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如是位集牧师、工商业者、革命党人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传奇人物，孙中山说他是“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侧传革命之道，是世之隐君子也”。他做每一样事情都是那么认真和尽心，遗憾的是，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成功的曙光，故有人说“最终置他死命的，恐怕正是他那颗破碎的心”。不过，令其欣慰的是，他倾心教育与栽培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在父亲的教导与影响下，他们先后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并在日后建立起了闻名中外的“宋家王朝”。应该说，这是宋耀如一生最大的成就，而他本人无疑是“宋家王朝”的奠基人。
大脚母亲倪桂珍
俗话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宋耀如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奉献，造就“一代王朝”，皆离不开他的爱妻倪桂珍的支持。倪桂珍生于1869年，是一位端庄、贤淑、有知识、有主见的女子。她4岁开始跟老师练习写字，而后进私塾，8岁念小学，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升入上海西门的培文女子高等中学，17岁毕业。她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在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她的父亲倪韫山和宋耀如一样，是一中国籍的牧师。她的母亲姓徐，是明末大学士、《农政全书》的编着者徐光启的后代，上海徐家汇就是因徐家住在此地而得名。受父母的影响，倪桂珍自小便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教徒。
宋耀如与倪桂珍的结识，是经由昔日波士顿的两位朋友牛尚周与温秉忠的牵线。宋耀如回国后，很快与牛尚周、温秉忠取得了联系。当时牛尚周和温秉忠已分别和倪家的大女儿倪桂清、小女儿倪桂姝结为夫妻，他们有心介绍宋耀如与倪家二女儿倪桂珍认识。关于他们的第一次相见，有不同的传说。一说相见于教堂，当倪桂珍在教堂“唱诗班唱赞美诗”的时候，宋耀如一见倾心，倪桂珍对宋耀如也是一见钟情；一说相见于培文女校，那是1886年7月下旬的一天，几位中国籍牧师和教徒相约在培文女校搞一次聚餐会。走进培文女校，迎面传来悦耳的钢琴声，宋耀如忍不住径自朝琴声传来的地方寻觅而去。在琴房外面，他透过窗户看见了一个美丽而气质不凡的年轻姑娘，最引起他注意的还是那双无拘无束踩在踏板上的天足，在推崇“三寸金莲”的时代，拥有一双天足实为不易之举，他不由得暗暗钦佩这位姑娘的胆识和勇气，她就是倪桂珍。经朋友们的介绍，宋耀如与倪桂珍很快就相识相知，彼此倾心。其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据说倪桂珍曾有一门娃娃亲，虽然当年只是一句玩笑话，两家也早已断绝往来，但她的“未婚夫”家却很认真，几次来“抢亲完婚”，每一次都被倪桂珍坚决而义正词严地拒绝。
这一小小的插曲曾令他们烦恼，却也不失为对他们爱情的一次考验，它令宋耀如看到了倪桂珍自主而坚强的个性。
在宋耀如回国初期，因美国监理会中国布道区教长林乐知的刁难，他不断地被指派到各个落后、穷困的地方进行传教。为了能和宋耀如在一起，倪桂珍果敢地提出与宋耀如订婚，令前来的主婚者也不禁赞叹她“真是个不寻常的女性”。此后，倪桂珍便一路跟着宋耀如到各地传教，与他分担各种困难与险阻，共享成功的喜悦。正如她自己所说：“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为他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她甚至为宋耀如而背弃自己的教派，脱离倪家信奉的宗派伦敦会而转入宋耀如所属的美国监理会。据说，当时倪桂珍的父亲正准备劝说宋耀如转到倪家所属的伦敦会，倪桂珍却出人意料地宣布她决定“脱离伦敦会转入美国监理会”，令她的父亲震惊不已，宋耀如再一次地被深深感动并为之钦佩。
在传道的过程中，宋耀如与倪桂珍皆热心地帮助、接济穷人，并萌动了创办儿童福利事业的设想。共同的理想与事业将这对恋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互相依赖与支持，感情日趋炽烈。1887年夏，宋耀如与倪桂珍在美国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婚礼。宋耀如曾这样评价他的爱妻：“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婚后，倪桂珍继续跟随宋耀如到各地传教，过着不稳定却有着美好憧憬的生活，直至1890年宋耀如在上海虹口郊区建造了自己设计的一幢房子，他们才有了安定的居所。
倪桂珍嫁给宋耀如后，先后生有六个孩子，他们是三个女孩，三个男孩。倪桂珍是一个善持家务，又具有先进思想、乐于助人的家庭主妇。据她儿女的回忆：那时“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即捐赠给革命事业。
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虽然，父母并不十分富裕，但母亲仍然让全家人都生活得快活和舒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始终保持这样。”
有人说，“宋夫人是早期新式中国妇女的样板”，她对六个子女都视为掌上明珠，细心照料，传授知识。倪桂珍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管教甚严。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倪桂珍却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一反“严父慈母”的习俗惯例，对子女始终严加管教，严禁孩子们做有失体统的事情。宋氏三姐妹始终盘着发，即是谨守母训——女孩永不剪发的典型例子。二是重视女孩的教育。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接受过西学的倪桂珍不相信封建的孔孟之道，她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她与丈夫共同决定要把子女都送去美国读书。《宋氏家族》的作者埃米莉·哈恩说，宋夫人的“做法之所以与传统观念更加背道而驰，是因为她简直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他们的女儿们是首先被送出国的”。有如此先进思想的父母，实在是宋氏三姐妹的造化与幸福。宋耀如夫妇的“男女平等”思想及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更使他们的三个女儿感受至深。日后，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三姐妹皆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受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姐妹中，大姐霭龄自成为孔夫人后，即从台前退居幕后；两个妹妹庆龄、美龄则始终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台。她们发表了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论着，更直接从事或领导了中国的妇女运动。1939年7月，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同被推为刚刚成立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主席团名誉成员。
周恩来在讲演中特别提到了宋庆龄，说：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的热心救亡工作均有极大贡献”，她们“都是抗战洪炉中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造成的”。台湾有学者称宋美龄“是近代变动社会中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宋霭龄虽然不像她的两个妹妹活跃，但她曾经参与的一些活动，也颇能反映出她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与影响。宋霭龄自嫁给孔祥熙后，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出席政治性的集会就更少了。1938年5月，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及无党派的妇女领袖、妇女工作者40余人在江西庐山举行座谈会，会议的宗旨是广泛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夫人的宋霭龄以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中共著名的妇女领袖邓颖超和救国会方面的著名妇女活动家史良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1941年底，宋霭龄、宋庆龄一起自香港抵达重庆后，三姐妹更是经常一道出席妇女界的活动。
在中国的慈善事业方面，福利事业是宋庆龄与宋美龄长期从事的一项事业。
众所周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即由宋庆龄创办与领导，从1946年7月开始，宋庆龄将中国儿童福利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事业，直至去世，她为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美龄自成为蒋夫人以后，保育孤儿工作就成了她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一个重心，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宋霭龄在这方面的作为是阶段性的，主要是在抗战时期。抗战爆发初期，宋霭龄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做了不少工作。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筹设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后，宋霭龄一方面认领了100名战时难童的生活费用，一方面亲自创办全国儿童福利会，动员各界捐款解决儿童福利，并出资购买礼品赠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虽然这点钱财对她来说犹如九牛一毛，但“爱财”的宋霭龄能够参加这些公益活动，不仅显示了她的“善心”，更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宋氏三姐妹在上述两方面的作为与贡献，若她们的父母泉下有知，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他们的女儿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并将之发扬光大。
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更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对于丈夫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交往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倪桂珍虽不甚了解，但她始终坚信丈夫、支持丈夫。
宋耀如去世后，倪桂珍非常伤心，从此更加专心于教会工作，而很少过问别的事。
后来，宋老夫人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931年7月23日，倪桂珍在青岛去世，享年62岁。
独特的家教
宋氏家族以“宋氏三才女”而闻名，她们的三个兄弟同样不同程度地闻名于民国政坛，特别是大哥宋子文，在旧中国的财界、政界、外交界皆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六个子女中有四个成为一度影响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这的确是少见的。奇迹的产生源于宋耀如夫妇对子女用心良苦的培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父母的心愿，宋耀如夫妇做到了，不仅因为他们的言传身教，而且在于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而独特的教育方式。
首先，他们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宋耀如不仅是个成功的商人，而且是个能干的父亲。1890年他在虹口的东有恒路(靠近乡村的地方)买下了一块面积不小的地皮。他自己设计，并亲手建造房屋。房屋的正前方横亘一条小河，河上架有一座小桥。四周筑有一圈不高的石墙，墙外即是绿色的田野。他的孩子们常常翻出石墙，到附近农民的田里玩耍。墙内有一前一后两幢住房，前面一幢是两层楼房，包括书房、中西式客厅、餐厅、卧室和浴室。后面一幢平房用作厨房、储藏室及佣人住房等。最特别的是，宋耀如在屋后开辟了一个菜园，自己种植蔬菜。
在这所中西结合、风格独特的建筑里，留下了宋氏兄妹孩童时代无限的乐趣。
其次，他们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与培养。与传统的“慈母严父”不同，在宋家是“慈父严母”。倪桂珍作为母亲，在生活方面对子女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正如宋氏兄弟姐妹所说：我们的母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但她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厉，她从不放纵孩子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出于儿童的顽皮。宋耀如虽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但更尊重孩子们的意愿，重视他们天性的发挥，对儿女的管教，他是慈中有严，严中带着爱与希望。夫妇俩的教育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颇能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在宋耀如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宏大的心愿，希望中国能出林肯、华盛顿式的人物。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愿来培养儿女，正如他常对人说的：“只要一百万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物，中国就有四百个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
为了这个理想，宋氏夫妇设计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全新的教育模式，在充分施展孩子们的美好天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各种技能的训练。
自孩子牙牙学语起，宋耀如夫妇便对他们进行中、英文的双语训练。宋耀如常对孩子们说，学英文是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留学海外长知识学本领，再来报效祖国，所以中文一定要更好。他坚信未来中国的领袖一定要学贯中西。在父母的教导下，孩子们在入学前便学习过古文和进行过中文写作技能训练，还认真练习了毛笔字。习写毛笔字，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也是锻炼人的耐性与毅力的一种好方法。为帮助孩子们学英语，宋耀如从美国购来了大量幼儿读物，夫妇俩轮流教孩子们读写。宋耀如还常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给他们讲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适时并深入浅出地向他们传输了科学道理与民主、革命的思想。
为鼓励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信心，宋耀如把客厅里原本挂装饰画的一面墙壁当做孩子们展览作品的场所，那上面有绘画，有习写的毛笔字，有用中、英文写的文章。每当有熟悉的客人来访时，这些文章或字画的作者就会被请出来与读者见面，有时也需说明一下自己的构思。这时，身为父亲兼总设计师的宋耀如就会快乐地坐在一边，欣慰地注视着他的儿女。
除了传授知识，培养学习兴趣外，宋氏夫妇还十分重视孩子们各种技能的训练与意志的锻炼。宋耀如坚信，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必须有比钢铁更坚强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