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案语
梁的文体以译介为主，中间偶尔夹注夹论，例如在“希腊之生计学说”内，他评论塞诺芬（Xenophon）的经济见解，说他持论比柏拉图平实，“其识加柏式一等焉，至其论货币、论物价，误谬颇多”（12：9）。我想这应该是梁引述他人的见解，因为以梁在这方面的知识，当不足以下此断语。
有两个地方他还替学说倡议者辩护， 第一个例子是论亚里士多德的反商论：“亚氏又不喜商业，以为化居鬻财者，皆损他而自利者，故宜节制之，勿使过度发达。……皆亚氏之缺点也。虽然，彼皆应于时势，补偏救弊之言，论世知人，固未可厚非也。”（12：10） 第二个例子是重商主义在《原富》内大受批评，梁的评论是：“自斯密以后，此主义大受掊击，几至身无完肤。虽然，其论有过酷者。当时各国因行此主义，而群治赖以发达者不少焉，其功又乌可诬也，今请为之讼直。”（12：18）他依科萨之见，列举重商制度所含的六项“谬想”。（12：19）
全文以“案”（评论和批注）起头的共有五处（页21-22、33-35、40），最后的两项只是一行的脚注性质：“案：斯密治衰息重之论，严氏尝驳正之，见所译《原富》部甲下案语，今不具引。”（12：35）“案：精琪氏草拟中国新货币案，以限制所铸货币总额为第一议者，原本此学理也。”（12：40）精琪是指1904年来华倡议虚金本位（gold-exchange standard）的康乃尔大学教授Jeremiah Jenks（详见本书第2.1节）。
另三项案语其实只有两个主题。首先是辩护重商主义能在15-17世纪欧洲风行，自有其背景与效果，到了斯密时（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之弊已显过其利，但梁提醒读者说：“读斯密书者，亦审其时、衡其势而深知其意可耳。”（页34）他的另一个要点是：“故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12：34）
接着他又说：“案：重商主义在十六世纪以后之欧洲，诚不免阻生计界之进步，若移植于今日之中国，则诚救时之不二法门也。”（12：21）他有一大段申论这个观点（12：21-22），乍看之下相当有力，但我们可以退一步想：欧洲各国行重商政策“而群治赖以发达者”时，有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为后盾，也有立法上的配合（例如英国的谷物法与航海法），但清末中国哪有这些条件能在世界市场上和列强争食？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对重商主义的理解，才能看出他所主张的重商主义，其实只是表层的：“中国人口最庶、工价最廉，加以原料之充足，……中国商人颇富于进取冒险之力，……故今日如实行所谓重商主义者于中国，其劳费必逾少，而结果必逾良，有断然也。”（12：21-22）他只看到中国在生产面的比较利益（而且只是在成本面，而非技术面），全然忽略了国际市场竞争的背后要件：强大的远洋武力、国内行政体系的配合。
第二个案语的主题，用现代的观念来说，就是先进诸国对落后中国的剥削：中国人口多工资低，但因生产及各方面的不效率，厂商的利润也低；而西人因物价高、工资高而“患庸（工资）过厚而病赢（利润低）”，所以西人在华的投资“非欲以剂吾庸（提高中国劳工收入），实欲以吸吾赢耳。今者外财骤来，求佣者之数骤增，……然我所得者仅此小部分之庸，而大部分之赢已尽归他族之手。……言念前途，毛骨俱悚”（12：33）。这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可争议之处不多，旨在提醒国人注意。一个世纪之后重看中国的经济，不也还是没跳出这个格局么？
11.2.5摘述《原富》
第9章“斯密亚丹学说”的内容，除了依据日文资料介绍斯密的生平与贡献外，主要的目的在于“请言斯密著述之要领”（12：30）。
前几章的内容或以时代为主题（中古生计学），或以学派为主题（重农主义），而独此章以一人之说为主题，且篇幅最长（15页）、解说最细。原因是：（1）中文学界介绍经济学说的，“今只有《原富》一种（其在前一二无可观），理深文奥，读者不易，先读本论，可为拥篲之资”（12：1）。（2）从追求国家富强的观点来看，斯密的著作比其他生计学之书更有体系性，政策性的讨论较多。（3）严译手法古奥，多用中国式的古典语体译写，梁读严译《原富》的体会，要比读日译《国富论》的体会亲切深刻；若要摘述成简易版的中文，严译也比日译方便。（4）梁借此机会系统地研读此书，“撮其体要，以绍介诸好学诸君子”。
相对于三册近千页的《原富》，他所摘要的内容相当少，而且很不完整，几乎无体系可言。（1）页30-35摘述第1篇（部甲），只提到分功之效、自然价格与时价、租（地租）庸（工资）赢（利润）之间的消长关系，而《原富》首篇就有11章，这样的摘要未免草率，但他也说：“今欲以报章短文撷其纲要，谈何容易，稍繁则二三十号不能尽。”（12：1）（2） 第2篇论资本积贮之事（12：35-39），也是浮光掠影。（3） 第3篇只有1段3行半（12：39），原因是此篇旨在回顾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中文读者的兴趣自然较少，可是梁给了一个难以证实的理由：“（斯密）其说有不免互相矛盾者，后之学者往往驳正，今勿具引。”（4） 第4篇专排斥重商主义，斯密的主要用意是反对重商制度下政府的干预主义，主张采取自由放任式的“看不见的手”（自由经济制度）。这是很关键的论点，但梁的摘述却把焦点集中在批评重商主义的“重金主义”：误认为金银才是国家之财富，追求贸易顺差是首要目标，然后就写了很长的附论（12：43-61），说明中国近年来国际收支的统计和问题的性质。
这样的介绍，若斯密从棺中复起，必大叹梁买椟遗珠。梁之所以会把重点放在贸易顺逆差，而不放在斯密最看重的自由经济论上，原因是他从中国当时的立场来看，贸易顺逆差的急切性远比自由经济论强烈。（5） 第5篇论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国债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严复最辞长而激、流涕太息者，但梁对此篇却一字未提。也就是说，若以篇为单位，梁只摘介了前四篇，而这四篇在有限的篇幅里，只作了点状的摘述，做第4篇的摘要时，甚至还“打错了靶”。
11.2.6结论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读《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感觉，是梁的译介内容大抵可靠，较困扰的是名词翻译的困难，例如谈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ic School），梁译为“性法学派”（12：25），其实他的第8章标题“重农主义”已译出此派的精神，不知梁为何又有此译？名词上的困扰确实不少，若无适切的日译可借用，他就如例言第七则所说的：“篇中人名及学理之名词，依严书者十之八九。”（12：2）他的评论也大抵合理，除了他主张中国要学欧洲的重商主义，因为这一点是他忽略了中国所应具备的客观条件。
整体而言，中国知识界当时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很多人是通过梁的译介才知晓有西洋经济思想史；更重要的是才因而知道有严译的《原富》，或甚至是通过梁的长篇摘述解说，才知晓斯密的基本论点。我认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最大功能之一，是梁做到了“吾欲以为读《原富》者之乡导”（12：29），这也是他自号为“新民子”的用意：传播“新知”给国人。
11.2.7余论
森时彦（2001）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梁的经济思想在赴日之前与之后的转变，以下说明他的见解并加上我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梁在赴日之前，大概知道三本西洋经济学的著作：一是Henry Fawcett（1833-1884）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63，汪凤藻译为《富国策》）；二是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Political Economy[1878，由艾约瑟（Joseph Edkins）译为《富国养民策》]；三是钱伯斯兄弟（W畅Chambers，R畅Chambers）所著的Political Economy（1852，《佐治刍言》），此书共35章，476节，其中有部分沿袭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这三本书都是古典学派与新古典学派交接时期的著作，现在尚难直言梁受了这几本著作的哪些影响。古典学派的著作着重在宏观（总体）经济问题上，例如经济成长、国家财富、公债、国债、财政、税收这类的主题，这正是清末中国所需要的，所以严复才会译斯密的《国富论》（原书1776年出版，中译本《原富》1902年出版）。
相对地，新古典学派的着重点是在消费、产业、厂商这类微观（个体）经济的问题上，这些不是清末救亡图存有志之士所急切需要的。
所以我判断梁对西方经济学有兴趣的部分，和严复一样都是以古典学派的国富、贸易、公债、财税等问题为核心。
梁在赴日之前写过一篇论经济的文章：《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2：35-46）。他在此文内表现出拥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的论点：“西国旧制，每有重收进口税，欲以保本国商务者，近时各国尚多行之。惟明于富国学者皆知其非，以为此实病国之道也。”（2：40）他对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是和中国古籍《大学》内的理财平天下之道相呼应的：“故言理财之学者，当开国之差别界限而无之，有差别、有界限，斯已下矣。”（2：36）“故《大学》理财之事，归于平天下也。仅治一国者，抑末矣。”（2：41）这种观点和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是相通的。
森时彦（2001：227-232）提出一项有说服力的论点：梁赴日之后所接触的西洋经济（史）学著作中，有不少是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例如英国学者英格拉姆和意大利科萨的著作。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是采取保护主义，反对英国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为什么梁会转向德国历史学派的见解？原因很明显：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的处境，都是积极追求经济发展的开发中国家，所以要采取保护主义，防止英国这类工业先进国家的经济侵略。
清末中国经济若要救亡图存，所应师法的对象当然是德、日路线，而不是英国的自由放任路线。这一点梁比严复的体认切实，梁这项观点的改变，在《廿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14：34）内表达得很清楚：“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个人自由主义日盛一日。吾昔以为由干涉而自由，进化之原则也。既自由矣，则断无退而复返于干涉之理。及观近二十年来世界大势之倾向，而不禁爽然以惊也。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借，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执持，其性本绝相反也。故其实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为究竟。故现代所谓最新之学说，骎骎乎几悉还十六七世纪之旧，而纯为十九世纪之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