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梁启超：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性倡扬
在西方文化大潮冲击下，梁启超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角逐科场的传统士子一变而为矢志维新的近代知识者。他一方面从甲午战争之惨败中看到历时30载的洋务新政失败之根本症结：“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从而举起政体改造之大旗。另一方面，他追踪时代之步伐，面对骤然而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努力迎接西方科学文明的挑战，从而向人的现代化——“新民”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梁启超确立了自己的科学观。
梁启超对比审视了中西文化，指出儒者虽“通古今，达中外”，却无用于天下；而西人声、光、化、电、格算等发展，日新月异，应接不暇。梁启超更从“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机之理；牛顿因苹果落地而悟巨体吸力之理；侯先勒·约翰因树叶而悟物体分合之理；亚基米德之创论水学也，因入浴盘而得之；葛立理尤之制远镜也，因童之取二镜片相戏而得之”等等之中，感受到近代物质成果背后是西方生机勃勃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竞争、进步观念，认为正因具有这种科学与进步观念，方能从这种“至粗极浅之理”中“偶然触悟”而出“新机”，从而“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铄万国”。梁启超一开始即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之本质。
另一种对比审视反映在梁启超的“文野”划分中。他在《自由书》中首次提出世界人类分为三级，第一级乃“居无常处”之“蛮野之人”。第二级中，农业大开，形式上已成一国，但务实者少、求真者少，创造力也甚乏。此级谓之“半开之人”。而第三级“文明之人”则是范围事物皆有规则；风气也不囿于旧俗；自修德行，百辟智慧，不以古为限；学问上不尚虚谈，重创新法；还力求扩充工商业，增进人类幸福。在梁启超那里，这“半开之人”与“文明之人”之区别，正是中西文明之区别，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区别，虚理、模拟、空谈与科学之实理、科学之真、科学之创造、科学之方法、科学之理性规则之区别。梁启超再次深化了对西方科学文化本质的认识。
梁启超努力跟踪时代步伐，赞美文艺复兴导致了欧洲精神生活的彻底改变；他注目于培根、笛卡儿这两位具有科学方法和理性的思想家，认为“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认为中国落后在于学术衰败，长期形成了一种奴性。要救中国唯有学术独立，根除学界之“奴性”，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一切：“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可见，他对科学价值取向和科学理性具有一定的自觉程度。梁氏还推崇达尔文，认为“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其他各学“无不受其影响”。他甚为赞叹近40年之天下，乃进化论之天下，“进化论实取数千年之旧学之根抵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
梁启超尤其将科学进化论融进了他的历史观之中，成为他确立变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他说：“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是故凡人类知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因而，他极为重视进化史的研究，以期在社会进化现象中“求得公理公例”，也即“必然法则”或科学方法。为了获得公理公例的科学方法，他特别向国人推荐“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的培根“格物派”学说和“以为世界庶物如此其蕃，虽然其间必有一大理之贯注而心易之理皆归于是”的笛卡儿的“穷理派”学说。依据科学的揭示，他指出“天下之理，不外因果”，认为“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则者何？因果之谓也。观乙果可以知甲因，睹乙因可以推丙果。苟持此法可以研究天下事物，则能得其公例之所在，有通其一万事毕之乐。不特此也，既知其果之所以至，又知其果之所以来。则常能造善因以补助之，使其结果日趋于至善，学术之有助于进化，其功在是”。因此，他主张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方法。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国学。认为国学“乃世界第一丰富矿穴，以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他还反复向青年学生指出：听课、读书，要紧的不在于懂得前人所得出的已有结论，而在于懂得前人做学问的方法。“必要寻着这个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梁启超的这种方法论科学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富有时代气息的。
科学知识、科学理性、科学进化和科学方法，是梁启超认识到的西方文化之本质。他在倡导变法中，也无不体现这一科学观。变法前，他已经倾心力于倡西学及其翻译工作，以“开倡风气为第一义”。1886年，他连著《西学书目表》、《读西学方法》，力陈救时之学术主张。次年创办《知新报》，专译西国农矿、工艺、格致等报。1898年7月，他担任译书局负责人，更努力促成马香培·约瑟神父指导北京的翻译馆工作，并促成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翻译馆。
他深信“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对现实的反省，增强了他倡扬科学的信念。正如学者勒文森所言，他“相信科学会普及不亚于相信孔子”。
梁启超还运用现代生物学和天文地理学进行变法理论的论证，认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寒暑、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人也呼炭吸氧，刻刻相续，因而，变乃古今之公理。这些都显示着他科学思想的光辉。而其“新民”理论更具科学理性色彩。他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人“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更如妇人缠足十载，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有奴隶性、有奴隶行”。因此，必须用近代科学理性之光来“教拔以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使国民各有人格、享有人权，用近代西方新观念新学理来陶铸国民的精神，刷新“民智”。他号召“新民”冲决封建网罗，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的创造心灵去回应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与挑战。
综上所述，一代维新志士已经开始建立传统的方法论科学观，使科学不再仅仅局限于造船制炮等洋务实业，而是直接制约着人们以什么方式来把握必然之理与因果关系。科学的内涵和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这种提升，意味着它开始具有一般观念的意义，它要改变的已经不仅是对象（物），而且是主体本身（人）。科学的方法和原理、规律，开始具有根本法则的意义，即“道”的意义。科学内涵从“器”到“道”的演进，意味着内涵的深化，又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扩张。它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变革，对思想理性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都构成了五四的先声。
四、价值追求与现实悖论中的心理冲突
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在推进维新运动中的心理处境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在变法过程中的言行以及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变迁，都将大有裨益。
分析维新志士的心理处境，必须首先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维新志士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状况之难点最突出的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自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等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中国又经过了中日甲午战争，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又继之而起，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救亡图存的紧迫性日益凸现。面对这种危机，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做出反应，洋务人士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引进外国技术和技师，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建新式海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以儒家伦理和传统封建文化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产生根本怀疑，以封建末世之“旧瓶装新酒”式的所谓救国挽救不了危机。因此，在中法战争中，经营多年的洋务事业竟是那样不堪一击；而十年之后，在甲午战争中，更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坚船利炮不足以救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就是这一现实，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无不表现出急切的焦虑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