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封建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这个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全部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
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完整的封建专制制度，它具有顽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各朝代共守的重农轻商制、两汉以后的儒学独尊制、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制等，都服务于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使其更为巩固有力。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封建专制主义下，一方面专制统治更加严厉，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更加昏庸腐朽。到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到了危机四伏、极其腐败的程度。清朝入关后，“清承明制”，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皇权是一切权力的中心，全国上下有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维系着皇权的统治。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统治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解民众疾苦，日益昏庸腐朽；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追逐利禄、搜刮钱财，无所不用其极，吏治日益败坏。特别是自皇帝起，各级享有特权的满族大臣，无不过着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糜烂生活。乾隆时的宠臣和珅，在嘉庆朝被参处死后，抄出他的家产达8万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10年的财政收入。至于地方官吏，也是徇私舞弊、中饱私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对他们的写照。与政治腐败相联系的是军备废弛、军力衰败。清王朝面临全面崩溃。
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更体现在文化专制主义上，严禁结党，大搞文字狱，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惩处一些犯有违忌言行的人，其程度极为凶狠严厉。这必然使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一片沉寂。为进一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实现文化专制主义，历代清朝皇帝都以超出前代的热情大力尊崇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地收集、编撰和注释古代典籍。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无奈纷纷钻到故纸堆里，逃避现实问题，从事传统文化的整理。因而，这一时期是一个最缺乏思想创造性的时代，是文化观念最保守的年代。
第三，自我中心主义的“华夷”观念和闭关锁国政策，更使中国游离于世界之外，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进而失去了保持大国地位的宝贵机遇。
古代中华文明的主要承载体——华夏民族是农耕民族，华夏文明以农业文明为其特色。它一方面重视农业，视其为社会财富之源和“本业”，另一方面轻视商业，将其看作“末业”，主张“强本抑末”、“重农抑商”。这种轻商观念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视野。古代中国各族人民的足迹，虽然曾经西至波斯湾、东至日本、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和斯里兰卡，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强固的政治体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和封建保守的思想观念，中国仍然是一个以闭关自守为主的国度，农村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天地，所谓“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正是这种小天地的写照。
与封建小农经济和轻商观念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极为突出，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是一种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心态。特别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亚洲国家和民族最先进的地位，文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无以匹敌，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由此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
“华夷”观念中以中国为尊、天下一统的思想，在封建前期汉、唐等国势强盛的时代，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开放。那时对外交往的扩大能充分满足统治者“天朝上国”的心理优越感，因而有了张骞通西域、唐盛世敞胸欢迎世界各地来客、明初郑和远洋船队七次下西洋等。但是，“华夷”观念本质上并非外向和进取的，其中在强调华夏为尊、天下一统的同时，还要求“严华夷之防”，这在封建后期尤为突出。特别是清朝时期，由于外部形势的变化，对“华夷之防”更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正式开始闭关锁国，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中的自我中心和保守主义的本质。
早在明代的时候，为了应付倭寇的侵扰，就曾严格海禁。清代从顺治元年到康熙23年（1644-1684）的40年间，为了对付抗清势力，令沿海一带“片板不准下海”，“片帆不准入口”。1684年，清朝统一台湾后，曾逐渐放宽海禁。但到康熙56年（1717），海禁又趋严格，除保留东洋贸易外，对南洋贸易，只允许外人来华，禁止中国商人前往贸易。乾隆22年（1757），又将外商来华通商口岸限定在广州一地，关闭江、浙、闽三口。这种基于小农经济和“严华夷之防”下的文化自我中心的闭关保守主义政策，不仅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更限制了中国人世界视野的形成，使清朝统治集团更加闭目塞听、保守自大、拒绝进步，形成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终使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3.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正当中国处在清王朝封建专制的桎梏下停步不前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循环往复的封建社会相比，西方国家则较快地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步入近现代历史的新时期。
西方近代历史发端于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提倡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崇尚现世的世俗生活，从而将人们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神学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在此期间，科学技术有了划时代的发展，水力和风力发动机、冶金、纺织、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重大进步。特别是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定律，实现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医学家维塞留斯出版了《论人体的构造》，开创了近代解剖学等等。这一切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宇宙观以及新的观察、认识自然的理论和方法，近代自然科学于焉兴起。西方资本主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又引发了欧美一系列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从16-18世纪，荷兰、英国、美国、法国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革命斗争，从根本上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或民主共和国。起始于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更使资本主义创造了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先进的生产力，标志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
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纺织业。到80年代，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工业革命迅速遍及机器制造、冶铁、采掘和交通运输等部门。19世纪初，汽船的发明、蒸汽机车的使用，使交通运输业更是突飞猛进；而交通运输业的突进，又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全面发展。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纺织、冶金、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部门，英国纺织品行销世界各地，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在此期间，工业革命又很快向欧洲大陆和北美发展，法、美等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推动着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的向外殖民扩张，而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是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联系在一起的。
殖民侵略和扩张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之一。
西方国家大规模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开始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1492年10月，哥伦布航行发现了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对南北美洲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和殖民征服。麦哲伦环绕地球后，西班牙又在亚洲征服了菲律宾，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和东印度群岛。葡萄牙还在非洲海岸、印度沿海口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商站和殖民据点。整个15-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惜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富，派出一支支远征队，进行地理发现和殖民扩张，以建立尽可能大的殖民帝国。但进入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则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更大的殖民帝国。英国不仅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后又扩张到加拿大地区；法国则在路易斯安娜和加拿大地区进行殖民活动。在大洋洲，英国占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亚洲，英国获得了孟加拉，又征服了印度，并在19世纪中期，成为整个印度次大陆的主人；与此同时，英国还占领了新加坡、缅甸和阿富汗等。而法国则在此过程中，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进而入侵了交趾支那等。
在这场疯狂而野蛮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过程中，各殖民帝国已经开始将殖民触角伸向中国。早在1637年（明崇祯10年），英国武装商船首次来到中国，并发生了炮击虎门炮台的挑衅事件。法国商船最早在清初顺治年间就来到中国，后来还成为较早的以传教为手段在中国扩张势力的国家。美国在英国承认其独立后的第二年（1784），即派“中国皇后”号商船绕道好望角来到中国。美国虽然来得较晚，但对华贸易发展很快，到19世纪初，即已占据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北方的俄国，在16世纪后半叶即已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特别是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18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起来的俄国，开始从北方觊觎着中国。可以说，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扩张过程中，正以各种借口，伺机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而作为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正充当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一个将改变古老中国行进方向的事变，正在酝酿。
二、外国入侵下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现代化轨道
1.鸦片战争与中国国门被打开
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打开中国大门经历了几个阶段。
英国资本主义的崛起虽比西班牙、葡萄牙落后，但后来者居上，而且发展速度很快，对世界的殖民扩张也更为迅猛。在亚洲，英国完成了对印度和新加坡等地的殖民统治后，对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市场，更是馋涎欲滴，打开中国大门的欲望极为迫切。但中国毕竟是一个东方大国，英国殖民者对于如何打开中国大门一开始心里没底，因而尝试了多种手段，力图打开中国大门。
首先，外交手段。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英国人曾多次企图探巡从西北通往中国的航道，均未成功，只得沿着葡萄牙、西班牙开辟的航线东来。1583年、1596年，英国女王两次致书中国皇帝，均因船只中途受阻，信未送到中国。到1792年，英国政府派马嘎尔尼作为特使，正式出访中国，要求清政府在开放广州之外，增开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派官员常驻北京，并要求在沿海为英国商人觅寻居留地。清朝政府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
1816年，英国又派使臣阿美士德来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其次，经济手段。英国人用外交手段不但没有打开中国的大门，反而悲惨地失败了，但他们不打开中国的市场决不罢休。于是，在外交的同时，就开始凭借其价格低廉的商品力图从民间打开中国的大门。从1786年起，他们就开始推销其棉纺织品等。但是，清政府先后制定了《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一系列规章条例，以限制中外贸易，防范外国在华商人的活动，对内地商民与外商的往来交接严加管束。这种闭关政策防止了外来势力的渗入。再加上英国棉纺织品价钱太贵，竞争不过中国的土布，造成多次亏本；相反，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药材等却在英国畅销。
这一切使中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中外贸易中，始终保持着优势。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对英国的贸易，每年仍有200万～300万两白银的出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殖民者开始采取更为卑劣的鸦片手段。
第三，鸦片手段。鸦片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可用作药材，具有催眠、镇静、止痛的功效，原产南欧、小亚细亚，后传入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一带。清初，吸鸦片烟的恶习开始传入中国。历代中国统治者都禁止民间买卖这种特殊商品。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发现无法用正常商品打开中国市场，竟充当起鸦片贩子的可耻角色，向中国大量非法走私鸦片。
到1838年，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竟有4万箱鸦片运进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包括1/5的中央政府官员、约4/5的衙门胥吏和大批士兵卷入吸食鸦片的队伍。据外国人估计，仅1836年，就约有1250万吸食者。从此，中国大量黄金白银外流。原先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有盈余，鸦片贸易后，一变而为年年入超，使银贵钱贱，农民负担因而大大增加。同时，与鸦片非法走私相连的行贿、贪污、欺诈盛行，英国鸦片手段一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