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袁世凯自从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实行个人独裁，加强反动官僚机构，制订反动法令，排挤打击革命力量，并以全部盐税作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用以“购军械，增军队，收买南方海陆军”，又指使特务暗杀了革命党的另一领袖宋教仁。孙中山闻讯悲愤异常，立即自日本返回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武力讨伐。1913年7月中旬，他发动了江西、安徽、江苏、湖南、广东等省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但由于国民党涣散乏力，缺乏统一指挥，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孙中山被迫又一次流亡日本。
但是，孙中山并不因此气馁，他号召革命党人“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消极。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1914年，他在东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再次发起“第三次革命”。然而，这中华革命党的势力更弱了，最多时只有500人左右，而且内部矛盾众多，又严重脱离群众。它派干部到江浙、广东、山东、陕西等地组织暴动或暗杀活动等军事冒险，很快相继失败。
袁世凯以武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开始复辟帝制，梦想当皇帝。经过一番丑陋的所谓“民意”表演，1915年12月12日，他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全国讨袁声浪因此汹涌澎湃。孙中山先后发表《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文》、《讨袁宣言》等，痛斥袁世凯“伪造民意，强迫劝进”，“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宣布独立，蔡锷等组成“护国军”，点燃了护国运动的火把。在全国人民反袁怒潮高涨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这个只当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1916年4月，孙中山由日本回国，再次提出革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在他看来，《临时约法》是革命的产物、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因而他主张打倒毁约横行的军阀统治和“伪共和”。于是，他又举起了护法的旗帜。1917年7月，他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前往广州；并联合已经宣布独立的桂、滇军阀，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反对北方段祺瑞卖国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亲任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原想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进行革命斗争，为保卫民主政治而战。然而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则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致使成立不到一年的护法军政府很快又成了滇、桂军阀与直系军阀同流合污的亲英美政权。
革命再次失败使孙中山的心情十分沉重。错误和挫折使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已经陷入绝境。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孑然一身，愤而离粤返沪。在上海，孙中山回顾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后深深叹息：“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实力”，“唤醒社会”，于是发奋闭门著书，写成了著名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一书。该书总结了从无数次失败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为他思想的新发展准备了精神条件。
二、跨越与背离：资产阶级政体方案在民初中国的受挫
1.中国近代跨越性发展的历史表象
近代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种飞速发展使得历史情境表现出多重矛盾的组合与变迁状态，从而使整个近代中国出现了跨越性发展的现象，出现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诸要素的表面的虚假的变化，在某种形式上改变了社会形态演化的理论图景。这反过来又影响着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及其追求。
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又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19世纪中叶开始，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已经突破明清之际的水平，特别是经过洋务运动，兴建了大量新式厂矿企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一个初步繁荣发展时期。但是，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产生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以一种强力刺激着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这种外力刺激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总水平是脱节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大批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二是在少数人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但是它的前提即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又必须看农业能否为社会提供足够量的剩余产品。马克思指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但是，近代中国农业处于异常落后的状况，有限的粮食增产又被以更快速度增长的人口所吞噬，致使农业无力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量的剩余产品。
农业的异常落后，影响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远没有发展到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和程度。它向近代工业过渡的条件尚远未具备，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强力摧毁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提前了。毛泽东指出，“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劳动力的市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放弃了手工业生产，不仅不能再为市场生产手工业品，而且变成了商品的消费者，由外力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人为扩大。外国资本主义大量的廉价工业品向中国倾销，又破坏了中国地方市场，逐步将中国纳入世界流通范围。19世纪七八十年代，民族资本开始经营近代工业时，虽然国内市场已经存在，但却被外国资本主义霸占，中国民族资本只能得到一点空隙，根本谈不上适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内市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极端困难的。中国对外贸易也被外国侵略者控制，国外市场十分狭小，如1893年，中国出口货物总值中机制品和半机制品只占2.6％。而从货币财富积累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大量的社会财富落入外国侵略者的腰包，中国的官僚、地主、买办、商人、高利贷者仅从中分得一些残羹进行货币积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受到极大限制。
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可以说是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它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中自发产生的；整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外国资本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外力作用强迫形成中国资本主义的过程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跨越性地进入机器工业阶段的。按一般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是手工业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大机器工业时期。中国虽本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尚未发展到手工工场阶段。随着外国的入侵，外国资本家把机器运到中国来，在中国境内经营机器工业；继之是洋务派官僚集团，购买外国机器，设立工厂，仿造机器，以后才是中国土地上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但其设备、技术，甚至原料都进口，不可能独立发展，不能不依靠外国在华势力，这样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非常小而缓慢的。
其次，民族资本企业具有强烈的半殖民地性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既然是因外力促成，外国资本就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了整个经济发展状况。况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供其宰割。这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外国资本主义既以强力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又以强力对中国民族资本进行压迫，导致中国资本主义不仅是在缺乏自然基础之下被迫产生，而且产生以后又处于想发展又得不到发展的矛盾困难处境之中。在甲午战争时期，民族资本创办的一百多个企业中，近半数资本在一万元以下；到1911年中国近代厂矿企业共562家，资本13200余万银元，其中商办企业469家，资本8700多万银元，商办企业中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约120多家，资本共约2200余万元。
这种资本主义被迫开始发展又得不到发展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它使得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虽然开始形成，但过程极其缓慢和不稳定，而且联系松散、力量软弱。
其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传中的救亡特色。
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即有其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但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基本上不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为了救亡图存，在向西方寻求救亡武器过程中，由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在从早期的维新思想家、戊戌维新派到20世纪初的革命派、立宪派们看来，西方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乃是与国势强大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民族危亡的局势，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现实紧迫感。立宪派认为：“国势阽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迫在眉睫，国会一日不开，则一日不能图存。”他们的思想逻辑是：建立国会，实现立宪，就能救国。革命派也认为，清政府是民主共和的主要障碍，“夫使我汉族而统治于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则暴政在而吾事毕矣”。他们认为先有革命扫除障碍，然后就能建立国会、实现共和，最终达到救国目的。
急迫的救亡目的，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宣传起了很大影响。首先，它难以使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得以提高，认识容易停留在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手段而盲目照搬，致使他们对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认识在理论上虽然达到一定程度，但往往只注重这种制度的形态及功能，而忽视隐藏在这个制度背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原则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及基础。相应地，也就缺乏考察近代中国自己的社会生产方式及文化背景，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跨越了整个经济文化背景而被移植到中国，成为一种异化形态。其次，这种紧迫的救亡带来了准备的不足，本来民主思想是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其重要职能，但是近代中国救亡论的渗入，往往忽略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而经济基础薄弱，在很不成熟的情况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这场运动时更是如此。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具有很大软弱性，而且是松散的阶层、集团混杂凑合而成，他们没有能力承担反对封建任务；另一方面，由“师夷长技”以救国的近代主题发展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追求，必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入中国后，又出现其职能上的跨越，这就是削弱了它反封建的职能。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初，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封建的要求，他们曾集中全力推翻清政府君主制，而这仅仅认为这种君主制是一切罪恶和苦难的化身。
正如列宁在1912年6月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揭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质时所说的那样，“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也就仅此而已。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本是在经济文化发展之后，在反封建主义过程中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在中国却不仅在经济文化背景上出现了跨越，而且又在职能过程上跨越了反封建主义，以致它成为近代中国的又一矛盾和独特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