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发挥作用。宋美龄在文章中说：“1937年日本开始侵华的时候，新生活运动就已经在各地有了很坚固的基础，所以到我们抗战一发生的时候就立即响应了号召。当蒋委员长向全国人民重申新生活运动的四大信条都可应用于保卫国土的时候，各地组织也都参加了这种爱国的工作。”宋美龄还引用了蒋介石对“四维”的新解释：“礼就是遇危险而不怯懦，义就是敢为主义而成仁取义，廉就是明辨是非，耻就是要我们雪去今天全国所遭受的耻辱。”她又说：“从抗战发生以后，很多机构当然都参加了抗战建国的工作。但新生活运动还得协助他们，结果也能够经由各种途径给他们有利的帮助。这种新的精神能够带到其他各种活动中，也许就是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战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第三，具体讲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抗战中所推行的工作：一是“战地服务团”；二是“奖励荣誉官兵委员会”；三是“伤兵之友”；四是筹建航空同运输的宿舍。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本身主办的活动有：创办“新生活运动”宣传车；发起一种对国家的献金运动(仅半个月就筹到260多万美元)；为成千上万无衣无食的灾民办理稀饭和茶水的义务供应；兴办一个紧急医药治疗组等。
文章最后说：“为了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激发全国人民向所茫然的爱国心，新生活运动是值得称誉的。”
蒋介石也好，宋美龄也好，他们推行这个连他们内心都怀疑其成效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在当时的反响如何呢？在国内，“运动的前一两年，群众对这一运动并不太理解。此外，在批评界比内地更有胆魄的通商港如上海，报界还曾嘲笑这一运动”，“中国人对于在美德的名义下遭受辱骂和训诫早就司空见惯，提高语言道德在中国只是一个习性问题，如果光提倡诚实、清洁和直率，等等，不会得到什么反响”。在国外，“西方人认为这套道德说教由于过分抽象和缺乏实际而效用不大”，他们甚至认为：“共产党毕竟说话尖锐，直接触及税收、土地分配和废黜封建领主等问题，而蒋介石的纲领虽然目标宏大，却失之内容空泛，说教味儿浓，未能将实际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还讽刺地说：“总司令和蒋夫人认定，中国人所需要的是服用大剂量的蓖麻油使人人清心寡欲。他们用大汤勺舀油分发给人们，称之为‘新生活运动’。”
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在什么地方、向什么对象推行“新生活运动”，也暂且不论其目的是出于反共，就这个运动的本身来说，是完全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
国家极度贫困，人民处在饥饿与死亡的挣扎线上，连起码的生存都有危险，还谈什么“新生活”呢？有的书作了这样深刻的评述：“这种运动虽然有其价值，但它的某些方面却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蔑视。中国人民正在受到战争、饥荒、洪水、旱灾、疾病、蝗虫和其他各种各样灾难的威胁，他们没有心思听取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说什么如果不用袖子揩鼻子，不在街上撒尿，或者不贪污受贿，生活就会改善云云，他们对这些是难以理解的。”“蒋记”的“新生活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笑柄。众所周知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号召人们在马路上行走时都要靠左边走，于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就发牢骚说：“都靠左边走，右边都空着干什么？”这固然是一个笑话，韩复榘也不至于无知到如此程度，但对蒋记“新生活运动”则不失为一个辛辣的讽刺。
西北之行
由于多种因素所致，宋美龄随蒋介石视察了中国的大西北。一是蒋介石认定江西的“围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有些飘飘然，决定下庐山去华北、西北转一转，争取更多的人同情他发动反共战争，以缓和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二是继续推行并扩大他的“新生活运动”；三是他听取了私人顾问端纳的建议，“尽可能到全国各地旅行，以便了解人们在想些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宋美龄随蒋介石的这次视察是“偶然引起来的”。起先，旅行是未曾准备和计划过的，而是偶然引起来的。蒋委员长夫妇，由张学良(他刚从欧洲回来，那时正在蒋委员长的指示下，在华中从事剿共)伴送着，到洛阳去参加一所新的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乘着一时高兴，他们决定朝西再走一程，就到了陕西的西安。就在那个时候，是他们计划中的，除了西安以外，也没有别的地方了。可是到了那里，他却决定继续到甘肃去，于是这一行人等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最后，他们视察过了华北、西北等十个左右的省份，经历了五千余里的路程才止。
1934年10月4日，宋美龄随蒋介石下庐山赴洛阳，途经汉口。在汉口，蒋介石召集了几次会议，“主要议题讨论‘剿匪’。换句话说，他在准备大规模反共活动。他在汉口的几天，与他的将军们讨论制定了新的计划”。这个所谓“新的计划”就是尽快结束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在这一天，蒋介石致电贺国光转陈诚，指示占领石城的行动方案。9日，又电示陈诚如何早日结束战局。
10月10日，宋美龄随蒋介石离开汉口赴洛阳。蒋介石参加了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演说；同时，宋美龄与蒋介石又视察了洛阳市的政务。
10月11日下午，宋美龄随蒋介石结束了在洛阳的活动，登上火车准备返回汉口。这时，端纳建议只要稍微改动一下日程，即把车厢挂在列车的另一头，就可以到西安一游了。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一些人随蒋介石乘专机前往，其他人则坐火车。“此时西安忙得不亦乐乎，谁也摸不透是什么风又把蒋介石吹到了西安。”西安的欢迎场面是空前的。西安城像节日似的打扮，“这个古老的都会以许多的旗帜装饰着，大群的人们聚集在每一个优越的地点，乐队奏着乐而大炮也鸣了二十一响的礼炮”。蒋介石检阅了军队，多次接待了地方长官，听取了有关行政与建设等情况的汇报(例如建造公路、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和禁烟工作等)。宋美龄几乎是同样的忙碌。“关于国府的政策和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作着启迪各个团体的工作。附带地，在蒋委员长与外人间的一向不甚密切的友谊上，展开了新的一页的后一个运动之推进，大体是蒋夫人努力的结果。”宋美龄与蒋介石决定将处理新生活运动的代表与外国教会团体间的合作的可能性传播开去。于是，宋美龄与蒋介石就邀请外国教会的每一个成员赴宴。在宴会上，“当蒋委员长对教会人士说：在大众间的工作上，政府欢迎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了惊奇。他们回答他的请求说：他们理应协助新生活运动”。这些外国教会，响应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号召，立即组成了一个中外委员会。蒋介石还特地召见陕西省主席，要他帮助这个委员会，要他与教会合作。在一次当众的演说里，蒋介石“适宜地指出说：中国目前的患难是由于从前是陕西伟大的理想与主义被忘却了的一事所引起的。并且宣称一个恢复那些主义的努力，是包含在新生活运动里的”。蒋介石还亲自视察了西安城里的情形，声言要实施经济开发，对历史上的碑石与死去多时的皇帝的陵墓，感到很大的兴趣。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西安活动的情形在当时的《华北日报》上有一个报道：“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动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的战线。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今日于市区最大的明楼苑(音译)集会，以支持此业。昨日下午，该市所有外国传教士被邀参加茶话会，实为开明之举。蒋将军、蒋夫人先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对新生活运动应尽力协助之。如同在江西所取得的优异成效一样。诚然，在座的对历次倡导举止、洁净和提高群众风尚的运动都示以赞赏态度。茶话会期间，还选出一个代表该市各传教机构的委员会来敦促这一运动。在座的无不赞叹蒋委员长暨夫人的尊严和风度，深为中国的首脑层中能有这般才智、活力和献身精神的人物而释慰不已。”这个报道，将宋美龄与蒋介石西安之行的背景与企图点明了，是“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当时正是工农红军撤出江西，直指川、滇、黔。
这个报道，将“新生活运动”美化了一番，尤其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美化了一番，他们“无不赞叹蒋委员长暨夫人的尊严和风度”。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评论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这次西安之行：“传教士们远不止只是赞叹，他们实在感到有些惊讶。他们最乐观时，也从未指望过中国的领导人会像蒋氏夫妇在茶话会上那样找他们来了解情况。蒋夫人用英文解释说，蒋委员长和她本人都渴望进行真正的改革。他们认识到，传教士是与中国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了解他们疾苦的，因而他们能够说出怎样才能改造和提高社会风尚。
传教士还有一种特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讲实话，不必像官员那样由于害怕和野心而有所顾虑。蒋夫人央求他们诚恳陈言，并代表政府保证合作。”又说：“这类事从未发生过，无怪乎传教士们起初感到不相信，甚至怀疑。多少年来，他们当中较关注社会问题的曾以笔头、祈求和耍花样等方式，来寻找与哪怕是最低级官员谈话的机会，但几乎无人成功。可现在委员长本人和夫人却主动让他们指出他们各自地区的弊端，以及纠正这些弊端的对策。”这个评论完全是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竭力地吹捧与美化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之一传教士，说什么“传教士是与中国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了解他们疾苦的，因而他们能够说出怎样才能改造和提高社会风尚”。不过，这些传教士的确能比较无顾忌地指出蒋介石政权的弊端，能替蒋介石如何巩固其统治出谋划策，就是在邀请外国传教士参加的宴会上，一个传教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陈述了他的看法。之后又有六七个人发言，当天下午很晚才结束。宋美龄还单独召开一个西安国民党高级官员夫人的会议，敦促她们热衷于公共事业。这些夫人们答允开设一个治疗鸦片瘾的诊所。宋美龄还与这些夫人们一道参观了省立孤儿院和“为穷家少女开设的生意学校”。
接着，宋美龄又跟随蒋介石再西行到了甘肃的兰州。“在那里，蒋委员长聆听政府官员纲举着他们的改进计划和其他的提议。这个城市受到了昔年旧军阀手下士兵的蹂躏而这样造成的荒凉，仍是到处昭然在目。”宋美龄与蒋介石又走访羊毛厂和棉纺厂，这些厂在新军阀混乱中，特别是冯玉祥的部队进驻后曾一度停办，还视察了建于1907年的横跨黄河的钢桥。在宋美龄与蒋介石离开兰州前，蒋介石“接见了辽远的、极西的青海省的军事领袖马良将军和马步青将军。他们是连日连夜赶来会见他的。他劝诫甘肃的军政当局，以及这两个主持青海的将军，不要为他们自己而工作，要为整个国家而工作。在这里，教会团体重复召集拢来，而它的推进新生活运动之原则上的合作，也取得了保证”。
离开兰州，宋美龄又跟随蒋介石到了宁夏的银川。欢迎的场面又是很大，地方军阀都要向这位“委员长”表忠心。在《宋氏家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号角吹响了，民众开始欢呼，一两个乐队开始奏乐欢迎蒋介石夫妇和张元帅。
客人走下飞机时，马鸿逵将军和其曾任山东省主席的兄弟马鸿宾将军走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表明宁夏仍在党国手中。检阅完仪仗队后，客人们驱车行驶了许久才来到市区。在机场旁，有很长的军人队伍和欢呼的人群夹道欢迎他们，及至到了市区附近，又遇到了很长的欢迎队列。”老百姓的确是像观看耍猴的一样，要看一看这位“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把脖子伸得很长的，眼光集中在蒋夫人身上。
显然想看一看这位星外来人，以饱眼福。”在银川，宋美龄与蒋介石参观了一座制币厂和一座由冯玉祥的军火库改装的大工厂，还参观了煤矿和一条正在修建的铁路(陇海线的分支)。蒋介石对羊皮筏子很感兴趣，询问了他们的制造和使用情况。
离开银川，返回西安。然后由西安乘火车到洛阳，再从洛阳到了开封。在开封，宋美龄召集教会人士聚会并宴请，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席间发表了演讲(宋美龄还特地用英语作了演讲)，再一次鼓吹“新生活运动”。在当时的报纸上对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开封的活动有这样的报道：“蒋夫人表示愿意同在该市工作的全体传教士会面。当她获悉可以安排时，便派出私人代表邀请各个传教机构参加在省府举行的茶会……茶会上，蒋委员长高度赞扬了传教士在中国所作出的努力。他向所有在座的保证，非但反对和压制传教士的日子已经过去，仅仅容忍的日子也已结束。他说，现任政府的政策是，对传教士的工作给予最大的自由，并与他们合作。
他详尽解释了在全国展开的新生活运动的宗旨。这并非是一个控制民众的惩戒性运动，而且旨在提高民众的道德、文化和社会水准。”“宋美龄接下来用英文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