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执政党缺乏信任、反对党丧失生机、“人民”的政党迅速衰败，这些现象无不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普遍陷入了危机。不仅如此，在世纪之交，随着作为传统民主试验场的民族国家日益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世界各地的民众似乎对本国政府的效能日渐失去了信心，而且似乎正在失去对民主的信仰”；与此同时，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因其无法真正独立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而民主地运作，正遭受着来自各方的诟病。鉴于此，许多学者指出，全球性的民主危机正在形成，为此，一种突破传统民主概念的新型民主理论应该被引入并付诸实践。在以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民主”为代表的全球民主构想中，全球公民社会成为与国家、私营部门相并举的未来民主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在全球实践中，全球公民社会正通过其多元的诉求和活动推动着民主的发展。可以说，新世纪新民主的希望主要是全球公民社会所带来的，但是，这种希望能否实现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一、全球性的民主危机
卡尔·科恩在《论民主》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自由使民主成为可能，社会成员必须自由地去做自治所要求做的事情——没有限制地发言、写作和集会；参加各种组织和竞选活动，这是日常民主生活的实质性内容；以及只是依据每个人自身的功过公平地竞争职位或晋升。这种信念，即认为人应该自由地管理他们自己的信念，建立在我们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信念之上。这样的观点现已获得了广泛的肯认，民主不仅仅是指多数决定制，更意味着人民的统治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相关条件。在全球化进程之中，民主又获得了新的理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戴维·赫尔德指出，“民主的含义，尤其是民主自治模式的含义，必须联系着一系列相互交叉的地方性、地区性和全球性结构和过程来进行重新思考。”因此，我们今天谈论民主，所谈论的应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
回顾战后民主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民主主要是一种西方话语，它成熟于西方，从西方逐步扩展到全球。当西方社会普遍进入福利国家时期，民主开始呈现出危机。基恩曾经指出，福利国家对多元异质因素的吸收促进了中立官僚制的发展，但是，在官僚体制下进行的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却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过程：干预本身是对危机的一种应对，在其性质上来说理应是反应性的，这意味着国家机器会有选择地对待某些群体，其行为不可能是无偏向的；但官僚机构制定全面计划的职能却是通过建立在中立这一基础上的精打细算的、用数量表示的、专业化的手段来行使的。因此，“作为这种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的后果，并且和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相比较，‘政治……越来越缩小成管理和（官方）获得喝彩’。”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福利国家更加拙于处理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面对劳动、资本、产品的快速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各国普遍“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据一项统计表明，经合组织在八九十年代的两个十年中已经增加了它们的收入，但是其中的多数国家也经历了日益增加的收不平等——这在英国和美国表现得最为前后一致和最剧烈。在1979年到1997年间，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会增加了38％，但是一个中等收入之家的收入只增加了9％。因此大多数所得都被最富裕人口获取，最富裕的1％家庭的收入增长了140％，是平均水平的3倍。
最上层的1％家庭的收在1979年是中等收入家庭的10倍，1997年达到23倍。
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长期以来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福利妥协遭到了破坏，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显现出来。针对此，哈贝马斯指出，西方民主国家正在丧失民主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失去完全的自主性，其控制能力减弱；二是决策过程日益缺乏合法性，“当民主决定的参与者的范围不能覆盖这些决定的涉及者的范围的时候，就总要出现‘赤字’”；三是国家失去了用以充分调控本国经济和刺激其增长的能力，从而难以确保它们的合法性基础。在实践中，民主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公众对议会政治、政府机构、政治家的信任等均呈下降趋势。就美国而言，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从20世纪60年代的57％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25％。与此相关，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大幅下降，特别是美国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从1960年占登记选民的96％下降到2001年的51％；英国的投票率从1992年的78％下降到2001年的59％；经合组织的其他八个成员国的投票率都大大下降。同样，政党政治也面临着衰退。法国、意大利、挪威和美国的党员数量只有20年前的一半，甚至更少。卡尔·博格斯面对美国公共领域的衰退惊呼“政治的终结”，这一话语同样可运用于检视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现实。
西方的民主在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后没有欢庆胜利反而深陷困境，这种现象的出现，据弗里茨·沙尔普夫的研究，是因为70年代以来日益增强的经济跨国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再次排除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在战后几十年间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民主方式驯化资本主义’的能力。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分配关系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资方，而国家的经济政策则失去了借助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方法来保证充分就业的能力。与此同时，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国际化——在欧洲尤其是内部市场的形成——引发了各国‘经济基地’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到处都促使政府减轻企业和资本收益的税收负担，并限制对劳动关系和生产过程的社会调控。此外，由于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税务负担因政治原因也不能任意提高，所以经济基地竞争迫使人们限制社会福利国家的消费开支，并且压缩社会保障体系”，“摆脱了限制的经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能够从总体上削弱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信任”。卡尔·博格斯也写道，“没有什么比公司扩张的过程更能削弱公共领域的基础、抽取政治话语的精华了”。
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也是引发西方代议制民主危机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和网络使公众的政治参与渠道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它创造了一种平台，既为公众获得各种信息提供了方便，也为人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提供了可能。这使得从前分散的公众能够通过网络迅速地联结起来实现政治参与，如绿色和平运动、大赦国际等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都借助于信息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新技术与民主的这种结合催生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即“电子民主”。电子民主的出现对代议制民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本来在电子民主出现之前的数年中，代议制民主就因为其间接性和精英主义的特征而暴露出一些弊端，而电子民主的特点正在于它的直接性与大众性，因此在电子化的时代，这种弊端就更为突出。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认为，电子民主正在把依赖代表的间接民主转为依靠人们自己的直接民主，如今我们正处于这个转变过程之中。同样，电子民主扩大了民主政治的主体范围，因为选民坐在家中，通过网络即可轻松投票，因此当电脑普及之后，每一位公民都拥有了进行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电子民主展现了替代传统的、将民主等同于投票这一简单做法的可操作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直难以突破的民主的“深度”问题。对此，有学者写道，“民主给予公民的不应只是普遍参与投票这样的机会，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只是提供了确定输赢的机制，它无法为公民提供基于自己的理由进行讨论和辩论的机会，缺乏在发展共识、塑造舆论、形成妥协方面的机制。深度民主应当是以对话为中心的民主形态。”最后，民主一直以多数决定制为基本形式，该形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处于“多数”之外的少数群体的权利时常受到抑制甚至侵犯。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少数群体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而新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又为他们申张权利提供了便利，这促使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的产生，比如同性恋运动、保护儿童权利运动等等。社会运动对权利的吁求不仅要求改变传统民主的形式，也促使更多的人反思民主的本质和价值。总之，围绕着民主的讨论在世纪之交愈发激烈，诸如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生态民主等新概念也为更多的人所关注，相应地，要求以直接的、大众的、商议的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的呼声也愈发高涨，传统民主的危机日渐加深。
虽然西方国家的民主危机从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显露，到世纪末遭受着实践冲击以及理论批判的双重压力，但这种以政党政治、普选、分权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代议制民主仍然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据塞缪尔·亨廷顿的研究，在1922年至1942年的第一次民主化长波及1843年至1962年的第二次民主短波之后，世界自1974年进入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第三波”中，许多威权政权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亨廷顿的书中写道：“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还有一些国家，促进民主的运动获得了力量和合法性。尽管碰到了抵制和挫折，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而且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到1999年，全世界多党选举体制的国家数量已经达到140个，在2000年，民主政权的数量比1980年翻了一番，从41个增加到82个。
然而，民主化在全球的进程并非总是令人乐观，“大多数旨在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是支离破碎的，涉及到大大小小的步骤，有前进有后退”。“在90年代后5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民主国家数量略有下降，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化‘第三波’似乎已经停顿。在已经采取民主化步骤的81个国家中，只有47个国家被认为是完全民主的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似乎不见任何转轨的迹象或者跌落到权威主义或冲突之中，就像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或其他国家那样。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亚尤为常见。在白俄罗斯、喀麦隆、多哥、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地方，一党制国家允许进行选举，但最终只允许有限度地开放政治参与。这些‘有限的’选举的大多数因政治参与有限而蒙受损失。这些国家的公民对政府很少信任并对政治不满，尽管存在着正式的选举，这些国家常常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或集团支配。”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化的推广又似乎陷入了停顿，许多国家在向民主迈出最初几步后未能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民主，有几个国家甚至退回到权威主义政体。有73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42％，仍然没有举行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有106个政府依然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施加诸多限制。不仅如此，民主的全球化还受到异质文化的抵制甚至反抗，反对西方民主的人认为，“民主”是现代西方人从古希腊词汇中找到的最佳政治术语，全凭着权柄和势力说话，没有稳固的准则，一些国家已经尝试着寻找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然而，虽然“民主必须在当地的条件下发端，并服务于当地的条件”，它并不必然与西方式代议制民主相一致，但民主的最低标准在全球的普遍实现也远未达成。
总之，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民主的实现或充分实现仍然需要努力，全球的民主化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不仅如此，当人们用民主的原则来衡量全球性政治事务时也发现，国与国之间、国际组织中同样存在着“民主赤字”或“民主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