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场新的历史变革在中国大地展开，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从1978年至今的30年时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走向繁荣稳定，实现民族复兴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时期。经过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终于开始了从贫弱走向富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壮美历程。今天，站在21世纪的时代潮头，中国人终于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从容规划未来。中国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绚丽灿烂。
一、现代化新动力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1.现代化新开端的动力分析
第一，现代化发展的民间动力的形成：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思想解放。
粉碎“四人帮”反映了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建设繁荣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愿望。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既没有认识到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的决心和能力。对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家重新出来工作持消极态度，继续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还积极制造新的个人崇拜。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观点与全国人民的强烈发展意愿存在很大差距。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从人民群众自发的“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再到社会下层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种源于社会民间的推动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进而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民间变革力量。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明确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如果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减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现实，是错误的。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两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顽固，该文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巨大压力。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尖锐批评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所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他要求人们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思想来个大解放。在邓小平和党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支持、指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压力，在全国广泛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上层领导力量的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开端。
随着人民群众思想的不断解放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发达国家发展状况了解的增多，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迅速增强。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了解的邓小平反复向党内外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邓小平还到部分省、市，去同地方领导谈他的想法，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这次原本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转变成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会议。邓小平在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告诫全党：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关头，这篇讲话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求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形成；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任务；提出了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问题。这次会议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征程；它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历经坎坷后的重新觉醒，开始以新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走向世界、走进新时代。
第三，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统一思想，历史合力的形成。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化底蕴，为中国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无限尊重。但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粉碎“四人帮”后，能否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成为中国社会能否走出困境，开辟现代化事业新局面的关键问题，也成为检验党及其领导人是否成熟，能否担当历史重任的根本问题所在。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党中央认为必须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泽东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区别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庄严宣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于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思想统一，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证明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探索中走向了成熟。
2.改革开放的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此为契机迅速起步。
首先是经济调整。在长期“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走的是一条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路子，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落后的重大比例失调现象。管理体制实行的是行政管理为主，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了走出困境，1979年4月，党中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虽然直接目标是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实际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次调整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纠正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在经济调整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各地农村干部群众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逐步突破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认为包产到户不会影响集体经济，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并对有些干部仍然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的状况提出批评。同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后来中央又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层次。198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总结，认为这种责任制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更加适合我国大多数农村的经济状况，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它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也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1978年10月，四川省首先选择了6个企业进行试点，1979年扩大到100个。根据四川的经验，1979年5月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8个企业进行试点。1979年底全国试点企业达到4200个，1980年发展到6600个，到1982年已经在全国普遍推行。在改革过程中，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求，不关心产品销路和盈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不少企业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企业活力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城乡市场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予更大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为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1980年12月，邓小平第一次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概括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几年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特别是农业生产连续获得大丰收，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改革开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及其成就
1.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与现代化的推进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
1982年月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这次大会还把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加以阐述。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指出了根本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