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80年到1839年，清王朝先后发出过45道禁烟令，结果仍然禁而不止，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正如坚持禁烟的林则徐（1785-1850）所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福建侯官（福州）人，嘉庆年间进士。他痛感鸦片流毒中华造成民穷兵弱银枯的恶果。他三次复奏道光皇帝，从兵和饷两方面击中统治者的要害。道光皇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决定禁烟。1838年12月，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禁烟。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采取断然措施，收缴英国和美国鸦片贩子的鸦片，并自1839年6月3日至25日，将缴获的2万余箱鸦片在虎门全部当众销毁。林则徐虎门销烟使英国几十年来迅猛增长的鸦片贸易遭到严重挫折。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由懿律担任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侵华战争决议案，决定派兵用武力侵略中国。
最后，英国用武力手段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0年6月，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近4000名士兵组成的侵华军队——“东方远征军”抵达中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之初，广东军民已有防备。1840年2月，接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也加紧战备，广招渔民水勇，以守为战，侵略者无隙可乘；7月初，英军转而进犯福建厦门，也被刚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英军继续北上，攻陷浙江定海；8月，到达天津海口，并用武力恫吓，向清政府提出割地、赔款要求。
昏庸愚昧的道光皇帝以撤职查办抵抗派首领林则徐、邓廷桢来换取侵略者的退兵。8月20日，道光命投降派首领、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大沽口以屈辱条件乞求英军退兵；9月，又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与英军进一步谈判。
但英军无意罢兵息战，蛮横地要求割地、赔款，并于1841年1月27日，攻占广东沙角、大角炮台。道光一怒之下决定对英宣战，并派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前往广东指挥作战。但卖国的奕山竟荒谬地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推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并拒绝派兵援助在虎门炮台英勇抗击英军的关天培，导致炮台失陷。5月27日，奕山即可耻地向英军投降，并签订了《广州条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银元，清军退出广州城60里。
但是，战争没有因为屈辱的《广州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英军要获取更大的权益，于是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8月下旬，英军迅即攻陷福建厦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又连续攻陷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10月中旬，道光派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兵3万前往浙江作战，结果竟于1842年3月全军溃败。至此，腐朽的清政府不敢再战，决计求和。1842年5月，英军攻占了浙江海防重镇乍浦；6月，攻占了吴淞炮台；7月，攻陷镇江；8月初，英军军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直逼南京城下。清政府全权代表伊里布等完全屈服，很快接受了侵略者的全部要求，于8月29日同英国签订了卖国的《南京条约》。
至此，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的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大门就这样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自此被迫纳入世界现代化变革的轨道。
2.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甚至掀起对中国的瓜分狂潮，以及外国商品和资本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再加上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使得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部分变化。
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统天下的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器工业和近代商业。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分化。
首先，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业商品化开始有一定的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经济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为主的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开始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农产品，从而打击了落后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进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程。在外力的推动下，中国人为了追求国家富强，发展起来了一定的民族资本机器工业，也给予自然经济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同时，随着航运、公路、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城乡经济之间的联系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当然，自然经济的这种解体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侵略和出口贸易的需要而被动开始的。它不仅未能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未能根本改变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且增加了农村生产的不稳定性和对商业资本的依附性。因而，农村小生产者受到的剥削反而更加严重，不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还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
其次，晚清手工业状况的变动和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鸦片战争后，传统手工业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些与进口洋货直接对抗的手工业，受到洋货的冲击而衰落了，最突出的是农家棉纺织业，还有土法炼钢、制针、制烛、木板印刷等。陕西的树木采伐业、广东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业等，则因自然原因也开始衰落。历史上因自然经济分工形式存在了数千年的一些官府手工业，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如传统军火手工业和传统铸钱业，逐渐为同类的机器制造业所代替。而与此同时，那些土洋长期并存、机制品无法完全取代的手工业品，如造纸业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较少受外国商品竞争或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手工业继续发展；一些依附于国际市场和适应外国资本需要的手工业，如制茶业、丝织业、铜锡制造业、榨油业等得到较快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有初步发展。上海作为开埠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城市之一，逐渐替代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较早地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其中，在推销外国商品方面，得到显著发展的有洋布、五金、西药、颜料等行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不是由传统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演化而来，而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最主要的是官办洋务企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出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抵御外侮的需要，首先重点发展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
最主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在军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19世纪70年代后，一些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出现的民用企业也开始发展。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与此同时，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民族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866年出现的第一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开始，到1894年，共创办近代资本主义制造业160家。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以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朝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再加上中国自然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商品市场不断扩大，于是形成了1895-1898年和1905-1908年两个设厂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外国在甲午战争后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力，投资范围扩张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业、矿业、能源、铁路、航运业等各个重要的产业部门。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在华投资大规模增加，并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比如，1911年，中国铁路总里程9618公里，其中外国投资者占93.1％；1897年，在中国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中，外轮占76.8％；1895-1913年，外资在中国设立的纺织、面粉、卷烟、造船、机器制造等工厂有104家。外国不仅在工业等产业领域在华投资，还在金融、商业贸易等领域进行投资，并占据优势地位。总之，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命脉，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向前发展的根本障碍之一。
再次，晚清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动，并产生了新的阶级阶层。
随着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一定程度的解体，再加上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阶级结构的变化。近代中国阶级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仍然是社会的主体，但有了一些变化。地主阶级基本上仍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维护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其中出现了一些军人地主。农民阶级由于土地兼并加剧，经济状况日趋恶化，也就加速了分化。随着地权的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占乡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数的70％～80％，而占乡村人口90％的劳动人民只占有土地总数的20％～30％，大批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向佃农和雇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