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元时期孔氏南宗与书院教育
据吴万居在《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附录中所列，衢州当时书院有明正书院、石门书院、逸平书院（按：时称南塘书院）、江郎书院、克斋书院、崧山书院、集义书院、包山书院、柯山书院、清献书院、桥南书院等11所。《衢州文史资料》第七辑《衢州的书院》又列有九峰书院、鸡鸣书院、高斋书院等3所。其实，南宋时衢州书院数量极为庞大，据刘高汉的统计，仅开化县就有双竹园义学、华埠七虎堂、霞山书舍、南山书院、包山听雨轩（按：包山书院前身）、下庄一峰书院、村头屏山书院、长虹逢辰书院、杨林西川学院、崇文书院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时期衢州书院发展的状况。南宋时的衢州书院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乏地位重要、影响重大的著名书院，“南宋时全国较著名的书院有二十二所，在浙江的就有宁波甬东书院，绍兴稽山书院，金华丽泽书院，衢州柯山书院、清献书院，淳安石峡书院，共六所”。衢州书院在当时讲学之风极盛，有许多知名学者讲学于各书院。
南宋时期，柯山书院之所以发展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书院，很显然是与孔氏南宗族人的教育活动直接相关的。人称“径畈先生”的理学大师徐霖曾任柯山书院山长，影响颇大。徐霖以其出众的天资和执着的精神，努力经营书院，“年十三即有志圣贤之道，研精六经以探其要”，“天质既高，学力又到，由至诚以达日用，本末备具”；徐霖在柯山讲学期间，“远近之士赢粮来游三千余人，赵汝腾寄诗‘听讲三千三百人’”，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徐霖去世以后，郡守谢奕中请孔元龙出任柯山书院山长。孔元龙为孔子第五十世孙，学识过人，勤奋好学，“尝从真西山游，笃学尚志，闭户著述，作《诲忠策》，又辑《洙泗言学》四十余章，西山称其‘以先圣之裔而研精先圣之书，其所发明有补学者’。上其书于朝，帝嘉之，授迪功郎”。孔元龙勤于著述，著有《柯山讲义》《论语集说》《鲁樵斐稿》等，《授孔元龙迪功郎制》称赞其“著书立言，诸老所惟许”，从中也可见其学识在当时影响之大。他在任柯山精舍山长期间，弟子甚众，他以德为先，求真务实，为人师表，健全完善书院管理制度，从而使柯山书院盛极一时，“发扬光大先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观点，用德治院，用德治学。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言必有中’。他讲礼治，制定出一系列管理书院的规章制度，以身作则”。其深厚的学养、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得士人爱戴，“卒之日，门弟子三百哭之，私谥曰‘文介’”。南宗族人中担任柯山书院山长的还有孔演。孔演“曾于至元十九年（1282）陪同族兄孔洙入觐，至大德间（1297—1307），始以恩例任柯山书院山长，继升嘉兴路教授”，任嘉兴路教授期间，又积极兴学，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建义学八斋，小学颐讲之堂靡不重新焉”。通过徐霖、孔元龙、孔演、马端临等历任山长的积极努力，柯山书院在宋元时期久享盛名。
除此之外，孔氏南宗族人于宋元期间在各地创办书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孔元虔创建的马州书院、孔思俊创建的大同书院等。孔元虔深受家学影响，其五世祖孔若罕“高亢不群，长于《春秋》之学”，在南渡途中滞于泰兴后，定居于龙开河畔，“与其子端志各授弟子业，从游日众”，并为子孙立下了“治生勿求富，读书勿求荣”的家训，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受到广泛赞赏。淳祐元年（1241），孔元虔因避难来到马州（今江苏靖江）后，继续从事教育活动，“咸淳间，书院落成，教授复如初”，马州书院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书院毁弃令人们惋惜不已。元代学者王逢曾赋诗感叹：“先辈俱冥漠，诸生罢讲论。断编尘树冷，遗像网虫昏。不改弦歌俗，终归礼义源。江南游学士，瞻拜敢忘言？”孔思俊为孔洙次子，曾任同安县尹，政绩突出，被《福建通志》列入泉州府名宦。朱熹曾在同安讲学，影响甚大。孔思俊在同安任职期间，为大力弘扬理学，极力主张创建书院，他说：“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簿，民至今称之，今国家表章理学，凡文公旧所诵习之地，悉为立学，设师弟子员，闽中最盛，同安独阙焉，非所以致尊崇也。吾将兴举坠典，何如？”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大同书院于至正十一年（1351）正式建成，长期以来成为当地士人引以为豪的大事，“泉郡上其事于宪帅二府，适覃怀许公为闽海宪使，即为上闻，请额于朝，以列学宫，邑人荣之”。至正十六年（1356），闽中名士林泉生所撰的《大同书院记》结尾写道：“邑诸生王芳孙、谢宜翁、孔克原、郁璋，邑吏林英皆服集事”，其中的孔克原为孔公溥儿子，在大同书院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婺州孔氏是孔氏南宗的重要支系，他们“在榉溪落脚之后，创办书院，培养后代，出过不少人才，不愧为圣人之嫡裔”。孔挺在榉溪创建了杏檀书院，珍藏书籍文物，教育子孙，培养了许多人才，推动了当地传统的耕读结合的文化发展。至今，榉溪仍存有“杏园书塾”古迹，“榉溪风景秀丽，主要名胜古迹有杏园书塾、龙山耆社、金钟山、莲花城、东风亭、龙女祠、北峰屏东岩等，占称‘桂川八景’。古园书塾，又称杏书院（按：据永康《孔氏宗谱》（民国8年木活字本）等资料，为杏檀书院），由宋代孔挺（孔子50代孙）所建，址在川南。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孔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坛教学”。
婺州孔氏族人也以担任山长、出任儒学教授等主要途径从事教育活动，其中以丹阳书院山长孔克英最为著名。孔克英，字中夫，又字积中，笃学能文，才识为时人所称，“八岁即能自奋于学，吟五字诗，辄得清丽闲雅之趣，人誉之曰‘奇童也’。而工为文，词复蔚赡有精魄。而府君益孜孜勿懈，凡遇先生长者必问道而考德焉”。聪颖的天资加上“孜孜勿懈”的努力，使其学识宽博浑厚，甚至连“为人慎许可”的俞希鲁也称他为“伟丈夫”，衍圣公孔思晦也发出了“有才如此不可遗也，俾之横经庠序间孰云不可哉”的惊叹。时人吴基德称：“余昔年与双溪吕公游时，识乃翁积中山长，人物之伟秀，文德之化光，窃忻慕之不能已。”明朝大学士宋濂曾亲聆孔克英讲课。孔克英死后，宋濂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即《丹阳书院山长克英璜铭》，对孔克英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写道：“濂自弱龄时，见府君于金华山中，荐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且咸期府君必将大用斯世，使惠泽流于时，而声光赫著于无穷。”“惠泽流于时”、“声光赫著于无穷”充分反映出孔克英及丹阳书院影响既广且深，孔克英在丹阳书院任职尽管“仅及期年”，然而“司教丹阳施虔榘，衿佩执经从如雨”，可见其所起的化育工作功效之显著。孔克英次子孔希仁曾担任永康儒学教谕，三子孔希鲁“主管祖庙祀典，设教杏坛书院，训育宗族子侄，以义方焉”，父子的积极努力推动了当地教化和社会文明进步，诚如卢时中所说：“先大夫积中氏设教丹阳而化一郡，季弟仕安设教古丽而化一邑，公（按：指孔希鲁）尝设教孝义而化一乡，皆仁之效验也。”此外，孔拔、孔湘、孔洧、孔思俊、孔思溥、孔桂等南宗士人也担任各书院山长，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明清时期孔氏南宗与书院教育
进入明清时期，南孔士人对书院教育更是表现出极大热情。他们或受聘担任山长，直接从事书院的教学活动，如孔克安曾任湖南浏阳白水书院山长，孔克原曾任屏山书院山长，孔克谦曾任安徽黄山祁庵书院山长等；或出资创建和经营书院，如永康信安书院、江西新城贤溪书院和杭州万松书院。这里，我们着重阐述贤溪书院和万松书院的历史影响。
贤溪书院由孔氏南宗族人于明弘治年间创办，是当地最早的民办书院之一。书院建成后历明清至近现代，“屡毁屡建，今家庙犹存，书院仍在，只是书院改为村小，至今已有500多年了”。贤溪书院在建立之初，其生源以孔氏子弟为主，后来逐渐向社会开放，从而培养了不少人才。清初文学家孔尚典、孔毓琼、孔毓功等人都曾在该书院学习。孔子第六十八世孙孔传锦所撰的《贤溪书院记》，对其所起的社会影响作出了高度评价：“兴朝廷之教化，衍先圣之统者，于建书辈有厚望”，充分说明了贤溪书院在推动当地文化教育发展和儒学传播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万松书院因位于杭州万松岭而得名，最早于弘治十一年（1498）由浙江右参政周木依照元代所建万松西岭报恩寺改建而来，并迎聘孔子衢州派第五十八世孙孔公衢、孔公绩主持祀事。从正德元年（1506）明朝廷授孔氏南宗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后，万松书院由衢州五经博士署派执事官长驻，主持祭祀和日常管理，“自六十六世翰博之介弟兴燧驻杭，奉太和书院祀事，西安庠生毓堦继之，毓堦四子：传钊、传钺、传钧、传锡，钧三子：继勋、继恭、继思，恭三子：广櫆、广树、广棫，树二子：昭焯、昭炳，焯子西安庠生宪达，即先君子也，皆世主万松岭圣祖祀事”。此外，孔子第六十一世嫡长孙、五经博士孔弘章还特地将孔氏家庙所藏的先圣遗像摹刻于万松书院。清初，万松书院曾改名为太和书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孔子第六十六世嫡长孙、五经博士孔兴燫主持太和书院，去世后就葬在万松岭侧。康熙帝南巡时特意视察了太和书院，并特赐“浙水敷文”匾额，书院因此改名为“敷文”。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该书院一直由孔氏南宗管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书院之一，万松书院的发展和长期延续无疑得益于孔氏南宗的高度重视和持之以恒的不懈经营。综观明清两代，受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书院历经几次低潮。从嘉靖十六年（1537）到天启五年（1625），明政府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4次禁毁书院运动；清初，鉴于明季书院士人讽议朝政的教训，为箝制汉族士民思想，清政府对书院采取了限制和压制的政策，敕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在此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很多书院被毁，或者走向衰败，万松书院则由于南孔独特的宗族身份而得以幸免。如万历八年（1580），魏忠贤意欲毁废各地书院，万松书院一度也名列其中。巡按御史谢师启、提学佥事乔因阜以该书院系祭祀先圣孔子之所，上奏抗争，最终使万松书院得以继续存在。
在建立和完善万松书院庙学建制方面，孔氏南宗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明确写道：“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所谓“学校之不逮”，显然是指明伦之学，而非学校所讲的科举之学。当然，在王阳明看来，“举业”与“圣贤之学”两者之间不但并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并行，“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万松书院采用“庙学”建制，其宗旨和内容在于宣传圣贤学说，这种建制在古代书院中相当普遍。有学者指出：“清代书院继承了以往各时代的教育传统，非常重视祭祀的道德教化功能……书院祭祀以先圣先贤的道德人品为楷模，来陶冶学生的品德，树立德育规范，确立、增强了学子们对儒学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引发学子们对儒学的信仰，激发他们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万松书院的建制充分说明，其对祭祀的教化功能非常重视。书院由孔氏南宗后人主持祭祀，而且在万松岭上专门划出山地五顷，拨给孔家兄弟，并建大成殿及附属设施，更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使祭祀显得更为庄重，而且更能激发学子的信仰。关键在《万松书院恢复志喜》中如此描述：“靡俗装金崇甲观，竖儒抱器走烽烟。斯文未坠东方启，圣泽无疆浙水躔。”当时祭祀之隆重，从中可见一斑。
在庙学建制中，孔氏南宗的积极参与，对万松书院更好地弘扬儒学、扩大影响等具有特殊作用，万松书院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正如徐映璞先生所说：“良以圣裔南渡，于浙有光，杭州为人文荟萃之区，万松揽左右湖山之胜，于以妥圣灵，资观感，关系于两浙儒林者甚巨，非徒为一时研经习礼已也。”书院与官学在办学体制、管理方式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注重讲学、辩论、研讨是书院的重要特征，因此，书院教育与官方教育往往会发生冲突。朱熹、王阳明对书院的讲学活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与朝廷所颁《十三经注疏》及熙宁《三经新义》不同，而阳明所说，复与当时朝廷所颁《五经》《四书大全》有异”，“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伪学申禁。而明世宗亦有诏毁书院之举”。正因为如此，书院在历史上屡遭朝廷打击，可谓历经坎坷。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孔氏南宗对书院教育的直接参与，既有利于书院的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万松书院免遭其他书院那样屡被禁毁的历史命运，充分展示了孔氏南宗参与书院建设的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