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列维更是明确地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问题提出了四个互相联系的命题：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requisites）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prerequisites）。也即不能将启动现代化的条件与维持更高程度现代化的条件混为一谈，虽然维持较高程度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与获得它的先决条件相一致的情况不是绝对的没有。第二，早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虽然比如在技术方面，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由早发展现代化国家创造出来了，后来者不需要再去重复同样的过程，只要引进和借鉴就可以形成启动现代化的技术上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两者现代化起步时的条件可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三，同是后来者，这个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是另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后来者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并不相同，而这种历史基础是在分析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时决不能忽视的。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列维举例说，一般人都认为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以及开放性的阶级结构，既是现代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这种社会得以维持的必备条件，但在一定条件下，封闭性阶级结构可能比开放性社会结构更有利于开始现代化进程。如传统中国社会中开放性的阶级系统，但却造成商人鼓励自己的后代进入政界，不再去经商，从而妨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本阶级系统相当封闭，因不存在可能性，商人的后代会安心从事商业，这反而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但列维的这几个命题确实很有启发。
其次，关于后发展现代化的经济特征问题。
究竟后发展现代化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学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提出了所谓的“迟到的现代化”问题。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条件，有许多方面不同于18、19世纪的欧洲，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因素：
1.第三世界各国的国际纠葛意味着他们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对那些年轻国家的自我意识和身份地位来说，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难困境。
2.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一大堆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工业化国家是前后相继发生的，因而容易把握。
3.民族自决权的削弱使日益增大的技术差距变得越来越难以弥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迟到的现代化”的假说得到了最清晰的证明。当年的欧洲国家要弥合与英国蒸汽机的差距，比起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要适应电子计算机时代来，是容易得多了。从这一点来说，第三世界国家是落伍的国家，他们所处落后的位置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日甚一日地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工业国家的技术转让。
4.自主性的削弱，其特征可以见于工业化发展目标的表面设计，但工业社会的一些危险问题却被忽略了。
既然是“迟到的现代化”，就应该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格尔申克隆模式”和“希施曼模式”是其中的代表。
“格尔申克隆模式”是指格尔申克隆在总结所谓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过程时所提出的“追赶（catching up）模式”，也被称做“大冲刺（great spurts）假说”或“后发性利益假说”，是由对19世纪的德、意、俄等欧洲后发展国家的经验分析推导出来的。格尔申克隆首先设定了八个对比类型：土著型-诱发型；强压型-自发型；生产资料中心型-消费资料中心型；通货膨胀型-通货稳定型；数量变化型-结构变化型；连续型-断续型；农业发展型-农业停滞型；经济动机型-政治目的型。在这八项对比类型当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按公式划分，可以得出以下六种形态：
1.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工业化的起步就越是缺乏连续性，往往呈现突然的大冲刺形态；
2.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强调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倾向就越是明显；
3.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它就越是强调生产性产品而非消费性产品；
4.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对新生工业增加资金供给及提供较为集中和较为高深的企业指导方面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就越是显著；
5.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人们的消费水平的压力就越是沉重；
6.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其农业就越不可能在为成长中的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展的工业市场方面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过来，工业市场的扩展也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格尔申克隆对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特点的分析，对于后来的后发展现代化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奠基性的，他的一些基本结论直到现在也经常为学者们所引用。但由于在他理论形成时，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开始工业化过程，格尔申克隆模式是针对欧洲后发展国家分析得来的，是否可以直接照搬到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呢？一些学者提出了疑问，认为19世纪的后发展国家，在当时与那些先发展国家并不同处于一个文明圈，也就是说，前者具有为后者充当“代理人”的性质，这表明当时主要矛盾关系并不是先发展国家同后发展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它们共同与正在扩大的广大殖民地地区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在“先发-后发”和“支配-从属”现象当中，格尔申克隆模式只是适用于“先发-后发”关系的一种假说。对此，希施曼提出的质疑和分析最为典型。
希施曼指出，格尔申克隆的六个命题符合19世纪欧洲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特征，但却不能说明诸如拉美那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特征。希施曼把前者叫做“工业化的后来者”，而把后者则叫做“工业化的后后来者”以示区别。他认为，在格尔申克隆的六个命题中，除了第六种倾向（即国家越落后其农业的作用就越小）外，其他五种倾向对那些“后后来者”来说，那变化几乎是相反的，因为拉美国家在当时国际市场萧条的背景下采取了消费资料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希施曼一方面主张不能过分强调“后来者”与“后后来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又把拉美的工业化模式作为一种新模式加以总结，从而摒弃了格尔申克隆的“后来者模式”。
再次，关于后发展现代化的政治特征问题。
在研究后发展现代化的学者中，有一些基本共识：一是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自身现代性不断成熟的结果，其中相当多国家，如果依靠自己的现代性因素的自然演进，现代化还需要漫长的时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落后国家在外力的挑战下，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只能强行地、人为地进行现代化。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所有成就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地取得的，但后来者则不能按部就班地去获得这样的进展，他们需要大规模的行动。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因此，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快。从以上两方面后发展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上，我们都可以推导出后发展现代化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从第一方面特点看，要在一个现代性基础极其缺乏的落后国家中强行地、人为地进行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系统来推进这一过程；而从第二方面特点看，要进行这种快速而大规模的现代化，也就很难由民间的私人单位来组织，民间的私人单位无法承担起这种大规模的任务，而只能由政府来介入这些活动。因此，与早发展现代化国家相比，政治上的先决条件在后发展现代化中显得特别突出。
较早介入这场讨论并取得较系统成果的是C.E.布莱克。他在讨论现代化的阶段时说：
现代化各方面都充满斗争。它的政治方面特别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这些危机来自于对立领导人为了推行各自的政策而进行的彼此斗争。抱负越大，压力越大，冲突越烈。今天已构成人类组织框架的一百七十多个政治性组合社会以众多不同的方式遇到了这个问题。即使如此，我们仍能识别所有现代化社会必定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它们是：（1）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最初的对抗；（2）现代化领导的强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3）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4）社会整合——指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了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四个阶段以及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可以说，在现代化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后两个阶段是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但政治现代化却贯穿四个阶段的全部过程：
现代化政治领袖面临的中心问题，是调整自己社会独特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于同现代知识所提供的机会相对应的生活方式。
政治是一种权力斗争——以推行自己所鼓吹的纲领。彼此竞争的纲领往往包括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政治现代化的危机反映了知识、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因此，政治危机的讨论要求人们考虑全部过程。人们从其他任何方面讨论现代化过程无疑能获得相同的结果，但既然政治主要关注公共政策和社会组织，它就为讨论整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框架。
对后发展现代化政治特征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个人就是塞缪尔·P.亨廷顿。
塞缪尔·P.亨廷顿对后发展现代化研究取得的成果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认为这些后发展国家普遍存在政治不稳定的问题。他认为，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它们委实苦于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然而，在这些短缺的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稳定而有效的政治系统相比，这些国家的政治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图景：
“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二连三；反复无常、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人物主宰一切，他们常常推行灾难性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内阁部长和公职人员肆无忌惮地腐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受恣意侵犯；政府效率和公务水平下降；城市政治集团纷纷离异；立法机关和法庭失去权威；各种政党四分五裂，有时甚至彻底解体。”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这种政治不稳定现象是社会动员和制度建设错位的结果：“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他提出，“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因此，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将政治现代化放在整个现代化的核心。
塞缪尔·P.亨廷顿不仅详细地论证了后发展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而且具体分析了这种政治现代化的内容，并将其中最关键的方面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他任何责任。
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的任务，各级行政机构变得更加细致、更加复杂并更具有严明的纪律。
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许多民主国家那样。但是，在所有现代国家里，公民是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的。因此，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