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国民的要求和素质的矛盾。
近代中国展现了一个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学习、了解西方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师夷长技”到洋务派“中体西用”，以及戊戌维新人士对西方制度问题的探求，都是如此。而到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时期的同盟会、国民党，同样是以近代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大都不是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涌现出来的，他们中许多人到过国外，亲自体验过中西方两种社会制度之利弊。尤其是那些“东西洋留学青年，学实业者寥寥，大抵皆政法家”，他们容易从理性观念上来鉴别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特殊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使他们很容易超脱中国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特殊环境，超脱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发展需要，而以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为蓝图，来构筑近代中国的政体模式。他们大多都对西方议会、政党理论抱以极大幻想。孙中山在1896年就说：“我之为民，不过设议院、变政治。”1905年在《同盟会宣言》中更是将建立议会，并“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作为未来民国政府之首要目标，他们还把议会作为人们参政之所：
“代议会以平民之名而行实际之统治权焉。”而他们的政党政治理论完全推崇美国式的两党制。1912年4月，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梁启超就指出：“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同年8月，国民党组党宣言中也提出：“一旦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公立。”而作为推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代表宋教仁更是服膺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政党学说，并作了极为全面的阐述。
可以说，这些理论认识是不足以反映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水平为特征的，它只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一般利益的理论表现，因而它无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他们之所以被看做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整治中国社会的总方案体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而实际上却没有反映出那些符合中国资产阶级特殊生存环境和特殊发展需要的特质。中国的资产阶级则实际得多，他们以自己所生存的现象环境为出发点来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他们只要能使自己的产业得以稳定和发展，那就是最大的满足。假如能按知识分子的意愿实现了民主共和，便最好不过。因此，当辛亥革命发生，推翻封建统治时，他们积极参加；而当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可望而不可及时，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经济，也宁愿求助于新的封建代理人。这说明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资产阶级的愿望之间有着极大的矛盾。而对于更广大的民众来讲，他们对新的政体更是相当冷漠的。我们从民初国会选举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的冷淡程度。据统计，当时选民总数近4300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0.5％。同时，他们对国会也是漠不关心的。时人对国会弹劾之事评论说：“弹劾案一国政治界最重大事件也，颇闻外国凡议会中有一弹劾案出现，则全国为之沸腾，不料吾国会日，乃视为一种寻常茶饭，淡漠置之。”“此等弹劾案之通过与否，在众人眼光中视之，已觉无甚重要。”这说明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民众民主意识淡薄的矛盾是如何严重，几千年封建皇权为中心的政治观造成的崇拜政治权威、重人治、轻法制的传统观念在民众中的影响是何其严重。
2.政体本质与社会历史的背离
从以上三大矛盾看，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是民主共和追求的主体。如果说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产生和发展是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那么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之艰难境地，他们并没有做出深刻的分析，而更多的是沉浸在救亡与强国的躁急之中，以及对西方政体制度的理论上的陶醉之中。如此必然将跨越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去盲目规划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却未能以主要精力从事反对封建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宣传与斗争。这样，无论他们的主观意愿如何，也不管是主张总统制的孙中山还是主张议会制的宋教仁，总是造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本质与最终依归的背离，导致思想与社会历史的背离现象。这种背离现象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本身的形式与内容的背离。
在中国，经济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封建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政治上资产阶级很不成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军事上资产阶级在兵员的装备、战斗力等方面都无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相匹敌。这种情况下，中国无法容纳那种资产阶级直接掌握了国家政府权力机关，在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因而，他们在宣传和移植西方的共和制时必然抽去了阶级的内容。从政党制看，它的产生本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它集中代表了一个或几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但民初知识分子虽然意识到政党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的结果，却否认了“国民”有不同的阶级属性，离开了阶级性而笼统地讲“国民合成心力”，必然使政治缺少应有的根基；他们强调政党是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构成，但没有意识到这些“优秀特出者”是阶级集团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他们提出了政纲对政党的意义及其标准，却不承认政纲是政党阶级意志和愿望的集中表达。议会问题上也同样，在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共和政体保护下面，正在形成的却是军事独裁政权。这种抽去了阶级内容的民主共和只能是一种虚幻的理想，连孙中山自己后来也检讨说：“惟知袭取欧美三权分立之制，是以为付重权于国会，即符主权在民之旨，曾不知国会与人民，实非同物。”
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制，基本上是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在中国的移植，而现实的中国又没有为这一理论提供应有的政治经济基础。这一方案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得心应手运动的政治体制，但在中国，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即使在形式上勉强实现了，使资产阶级分享到一部分国家政权，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失败是必然的。
第二，形式与内容的背离又必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政治家与资产阶级本身的背离。
经过1911年10月到1913年9月为时两年的斗争，中国已从帝制演变成为共和政体，但是在这种共和政体之下，正在形成的却是军事独裁政权。
这种状况给资产阶级并没有带来多大好处。本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受到第一次考验，也为他们提供了第一次参政的机会，资产阶级也利用当时席卷全国的动荡形势，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在许多方面，愿望与现实之间产生的初次矛盾令他们颇感失望。夺取政权，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尝试一开始即在全国范围各种势力的实际对比面前破产，议会制也根本不能作为他们的代表。1911年前夕，一部分资产阶级曾在行动上与之合作的同盟会在改组成国民党之后，只能推出一些优柔寡断、同床异梦的领导人，这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陷入悲观失望之中。加上物质上损失惨重——在南京和汉口，内战时期发生的大肆破坏和劫掠把大批商人推到破产的边缘；在上海、广州，商人须向革命军提供的捐助不胜负担。这样，资产阶级在发现自己的代表者并不代表他们，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时，他们又走上了回头路：政治故态复萌，漠不关心，只有利用自己在公众中得到承认的影响，一心追求制订有利于自己的法规（尤其是与执政当局谈判确定商品税制）。资产阶级只顾自己的利益，纷纷倒退。正如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中叶的法国资产阶级时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既然它的政党集团的活动常游离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外，则中国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在国家政权中另寻靠山。
以上这种背离现象深刻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矛盾的组合与发展，资产阶级的表面发展、救亡的躁急以及知识分子从西方哲学中引来的概念等这些新出现的因素，改变了历史的某些规律性的理论图景，使得共和方案被移植却又缺乏历史上西方国家建立其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的内在依据和社会条件。因而便不可能对包括官僚政治在内的旧上层建筑形成强烈而深入的攻击，找不到出路，其结果是，从外国输入的概念和思想不符合国内的实际情况。新的革命思想终于掩盖了传统的、保守的或反动的对抗运动的实质。马克思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以上跨越与离异现象正是表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其内容和实质将仍是封建的君主专制，而在此实质下，共和制形式也不能长期维持，它的失败是必然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早已经决定了它的破产。
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从整个历史生态结构上看，资产阶级共和制还跨越了“统一”这个中国国情条件，这一跨越同样使得这种追求与中国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统一乃是中国文化深层的力量，也是中国文明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无论是秦皇汉武时代的强盛，还是盛唐的发达，都有统一作为基础。而历史证明，一旦中国出现多个权威时，往往不是分裂就是混战，战国的兼并、三国的纷争以至民初军阀混战都为此做了很好的历史注脚。近代中国不存在西方政党政制的历史条件，即使产生了，也只能造成极大的分裂和混乱。历史正是如此，民初多党局面形成后，各种势力、各种人物都粉墨登场，都抱着各自的目的，组建自己的政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多党林立局面。其中，有的是想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更多的人是打着“民主共和”旗号，实际是怀有各种政治目的和野心来参与组党活动的。因此，有的人身跨两党之上，也有的人从甲党退出参加乙党，或两党合并又分离。他们所组建的政党，都以“民主共和”、“建立民国”、“振兴实业”、“利国福民”等相标榜，但实际行动都与政纲、宣言中的华词丽句大相径庭。由于这些政党团体的分裂与聚合、朝秦暮楚，导致了空前未有的政党之争，资产阶级多党政治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使中国及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未有的混乱与灾难。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民初资产阶级共和的倡导者们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难免从西方寻求新的社会制度，容易首先将最盛行、最时髦的制度搬弄过来。我们今天不能仅仅责备民初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制度时所表现出来的盲目与稚拙，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是历史给予了这次尝试机会，却也带来了各方面的扭曲，使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这一事实。其中给我们留下的跨越历史实际，盲目地从形式上照搬西方制度所导致的历史悲剧教训，是我们后人必须认真汲取的。
三、孙中山的科学文化观与现代化的追求
1.从“科技救国”到运用科学进行启蒙
孙中山对科学的认识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两个阶段以辛亥革命为界，表现为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努力从事“科技救国”；到辛亥革命后则倾力进行科学启蒙。可以说，前者是后一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后者则是前一思想的超越性发展。而孙中山在科学文化思想上之所以能有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并且能实现其间的历史性转换，则是孙中山一方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另一方面通过革命深切体会到中国自身内部的症结，为谋求中国社会文化变革进行思想逻辑深化的结果。
孙中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6岁参加劳动，即“知稼穑之艰难”。10岁入村私塾读书。1878年，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离乡去檀香山，“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游学外洋，努力学习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以及天文、算术、地舆和格物化学之理。后又到香港求学，在主攻医学的同时，兼涉树艺，遍览泰西农学之书，尤其是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经过科学文化的熏陶，他深切感到中国“农桑不振”，在于缺乏科技及人才。于是有用科技改变穷困之信念。他说：“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闻中强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他因此呼呈“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他还利用假期回乡，为老农介绍科学选种、施肥等农学知识，并考察土壤，试验种桑。“科技兴农”成为孙中山视野最初注目之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