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标准大多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很多学校都根据当年的考试成绩决定教师的评优晋级和奖金的发放，甚至关系到教师的聘任。面对下岗的担忧，分数成了教师的命根，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向学生压什么，每个教师、每个学生在分数面前从不敢怠慢。在这种以“分数”和“率”为主的教学评价制度下，参加教学改革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面临“两难”选择，他们一方面对教学改革充满了激情，另一方面又怕搞教学改革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在此种认识的驱使下，在实施教学改革时，他们没有真正贯彻其改革的精神，他们认为教学改革是搞“花架子”，觉得教学都改了那么多年，只有仅认学生成绩这一点不改，其他的都是做无用功，况且教学改革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效果还不一定好，与其费力不讨好，还不如用老办法管用。总之，在农村中小学，考评制度的改革尚未启动，配套措施还未跟上，没有反映教学改革的精神。评价方式基本上还是把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这是制约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顺利推进的“瓶颈”。
二、城乡二元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同样存在这种结构现象，以至造成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显着的差异，形成了城乡两极分化的格局。我国社会城乡二元对立，对农村中小学教学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文化概述
二元社会结构的概念是1954年由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正式提出的。刘易斯在《无限劳动供给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国家经济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一个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的城市社会。政府制定了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农村的发展战略，人为地造成城乡发展不一致，形成了两个不能整体、均衡发展的二元社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存在过二元结构的格局，但是由于历史时期和各国国情的差别，二元结构的表现程度和形式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像我国这样长期和明显地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在世界上是相当罕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实施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模式。1949年，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从一九二九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农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移到了城市。”1953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其中规定：一是国家对粮食实行计划统购，即统一收购；二是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的粮食实行计划供应，即统一销售；三是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是年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初开始在全国实行。1954年夏，又分别对食油和棉花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8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农村中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制度和市镇中定量供应标准作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统购统销通过农产品国家定价的形式，一方面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用变相的无偿形式把剩余农产品收归国家，而且由于收购品种和收购量由国家单方面决定，使得国家可以将农民“生存工资”以外的全部农产品都作为农业剩余收入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保证城市居民的计划供给和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然后在工业低成本和国家实行垄断的基础上，将工业部门获得的垄断高额利润通过财政渠道进一步转化为新的工业化投资。所以，为解决粮食问题而产生的统购统销政策，成了我国工业化初期“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转换器”。通过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大量农业剩余无偿转向城市和工业。这种不平等的城乡交换和投资政策，限制了农村的发展，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和经济上的弱势，是城乡不平等的重要制度因素。
1956年前后，由于我国发生自然灾害等原因，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寻找生活机会，或逃荒乞讨，对城市造成很大的冲击。于此，1956-1957年国务院连续四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通知和指示，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制止农民外流，开展生产自救，同时禁止工矿业企业私自招用农民。1958年1月9日，我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关于户口制度的法律文件。此后，“城乡二元”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公民也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
“这种区分已经不仅仅是空间结构上的（农村和城市），更是一种身份上的区分，暗含了多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城市人可以吃商品粮，是‘供应户’，国家安排工作，并享受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农村人明显低城市人一等，他们被‘人民公社’制固定土地上，即使侥幸‘混’入城市，也会因为户籍制度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粮食供应制度、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城市福利制度，而在城市面临生存危机，处于缺衣、少食、无工作的境地。
所以，城市人和农村人是两种身份、两种待遇；所以，跳出‘农门’，当上‘供应户’，哪怕是最低等的工人如矿工，也是农民梦寐以求的事……”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这种“以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以牺牲农业来农展工业”的经济模式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对我国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对农民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维护二元结构的种种制度，处处体现了农民地位的不平等，但这些制度又牢牢地把几亿农民限制在农村，限制在土地上，以至出现了‘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它不仅束缚了农民自身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延缓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看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制度的弊端，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问题并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反贫困计划和战略，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异根深蒂固，要彻底地解决或消除它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二元结构依然还在很多方面影响与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饱受诟病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劳动就业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一道偏袒城市居民的森严壁垒。这道壁垒在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下具有单渗透性：农村的各种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渗透到城市，而城市内的社会资源则被严格地圈护着。久而久之，城市圈积了绝大部分的优质社会要素资源，致使城乡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形成巨大的反差。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农民及其子女都急于跳出农门到城里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原因在于新中国建国之初实行价格“剪刀差”和城乡二元制的户籍政策，客观上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生存利益支撑起工业进程和城市今日繁华的文明基础，人为地拉大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户籍政策将农民永远圈在一个小方圆里，永远不得离开。打那以后，城市和农村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今日的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安心当农民吧。当农民有什么好呢？农民既没有退休金，更不会有医疗保险，这样的生存环境在中国有谁愿意在农村待下去呢？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虽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农民付出的代价更大，就拿我们种田的来说吧，我们种一亩地，除去先期的种子、化肥、水费等投入，不亏本就不错了。打下的粮食能卖几个钱？再说农民人均土地又能有多少呢？又有多少粮食可卖呢？
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就是不一样。想当年，我的许多城镇户口的高中同学，高考落榜后通过招干、招工都能在公安、工商、税务、银行等系统工作，而我们农村户口的在招干、招工时都被拒之门外。农村出身的想要吃上皇粮，只得挤高考这条独木桥。
众所周知，城市在整个中国仅仅只是一座座孤岛，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8％左右，而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村总容易使人联想到贫穷、愚昧和落后，一个农民为了扞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不争的事实。……农民不只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也与贫穷、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在受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占78％的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走出农村“围城”的人，都体会到了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差异，也普遍缺乏对农村文化的认同。尤其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它使得众多“知青”不仅体察了封闭、保守、落后，也参与了种种失败的农村改革，这已造成社会上对农村、农民普遍的“解读”。在这种状况下，虽然我们竭力提倡知识下乡，提倡大学生到农村去，但应者寥寥。我们也曾提倡在农村中学中招收大学生，但必须是毕业后回到其所在地。开始应者如云，但毕业时绝大多数想改变去向，而且多数已经成功，毋庸置疑，仍是步履维艰。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应城市的利益，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待遇。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具有一种社会福利的性质，尤其过去免费的高等教育，因而长期地体现“城市优先”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一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仍然有较大的惯性，依然潜存于社会决策中。
尽管上述采访札记、访谈记录和引文是信手撷取的，但足以说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模式造成城乡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巨大的反差和人们普遍缺乏对农村文化的认同这一事实。
（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文化对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影响与制约
教育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作为不利于农村社会文化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文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与制约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
1.对教学价值文化观方面的影响与制约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升学是农村青年“鲤鱼跃龙门”的重要途径，受教育者被视为脱离农村艰苦环境和求得城市生活方式的唯一出路，所以，升学对农村中小学和社会具有特殊的诱惑力。尽管农村中小学条件差，基础弱，但学校工作的中心还是千方百计争取升学率。一些农民供子女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考大学，然后在城市找个工作，从此可以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告别原来的农村户口和农民身份，就意味着可以离开其出身的土地和村庄。请听两位S乡中学学生家长的肺腑之言。
家长1：农村孩子想从山沟沟里飞出来，还有啥子途径，不就是通过用功读书呗。我们做上辈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用功读书，并且会读书。考上大学，就可以离开这穷山沟。孩子考上大学，我们做上辈的脸上有光，干活累弯了腰也值。我们农村的家庭条件都不好，供孩子读书都有困难，但是孩子会读书，即使我们讨饭也会讨来供他读的。
家长2：我们做家长的总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出息，特别是我们农家的子弟，更希望读好书，将来能考上大学，飞出山沟，吃上公饭。我希望先生对我们的孩子管得严一点。只要管得严，孩子才会用功，成绩才会进步。我认为，只要能帮我们孩子考上好成绩的先生就是好先生。至于教学改革，我也曾站在教室外，透过窗户看教师上课，有些年轻教师上课尽让学生讨论，课堂上叽叽喳喳的，这样孩子能学到什么东西吗？以后能考得上重点学校吗？
我不管什么改革不改革的，只要我的孩子考试得一、二名就行！
从上述两位家长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中小学，教育所代表的意义似乎不像在城市学校表现的那么单纯，接受教育已经成为农村学子摆脱农村身份、进入城市的唯一桥梁。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从小就被告知要努力学习、跳出农门，最终可以成为一名“城市人”。这样，考试和分数在他们心目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就不言自明。为了满足农村学生家长对分数的追求，农村中小学教师就不得不考虑现实，放弃教学改革而走上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