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她向国外宣传这个运动。她应美国《论坛》杂志的约请，于1935年6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新生活》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中国近年来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深深地受到了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各国凭了他们自己的智虑，都想从经济停滞中，找寻一条复兴的出路来。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的经济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想解决经济问题，导国民进于物质的繁荣。中国也是如此，必须应付这个严重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得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匪乱后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救援出来，即使暂时把国外侵略一个问题搁开，亟待解决的事情还是很多。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根除这种病态而创导的。”进而又说：“中国情状和别国大殊，人民受了满清政府三百年的压迫，革命后又继之以无可避免的混乱，所以，中国的心理背景和社会情态，苟不加以简略的说明，一般的外人，决难了解新生活运动创导的理由、它的程序、它的目下进展的状况，以及将来的成就。”她认为“中国的心理背景和社会情态”是这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西洋各国都是有组织的，而且享受这种有组织的便宜，已久历年数了。在一种确定的制度之下，人民都习于辅助政府，推进着福国利民的事业。中国，尤其在满清经济之下，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存在……人民习于沉默……改革家所冒的危险极大……民国元年，革命成功，铲除了官僚政治的一切传统，人民都觉得茫无头绪，要他们起来建立新国家，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经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共和政体的作用，才慢慢发挥开来，在沿海的通都大邑，或内地的重要城市，若干比较重大、比较广泛的改革也渐次进行了。但多数地方，仍旧无所更改，或者可以说难于更改……”于是，宋美龄把话又回到“新生活运动”上来，她说：“新生活运动的概念，是蒋委员长在‘剿匪’期中所悉心考虑而成的。他以为用武力收复‘剿匪’，尚不能视为完成使命，必须在那些饱经蹂躏的残破之区，继之以社会和经济的复兴工作才行。
欲谋物质的繁荣，尤须先行发扬民族道德，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而纠正人民萎靡苟且的习尚，更是当务之急。”她又吹嘘蒋介石说：“委员长深究中国过去的历史，觉得先人遗传的良好品性，足以补救目前种种的颓风恶习，相信我国固有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因为从前中国实行这美德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个伟大的国家呢。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就以礼义廉耻四维为基础，创导新生活运动，重复发扬那湮没已久的强国因素。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接着，宋美龄在文章中又讲了几层意思：
第一，她解释了礼义廉耻这四种美德“何以能裨益中国，它们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宋美龄在文中说：“一礼，最浅显地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又说：“有人批评新生活运动，以为全国人民衣食尚且不给，而高谈精神复兴，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可以根据事实来驳辩这种批评的不当，全国上下，自高官以迄苦工，倘使人人的日常生活，能遵循此四种原则，决没有衣食不足的道理。我们于礼字如有正确观念，那末待人接物都出以忠诚不会虚伪了。假使实行义字，看见了同胞的饥饿疾苦，一定会觉悟到援救的责任，而不会聚财利己，浪费自私了。又如廉，凡是官吏都能辨别人民权利，虽知道人民无力无智足以自卫，也不致睃民肥己了。如能实行耻字，那就没有卑鄙谄幸的人。”很显然，宋美龄的这番解释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靠所谓“四种原则”，就能达到“没有衣食不足”，这纯属空想与欺骗，而且在人民大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奢谈“四种原则”纯属空中楼阁。
第二，她把“新生活运动”的反共目的点明了。宋美龄在文中攻击说：“匪乱实是破坏法律、秩序、公正、忠信，以及一切人类美德与国家道义的无上利器。
它降低了人民的人格，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乐趣。”进而就一语道破了新生活运动的企图：“委员长鉴于这种可悲的现象，决计发起新生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是觉醒民众，鼓舞民众向上的最好办法。”接着，又美化又具体地说：“我们在江西，每收复匪区，第一步先遣派名为别动队的青年军官团，到那饱经蹂躏的地域，帮助复兴工作，这些青年军官曾在总司令部受过严格的训练，训练要目是教导他们应有的责任与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并且使他们知道，与民众发生接触的时候，必须和蔼有礼。这批青年军官到了前方，就立刻进行调查工作，找出人民受匪徒蹂躏后的最深疾苦，然后把调查的结果，详具报告，呈报总司令部。同时组织合作社，发放低利而长期的贷款，使人民得到工具、种子、修葺房屋的材料，以及其他生活上必需的东西。数年来只有死亡和岑寂笼罩着的区域，今天竟再能看到欢乐的生机。”
第三，她把“新生活运动”中的参加者：全国经济委员会、江西省教育委员会、五省特别教育委员会、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加以介绍。
说什么“由于上述的种种，农工们渐渐得到了满意的生活，新公民的基础也造成了，创导的人也更兴奋、更努力，人民很显着地响应新生活运动”。
文章的最后，宋美龄吹嘘“新生活运动”的功绩：“新生活运动的恩惠，已经达到低层的民众，同时对于已觉醒的开明分子，也有相当的功绩。江西一经实施以后，全国就闻风响应，委员长最近巡视十二行省，所到的城市，多数是清洁整饬，大改旧观，同时人民有道德观念，官吏有责任心。委员长和我，到了各大都市，总要召集教会团体，开会谈话。他们莫不立刻表示，愿意在他们区域之内，与新运工作者共同合作。我刚刚接到江西外国教会团体的来函，述及他们对于新生活运动的感想，让我引这封信里面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剿匪’
和新运工作，两者都是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类败德的开创工作。新生活运动和耶稣基督的计划差不多，也是救援贫苦者、被压迫者、疾病者以及无享受生活机会的儿童而设置的。中国将由此而统一富强，得到世界的尊重；而这个新中国，一定像她光荣的昔日那样，以四大美德为立国的基础，同时还吸收了构成现代国家的必要成分。”
宋美龄还曾与蒋介石一道接见了外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一起讨论了“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还将“礼、义、廉、耻”译成英文，将“礼”译作Propriety，将“义”译作Righteousness，将“廉”译作Integrity，将“耻”译作ASense of Shame，供外国人(尤其是西欧人)理解。宋美龄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向西方世界推销蒋记的“新生活运动”；另是解释这一运动，以消除误解。总的来说是要争取外国人来支持这场所谓的“新生活运动”。
第四，她向国内宣传这个运动。在“新生活运动”开展两周年之际，宋美龄专门着文题为《新生活运动》。文章一开头，她就说：“当我们想写一篇关于新生活运动文字的时候，往往感到可谈的方面很多。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字，发表得已经不少，然而这运动根本的意义以及提倡的动机，似乎还有许多人不曾了解，所以我们仍宜致力于解释的工作。”接着，文章讲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批评了那些对“新生活运动”误解的人。她说：“一些轻薄的批评家，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觉得新生活运动强迫他们负起启导群众的责任来，简直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运动为复古。许多人对中国的历史，非常隔膜，全不认识，当然不会了解新生活运动的用意了。”
第二，叙述了为什么要推行“新生活运动”。她说：“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人民，多少年来历受官僚阶级的统治，官僚们唯一目的，是想抑制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欲望，消灭人民参与政治的本能和意愿。他们的目的是达到了，所以到民国成立的时候，除了极少数外，人民大都没有群众生活的责任观念，在民主政体中他们究竟处什么地位，也完全茫然。更可悲的是，甚至家庭生活中简单的卫生需要，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不必说构成家庭所必需的其他一切条件了。文盲到处皆是，种种方面都受到它的流毒，尤其是形成了人民精神的衰颓与堕落。”讲到这里，宋美龄又马上为蒋介石脸上贴金，说：“大约三年之前，蒋委员长注意到了这种情态，认为影响所及，足以阻遏国家一切的进步，他以为无论大小城市、乡里村镇，凡是举办公共事业的人们，倘无自我牺牲，公而忘私的观念，国家总有一天要灭亡的。于是回想到中国从前的光荣时代，探究那时国家所以臻于强盛的因素。正是这种回想，促成了他决计提倡固有的高尚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基础。”吹完了蒋介石又吹她自己：“过去数年来，我在国内巡游了许多地方，亲眼看见，人们的生活状况，不但困苦艰难，不但简单原始，并且充满着绝大的危险；社会麻木如死，人民苟安成习，毫无希望可言。中国人心的麻痹，经过了十数世代，已经根深蒂固，倘欲重振精神，不仅有赖于爱国人士的齐心合作，共图改良，还需要一种新的刺激，来推动我们的工作，于是就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第三，推崇与解释了礼、义、廉、耻。首先，她认为：“新生活运动提倡的四种旧道德，并不像一般谬误的传闻，以为竭力在恢复一切旧式生活。这四项原则实是我国最可宝贵的美德，也就是中国的精神基础。”接着，她分头介绍了这“四项原则”：“礼，使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习于诚壹恭敬；义，发展服务的精神；廉，教人以公私之分；耻，则是增进自尊心。如果人人习礼，一定会知道尊重秩序的重要，愈能尊重秩序，社会国家的团结也就愈增其强固；如果人人能明义，有了服务精神，大家就一定鄙弃争权夺利的恶习；如果人人能尚廉，尊重公私取予的分际，就一定会斥绝贪污，知道纯洁的人物方能组织纯洁的政府，纯洁政府方易于解决国计民生；如果人人能知耻，就是大家都有堂堂正正的自觉，而自觉心是从自尊心推演而出的，全国上下，都有觉悟之心，就不怕不能成为强固的国家了。”
第四，把妇女同“新生活运动”挂钩。她认为妇女对于“新生活运动”正可作为切实的辅助。她提出：“我国的妇女同胞，应当觉悟到，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大半还不曾合乎规矩，应当立刻革除愚昧怠惰的恶习。在这国难严重的时期，妇女尤应为国家加倍出力；她们若能循着正确的路线，勇往迈进，那末，我们所渴望的国家进步，就会迅速实现，而一切阻碍我们的反动力量，也不能继续存在了。”
第五，鼓吹了“新生活运动”的功绩。她完全从表面的或不实的报告中，认为“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已经奏效。她说：“新生活运动现已风行全国，很僻远的内地城市或村镇，都整理得非常清洁；学生们竭力鼓吹卫生与清洁的益处，结果很好，凡是深明中国内地情形的游历者，假使把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作一比较，谁都能说出新生活运动推行以后，各方面有了多大的变化。他一定会承认新生活运动的确是进步的，的确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有利国家，有利人民的。”她还借用基督教内地会的“周年报告”，吹嘘“凡蒋委员长德威所及的地方都有新运分会，或由官吏创导，或由民众自己的要求而组织，都获得了良好效果”。
后来(1940年6月)，宋美龄在《我将再起》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新生活运动”。文章一开头就说：“在日本侵略中国和我们抗战以前，‘新生活运动’由于成为改造中国国民生活的一种潜力，已经形成一非常重要的地位。到抗日战争发动以后，新生活运动自动而又自然地变成整个国防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这个组织的性质，所以新生活运动实际上颇能有助于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动员，以应付当前新的考验。”接着，文章讲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回顾了“新生活运动”在1934年发动后所起的作用。宋美龄在文章中说：“新生活运动在江西省所发挥的宏效，完全证明改进一般人民的福利才是国家改造的动力，因此全国人民也就认识了新生活运动的真正意义。不但江西省的人民很欢迎新生活运动所计划并能确实完成的进步和繁荣，而且其他各省的人民体认到这种宏效以后也立即风起云涌，于是全国都开始采行新生活运动的纲领和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