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以后，几百年来，在一些西方人的头脑里，不时忽隐忽现地萦绕着“黄祸”的幽灵。到了近代，尽管许多东方国家都处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侵略的境地，但一些欧美国家里的少数帝国主义分子，依然经常大肆宣传各种离奇的“黄祸论”。
他们在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黄祸”神话的同时，又鼓吹用武力入侵、向东殖民、传播基督教等各种恶毒办法，来阻止中国的复兴，使中国永远沦于愚昧落后、贫穷衰弱的境地，以此来防止所谓的“黄祸”。
孙中山从走上革命道路，直到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和设计建国方案的整个历程，恰好就在“黄祸论”最泛滥的时间；而他所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始终是为了复兴中国，这就与“黄祸论”者处在尖锐的对立地位，他不可能对“黄祸论”的种种叫嚷置若罔闻。而且，虽然孙中山把实现中国复兴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中国人自己的觉醒和奋斗上，但他也热切盼望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支持。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背景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使得孙中山在开展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时不能不注意到对“黄祸论”的批驳。1904年10月，孙中山在刚刚完成创立其指导民主革命的理论——三民主义，并积极开展广泛的革命宣传和组织革命力量之际，在美国纽约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这篇着名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还郑重地加上“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这句话作副标题。论文一开头，孙中山就指出：“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远东，这不仅是由于俄国与日本间正在进行着的战争，而且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这一议论，虽非直接针对“黄祸论”而发，但恰好也揭示了或涉及了当时十分泛滥的“黄祸论”的实质，即中国是列强争霸的主要目标，那些有关所谓“黄祸”的一切鼓噪，正是同列强这一争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接着，孙中山说到了“黄祸论”本身。他先概述了“黄祸论”的主要内容，诸如“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厚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外国对中国“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如此等等。然后，他针对这种“黄祸论”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之外，还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
紧接着，孙中山由此得出了与“黄祸论”者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一旦复兴，不但不会给世界上任何国家带来祸患，而且会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利益：“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这就是孙中山对“黄祸论”所作的一次有力的批判。
这个批判是从道德、政治和经济三个角度来展开的，论证是全面的，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我们就以这三个方面，对孙中山所阐述的观点作些讨论和分析。从道德的角度上，孙中山谴责了一国希望另一国衰亡的心理，提倡国与国之间应当促进互利。他的这一谴责理直气壮，他的主张光明正大，这些都是无懈可击，亦无需多言的。重要的是，这些正是他一贯所持的道德观念的表达。
孙中山早年深受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道德观念的影响。他在檀香山求学时就十分同情当地人民反对外来压迫，扞卫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在走上革命道路、从事艰苦的反清斗争以后，他也曾热心地支援过菲律宾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运动。
他把自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比作“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义”，又比作法国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他所理解和倡导的“博爱之精神”是什么呢？他说：“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者也，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而广义的博爱应当是“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这才是“得博爱之精神也”。他从这种博爱精神出发，一贯反对以强凌弱，反对强权政治，认为“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逝世，更是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进行道德、人格的教育，呼吁人们不要自私自利，要待人以公、待人以恕，要为他人、为世界服务。如1923年10月，他在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人类的天职，最重要的应该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为此就要“造就高尚的人格”。又如1924年3月，他在对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中，希望青年们学习革命先烈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他教育青年们，要发扬一种新的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直到1925年3月，在弥留之际，孙中山还在给苏联政府的遗书中，把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的伟大事业萦怀于心……所有这些，都可以有力地证明孙中山不但在批判“黄祸论”的时候，反对别国怀有希望中国永久衰弱不振的不道德心理，而且他自己首先就是一贯地、坚决地鄙弃这类不道德的念头；他不但真诚期望别国政府和人民能做有利于中国复兴的事，而且自己首先就一贯地支持别国的复兴事业。
而且，西方资产阶级一百多年来不是一直在标榜“天赋人权”，人人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幸福等权利吗？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希望中国永远衰弱不振、中国人民永远沉沦在苦难深渊之中呢？正因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黄祸论”是如此的不义和荒唐，因而孙中山从道德上对“黄祸论”所作的批判，尽管着墨不多，只用了一句短短的反问：“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却显得铿锵有声，气壮威大，一语破的地把“黄祸论”的可鄙面目揭穿于世了。
在政治方面，孙中山主要是强调了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和平、守法的“本性”，因而复兴以后的中国决不会去侵略他国，为害别人。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是否会去侵略和为害别人，当然主要决定于该国的社会制度、由谁执政等问题，而并不主要由该国的民族性来决定；而且民族性本身也是由历史上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于自然环境和条件等种种原因逐渐造成，而不是天生的本性。对这些，我们不能苛求孙中山作出完整而科学的阐述，这也不是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篇论文中所要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如同从道德的角度上反对一国希望另一国衰亡一样，对于中华民族具有热爱和平的本性这点，同样是孙中山一贯真诚相信、竭诚倡导和发扬的。
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在阐述、宣传其民族主义理论时，就强调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孙中山说这一点是民族主义含义中“最要紧的一层”；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庄严地宣布民国政府将要执行的对外政策是：“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清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他还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特地布告各友邦，重申“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
这些均表明，孙中山无论在对待国内各民族还是世界各民族上，都努力地一贯提倡和奉行各种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交往的政策，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平等待人的传统发扬光大。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吸取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逐步明确地使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加强反帝的内容，多方揭露帝国主义奴役、压迫中国和东方各国人民的罪恶，谴责帝国主义者“用少数人既是压制了本洲和本国的多数人，更把那种流毒推广到亚洲，来压制我们九万万（亚洲）民族，要我们九万万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这真是非常的惨酷，真是可恶已极”！与此同时，他继续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宣传和提倡发扬中国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道德，诸如“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可见，孙中山确实不但真诚地相信，而且几十年来一贯地积极倡导中国民族热爱和平的崇高品德。
如前所述，一般说来民族性并非一个国家是否会去侵害别人的决定因素；但是，历史事实表明，就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确实有和平、睦邻的良好传统。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虽然有过封建统治者向一些周边地区的征讨战争，然而其中的多数是出于解决长期存在的“边患”问题。即使有过个别穷兵黩武的战争，也总是不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甚而受到统治集团内部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抵制。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多次遭受外国侵略，每次都只是出于被迫才进行自卫性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