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则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中找到了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关键维度。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含有比以前任何类型的生产秩序都具有更为巨大的动态扩张趋势的经济企业模式。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不仅仅是超越空间的扩张，而且表现为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努力。从这一意义上看，资本主义从它产生之初就是国际性的，而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和表现形式。吉登斯推进这种理解，进一步提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推进，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和普遍化，而资本主义只是塑造现代性的力量之一。他认为，只有结合工业主义、监控制度和暴力的控制等其他三个维度，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现代性。这种看法在没有动摇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了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具体而言，所谓工业主义，是指在利用非生命资源和机械手段的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形式。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性的扩张性是通过工业主义体现和实现的，没有工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创新，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和全球化趋势必将受到极大的抵制。监控力量与“权威性资源”的集中相关，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劳动得以通过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重组，一国的力量得以充分地动员起来参与国际竞争，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性实现全球扩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式。对暴力的控制既是“国内绥靖”的前提，又是推进资本不断向外扩张的条件，而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的渗透所引起的“军事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促成有限战争向“总体战争”、局部战争向“世界大战”的转变，进而推动了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不尽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进一步暴露和深化了现代性的危机并使之蔓延全球，从而提出了现代性之作为全球化原始动力的限度问题。
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在吉登斯那里，它是指在“后封建时代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常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作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而出现的，哈贝马斯也说，“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方案亦有意将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些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关于现代性的哲学基础，英国学者柏林曾经简明地论述道，“整个启蒙运动中的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自觉地建立在牛顿的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的。并且从牛顿辉煌成就派生出启蒙运动的信心极其广泛的影响。这在后来转变为（的确，也大大创造了）西方现代文化。道德、政治、技术、历史、社会等等的某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没有哪一个思想和生活领域能够逃脱这种文化转变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看，对建立在理性科学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性的追求和实践，在启蒙运动之后便成为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动力。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无论资本主义的后果如何，它都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理性化的必然过程。
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样始于马克思，他曾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未能兑现资产阶级许诺的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异化”中出现了新的奴役、片面化及资本对人的统治，导致了“物质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开启了以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卢卡奇说，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造成人的普遍“物化”与“异化”；霍克海默说，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压抑人性的“管制社会”；马尔库塞说，现代性的异化导致了“单向度的人”与“单面社会”；而集批判理论大成的哈贝马斯则说，“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赖性，使解放性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其他学者，如吉登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也从不同视角表征了现代性发展的困境与危机。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根植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现代性危机也蔓延全球，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后果。根据吉登斯的概括，现代性的全球危机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大规模贫困的发展，世界人口的1／4以上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不能正常地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三，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集体暴力的可能性隐约可见的情况等；第四，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以及哪怕是自己一小部分潜能都无法开发的人数的增加”。乌利里希·贝克将全球化时代的新现象归结为七种困境，即跨国的逃避力量、主权的困境、民主的困境、“专家治国主义”的困境——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作为强权政治的世界主义伦理、文化全球化的矛盾心理、世界公民宣言。而哈贝马斯则集中关注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的巨大压力，他指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概念变得陈旧过时、使民族国家主权不断萎缩和被架空、使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终结，以及使主权国家自主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日益丧失和削弱。
现代性的全球危机无不表明，现代性的历史结果与作为价值理想的现代性正在背道而驰，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性从简单阶段推进到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新时期，其基本特征是“传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贝克则称我们处于一个自反性现代化的新阶段，它意味着有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首先进行抽离、接着重新进行嵌合。无论是反思的现代性还是自反性现代化，其根本的特征或者说共同的后果在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即一个风险社会。“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
风险社会及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始于贝克，初期他主要从生态主义的视角提出了风险的特点：（1）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2）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3）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9·11”事件后，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社会的新涵义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像切尔诺贝利事件和恐怖主义分子针对纽约和华盛顿而进行的袭击）。有三个层面的风险可能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得以确认，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自“9·11”事件以来）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贝克写道：“尽管这三个层面的危险各不相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可是这三个层面危险之存在的所有可能性在全球风险社会里提出了一个政治机遇与矛盾冲突的共同模式：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普遍信仰神灵，阶级、国家、政府正在消失。危险的全球性特征已被人们认知并且得到广泛承认，这使得很多关系变得混乱不堪，在这些关系中，政治世界里的一些原本显然属于不可更改的永恒的东西突然间被融化了，并且变成了有延展性的柔韧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冲突和新的政治选择却自发性地浮现出来了，并且再一次提出了为共同抵御人类风险必须将全球风险社会统一起来的问题：这些危险将怎样在各个单一国家与单一文化的历史不同步现象所带来的局限性中被一一化解。”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无止境的征服欲望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指明了走出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吉登斯借用贝克的概念，指出，风险虽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具有很强的负面意义，但是风险也有积极的一面，它在附带危险的时候，还预示着机会和希望。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贝克极其赞同吉登斯的这种理解，他认为，正在成为现实的全球金融风险的“社会爆炸”“引发了一种暗中削弱科层制、向传统经济的统治地位和新自由主义挑战、并重新划定当代政治的边界和战场的文化和政治变化的动力”。
积极应对由现代性推动的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严重的风险，而不是逃避甚至由此否定现代性，是贝克和吉登斯以及其他坚持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事业”的学者们的共同态度。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理论阵营中，除了欢呼我们正经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的极端全球主义者以及认为目前的全球化还只是国际化的怀疑论者之外，一个辩证地看待全球化的改革论者阵营正因其理论上的全面性和深刻性而处于上升趋势。
改革论者对全球化的理解为我们正确地对待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丰富了理论资源。至于改革论者在应对全球化风险问题上提出了何种建议和措施，以及这种建议和措施的合理性何在，这些问题将在下文中被论及。
二、公民社会的当代复兴
如何应对全球化所引致的种种问题是世纪末的主流话语。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领域中，这一话语具体表现为，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传统的国家模式是否应该被抛弃，新的方向又在哪里？有意思的是，不同理论流派对此问题的回答不约而同地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相联系，这无疑助推了复兴后的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如果同意“全球化是指1989年以后的世界”，那么，公民社会的复兴则早于全球化的兴起。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一些左翼学者和东欧的激进学者就用来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来批判现实社会与阐释理想社会。80年代后，公民社会概念逐渐融入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体系，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但是，与全球化一样，世界范围内的公民社会探讨热的出现仍然与1989这个年份相关。1989－1991年的苏东剧变被一些公民社会论者认为是代表“社会”的力量对于代表“国家”的力量的胜利，这一判断迅速提升了东西方研究者对公民社会的兴趣，公民社会研究也开始从西方和苏东学术界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国家的学者纷纷用这一概念分析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呼吁或促进本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及公民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转型。
公民社会理论的复兴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20世纪的许多时间里，自由主义的影响不大，许多人认为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过时，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中，由于普遍实行福利体制，谈论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随着西方福利体制弊端的日益显露以及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新崛起、苏东极权主义灾难的深化以及社会力量的觉醒、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等等，市民社会被重新发现了。我国学者邓正来曾这样论述这种相关性，“主要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初显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