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C.E.布莱克教授提出了运用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开展现代化研究的主张。他主持的研究小组首先对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出版了《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份比较报告》和《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为现代化理论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为比较和综合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现代化的动力》一书，它不是史料论证的堆积，而是对社会变迁的宏观历史分析。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不只限于历史学科的范围，它还触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心理等各个层面，打破了以往的循环论、直线发展论等分析模式，是现代化领域综合比较研究的代表作。
还有一种综合研究是由罗马俱乐部创造的全球发展观念和全球发展问题研究。1968年，由意大利企业家佩切伊发起成立的罗马俱乐部，主要由西方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组成。他们认为在世界各国互相依存关系越来越加强的情况下，只是孤立地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或只是孤立地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够的，要正确对待发展问题，必须进行全球发展模式的综合研究。在这种研究“世界发展战略”的宗旨下，罗马俱乐部从全球角度出发，对资源、人口、能源、环境、科技发展、国际紧张局势、南北差别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报告，如《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南北关系：从挑战到对话》、《人类的目标》、《未来前景的描述》、《世界的未来》等。他们倡导制定全球政策和战略，共同治理问题百出的世界，避免“世界末日”的到来。
2.后现代化社会理论
学术界一般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战后前期的现代化成果，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了这种经典现代化，于是，就开始迈入经典现代化以后的发展阶段，有人称其为“后现代”。从此，以“后”冠名的各种学术思潮在欧美广为流行，而后现代化理论也就是这一思潮的综合，它包括了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
后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论述。后工业社会理论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理论，开始于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教授推出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当然，“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本身由来已久，早在1914年英国著名的行会社会主义理论家阿瑟·彭泰和另一位学者就出版过一本题为《关于后工业主义的论文集》（Essays in post-industrialism）的著作；1917年和1922年，彭泰又分别出版了题为《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关于后工业状态的一项研究》（Old worlds for new：Astudy of post-industrial state）和《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两本书。不过，这里所谓的后工业状态或后工业主义实际上只是指一种建筑在小作坊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而丹尼尔·贝尔使用“后工业社会”一词的含义以及来源并非在此。丹尼尔·贝尔在1959年曾有过说明：
后工业这个术语——我所杜撰的这个术语——说明一个社会已经从产品生产的阶段过渡到服务性社会阶段。我所用的“后工业社会”有别于达伦多夫的“后资本主义”概念，因为我所研究的是经济中的部门变化，而他则讨论工厂中的权力关系。其后，我发现戴维·里斯曼在一篇题为《后工业社会中的休息与工作》的文章里，使用了“后工业”这个名称。该文发表在简编刊物《群众的闲暇》上（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58年）。里斯曼使用“后工业”这个名称来说明与工作相对的“闲暇”。他在其后的任何文章中都没有再阐发过这个题目和名称。我那时很可能读了里斯曼的文章，这个名称无疑是从他那里来的，虽然我对这个名称的用法和他相比是非常不同的。
贝尔自己最早使用“后工业社会”一词是在1959年奥地利萨尔斯堡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1962年，丹尼尔·贝尔又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写了题为《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以后的美国》的长文，但正式发表文章是在1967年以后，直至1973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这一专著的出版。
丹尼尔·贝尔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后工业社会的形态：第一，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它的服务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美国是第一个服务性经济的国家，是第一个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今天约有60％的美国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到198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70％。”第二，职业分布方面，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作用是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整个专业和技术阶级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却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三倍。到1975年，美国可能拥有大约55万名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1960年则只有27.5万名；1975年可能拥有150万名工程师，而1960年则只有80万。”第三，中轴原理，即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有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经验验证指出了方向，实际上，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第四，未来的方向，即控制技术的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随着新的技术性预测模式的出现，后工业社会有可能达到社会变化的一个新的方面，那就是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第五，制定政策，创造新的“职能技术”。
1974年美国学者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虽然他并不同意历史已经迅速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新阶段这一观点，但是，他还是探究了对后工业社会的三种理解：第一，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把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经济的“第三”部门的社会；第二，后工业社会可能与这种现象有关，即用于发展生产的投资发生了本质变化，从注重“量”转向注重“质”；第三，后工业社会可被视为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的传统问题将让位于一个后工业制度的崭新组织模式。所以，他认为我们无论还要对后工业社会的未来说些什么，我们都应该把后工业社会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一步。
在20世纪末的30年里，“未来学”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产生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和著作。例如，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这些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以及未来学理论，虽然没有谈到现代化，但无疑与现代化紧密相关。
与后工业社会理论紧密相联，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都有反映。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利奥塔、福柯，美国的罗蒂、格里芬等。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破坏性、解构性、不确定性、破碎性、反正统性、非我性和内在性，提倡所谓毁弃别人已构建之物，倡导多元论、反叛、随机性、分化、模糊、对综合和整体性的不信任，倡导挑战权威、抛弃将主体等同于实体的传统，反对超验性，强调心灵和语言的自生能力等。
与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后现代主义思潮紧密相连的是后现代化理论的出现，这是一种实证研究的成果。何传启在《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中，对后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概括说明，指出：作为一种研究的成果，后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20世纪后期提出的一种发展理论，虽然它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种理论认为历史发展不是直线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工业国家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已经从现代化阶段进入后现代化阶段。
如1992年英国学者克茹克等在《后现代化：发达社会的变化》一书中把发达国家发生的一些变化称为后现代化；199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殷格哈特教授把1970年以来发达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认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
3.后发展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伟大变革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各种内外条件的限制和影响，现代化开始的时间有早有迟，有先有后。目前学术界就将世界上所有已经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分成两种基本类型，即早发展现代化和后发展现代化。其中，对后发展现代化的研究越来越热门，特别是对后发展现代化国家的特点、条件以及制约因素等，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后发展现代化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关于现代化发生的前提条件问题，关于后发展现代化的经济特征问题和关于后发展现代化的政治特征问题。
首先，关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发生的前提条件问题。
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前提条件是一个相当难以理解的概念。美国著名学者格尔申克隆曾专门从现代工业化角度分析研究现代化前提条件问题。
他首先提出了前工业化经济的“理想模式”，比如近代西欧在现代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进步的范围与内容是巨大的：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化的广大地区；一个保证个人权利和有效保护财产的法律制度；技术知识的大量积累；农业上由于取消了露地耕作制和分配了公共牧场而有可能提高生产力；有可能提供属于各种技艺的劳动力；一个愿意并能够从事测算和创新的企业经营群体；资金有可能进行长期投放；不再存在行会的种种限制；广阔而有吸引力的市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就被宣布为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了”。但是，格尔申克隆毫不客气地指出：
“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这种做法的意义无疑是消极的。在它们能够踏上工业化进程之前，它们在实际上是否必须创造出这些条件呢？显然，上面所谈到的某些因素根本就不是什么前提条件，而不过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而已。此外，在某些历史事件中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前提条件的事务，在另一些事件中可以自然得多地看做是工业化的后果。”“另一方面，成功的工业化必须由多种不同因素的结合的观点的根据是一个明显关联却有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比方说，绝大多数人口还被严酷的农奴制度束缚着不能为工业所雇佣，工业化就不会发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这种制度的突然废除确实预示着工业发展的开端。但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为理由而认为这样一种工业发展的资本需求量一定极高。我们为说明这一个道理，还必须引用其他一些论证手段。”
在此，格尔申克隆揭示出了三个重要的思想：一是要将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与早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区别开来；二是不能将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工业化发展的后果相混淆；三是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见，西方学者在研究后发展现代化时就已面临很多问题，必须要用新的思路解决。瑞典学者克里斯特·冈纳森在对比19世纪的欧洲和第三世界工业化模式之后也强调：“我们在研究第三世界工业化时必须防止：（1）用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模式来解释不同国家的变化过程；（2）把个别国家的经验看成普遍规律。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发展过程的独特性（从而防止教条主义），但为了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不应让这种独特性成为对变化过程的解释，尽管它有可能成为这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