影响，创立了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声调，应用于中国诗文，遂成平、上、去、入四声。其间，周颙作《四声切韵》，沈约作《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并根据诗歌要求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特点，经过创作实践的摸索，总结出诗歌必须“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的原则。于是，诗文的韵律日益严格。对偶句的格律由骈偶发展成为律偶。
在沈约、谢朓的“永明体”诗中已有比较工整的律偶。如：“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等。从齐梁“四声”、“八病”说盛行之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了唐代，律诗达到了严格精密的阶段，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对。这就是标准的律偶。举杜甫《登高》即可见一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天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极为工稳。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
除五、七言律诗外，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间各联也都对仗。
律偶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最后定格为五、七言；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声律对仗已成熟。
综上所述，汉文学的对偶句式历经了至少两三千年，经由排偶、骈偶、律偶三个阶段，“对称原则由意义推广到声音方面”，到盛唐已发展至尽善尽美。唐代诗人的对仗技巧已炉火炖青。如果把楹联比喻成孕育在诗文母体中的胎儿，那么此时的胎儿已是完全发育成熟，即将呱呱坠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