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凶奴列传》，谓匈奴先祖淳维是夏后氏之苗裔，亦即匈奴与汉族同为夏禹后代。康有为据此证明满、汉同出一源，这对革命派宣传“反满”、争取“光复”，是重大的思想障碍。为驳倒康有为，扫除“反满”宣传障碍，章太炎首先论证满族并非匈奴后裔，指出满族在中国称东胡，在西方称通古斯种，与匈奴并非一族，从根本上抽掉康有为为之立论的基础；进而又从古书上找出“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的史事，说明“名号不同，谱谍自异”，即使匈奴与满族有族源联系，也因匈奴早已远离华夏，言语、政治、饮食、居处，一切都自异于域内，不得再“谓之同种”了。
康有为以历史上氐、羌、鲜卑、百越等许多少数民族，“今皆与中夏相杂”，已无从与汉族区别为例，以证明今之满、汉亦无需再区别。章太炎驳之曰：历史上五胡“始尝宰制中华”，但隋唐统一中国，这些民族“着土传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亦即早已与汉族同化；而今日满族却仍保持自己的祭祀、服饰、语言、文字，等等，又有种种特权，不仅未“归化”汉人，且在“陵制汉人”，当然不能与“五胡”之已与汉族同化相等同。
康有为说《春秋》开始时视吴、楚二国为域外，后来却平等看待之，以证明满、汉二族初虽不同，现应视作一样。章太炎反驳道：吴、楚二国所在之扬、荆二州，本为《尚书·禹贡》所记古代中国疆域“九州”中两个州，与中原各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文化语言亦无大殊，“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康有为列举同治朝以来许多汉人充任京内外大臣，以及清朝废除明朝“廷杖”、“镇监”等酷政，用“一条鞭法”代替“大户加税”、“开矿”等苛勒，证明满汉平等，汉人并非满人之奴隶。章太炎列举大量史事批驳他：乾隆时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同治时曾国藩等打败太平天国，使清朝免于覆灭，却“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沈桂芬、翁同、李鸿藻、孙毓汶等军机大臣，更是“阶位虽高，犹之阉官仆竖”。而“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但“耗羡”、“平余”却甚重；徭役虽免，“而舟车工匠，过事未尝获免”，这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
至于“廷杖”虽除，但一系列文字狱却比“廷杖”要“毒螫百倍”！
康有为极力论证和歌颂光绪帝之“圣明”；章太炎则如同对多尔衮、玄烨、弘历等那样，指名痛骂光绪帝“载湉小丑”，用大量事实证明他懦弱无能。康氏引光绪帝的诏令证其一心为国；章太炎则引刘知几《史通》所说魏晋以后历代帝王都工于藻饰，“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反击康氏。康有为以如簧之舌，把光绪帝戊戌受困、庚子蒙难等只能证明其仁柔无能的遭遇，说成是“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证”，利用那时国人普遍迷信，给光绪帝涂上一层神秘油彩。章太炎充分利用自己渊博的国学知识，极为巧妙而轻易地驳倒了康氏谬论。他说：“必若图箓有征，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繁，《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然而，《中庸》以天‘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努尔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
语虽无稽，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妙文！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它们使章氏的文章、演说，典雅古朴，在“反满”思想中充满文化气息。在把自己渊博的国学知识运用于“反满”宣传同时，章太炎出于对祖国文化之深厚感情和对民族文化与民族振兴密切相关之认识，一直大力倡导弘扬国粹，即以文史为核心的传统民族文化。
章太炎把国粹视作一个民族、国家能存立于世之基础：“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即使国家不幸衰亡，只要学术不绝，国粹不失，则“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否则，如国学不存，这个民族就永无复兴之望。章太炎一生对孔子多有批评和微词，但始终高度评价孔子整理、保存古代典籍之功绩，如曰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以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承继之而史书始粲然大备，矩则相承，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
为什么国粹有这般重要？章太炎的回答是：“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他1906年批评当时一些人的“欧化主义”，说他们总说中国人差，自甘暴弃，就因为他们不知中国的长处，特别是不知中国特别的长处——国学之故，所以他一直努力运用国粹来灌溉民族主义使之蔚然以兴。他1902年在东京发动“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就是利用汉民族的历史激发广大留日学生的民族感情。纪念会最终虽未开成，但他那诉说民族痛史，号召汉人“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的宣言书，在兴中会创办之香港《中国日报》刊载后，令华南各地人士“颇为感奋”。1906年从“苏报案”刑满出狱到东京，在留学生欢迎大会上，他大力提倡“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随后他主持《民报》，为贯彻这一宗旨，在撰写、刊载批判保皇、宣传革命的大量文章同时，还撰写了一系列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术着作。
章太炎是个具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人，他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在“苏报案”入狱期间，他在一则自记中说“上天以国粹付余”，现在自己被囚，可能使“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正是怀着这种强烈使命感，章氏一生辛勤笔耕，留下了《訄书》、《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古文尚书拾遗》、《齐物论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大批研究、阐发国学的着作，且先后在东京、苏州等地创设国学讲习会，诲人不倦地传授国学，培养出大批杰出的学者。
有必要说明的是：章太炎虽深爱国学，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但他并不排斥西学和域外文化。恰恰相反，他努力提倡，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他说：“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正确的态度应为“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他不只是国学大师，且对古代希腊哲学，近代欧美、日本以至印度文化，都有广泛兴趣，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知识。他善于将这些丰富的“西学”知识与渊博的国学知识结合，使各相得益彰，其文章、演说之能充满文化气息、扎实有力、富有魅力，得益于此者甚多。
四
章太炎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兴起之际，适逢其会地投入“反满”宣传的。他凭借其国学造诣和西学知识，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扎实、论证有力的战斗文章，很快成为革命营垒中不可或缺的宣传家。他那些宣传“反满”、批判保皇的文章之所以富有魅力和有重大社会影响，不仅是由于其“反满”之激烈、全面和论证之鞭辟入里，而且还因如上所述的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在当时的革命派中，能做到前者的并不乏人，而能做到后者的，则除章太炎外尚无第二人。
历史刚进入20世纪时，在中国，主要是海外华侨与学生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改良鼓吹，还远比革命派的“反满”宣传更有市场和声势。在日本，梁启超创办报刊，痛斥慈禧太后一伙祸国殃民，歌颂为变法遭难的光绪帝，大力介绍西学，提倡“新民”，这一切当时很得民心。他那文思磅礴如涌泉的大量论着，在当时执兴论之牛耳。
1903年初，黄遵宪致信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黄氏此言虽有明显偏见，但并非有意地向比自己年轻25岁的梁启超说阿谀之词，梁氏思想在当时有巨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谈及自己1902年春在日本见到孙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所说“不过一二个人”，当为章氏本人之所见，并非全部；但其时追随孙中山一心革命的留学生人数还很少，则可肯定。
1903年起，革命潮流迅猛高涨，此由多种国内外因素促成，其中革命派的宣传工作起了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孙中山《敬告同乡书》等都在这年刊行，这些书、文，以通俗流畅的文笔，慷慨激越的感情，大力宣传反清革命，能为广大民众所懂，所接受，其兴起革命潮流之功甚伟。但与此同时，亦应看到那时中国士人自幼至壮，所读多为四书五经、文言书籍之类，为文喜用典故和旁征博引。梁启超文章之广受欢迎，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能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思路清新，还由于他那半文半白的文章中亦多用典故，善于旁征博引，故能雅俗共赏。蔡元培1923年回顾清末严复之译作时说：“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蔡元培的话说明，“那时候的学者”爱读古朴典雅的文章。
就这点而言，当时革命派中其他主要宣传家如邹容、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甚至孙中山，他们所写文章虽可一泻千里，却因为国学基础制约，难以与国学基础相对较厚实，为文亦喜用典故和善于旁征博引的康、梁相颉颃。章太炎在这方面却弥补了革命派的不足，绰绰有余地可与康、梁抗衡，正如有人评述的：“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成了章太炎旁征博引出入自如的依据”，“他娴熟之极的旧语言，使人们感到只有他才是康有为（也是用旧语言译新文字，即用‘公羊三世’、‘托古改制’，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旗鼓相当、真正够格的敌手。章太炎成了这一代没有‘功名’却有学问、能与上一代饱读诗书享有功名爵禄的士大夫相颉颃的代表”。拿他的代表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来说，虽不及与它同时问世的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通俗易懂，适合广大民众阅读或听讲，但它却更为一般读书人所喜爱，因它“文意高古而又警辟，故极为当时一般文人所喜读”。
中国社会久有崇敬“有学问”者的传统，而文章写得典雅，善于旁征博引，被看成是有学问的表现，会受到社会的崇敬和信任。章太炎的学生汪东评论乃师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他举出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例子：他祖父是典型的反对革命思想的旧式士大夫，但有一次看了汪东偷偷放在他台子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不但未加斥责，反而破例地笑着说：“这篇文章很有道理！”连他这样反对革命的士大夫，亦被章太炎文章中的透彻说理、典雅用辞所打动，可见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革命派动员、吸引众多士子从保皇改良立场向反清革命立场转化上，起了他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上面所说1903年起革命潮流迅猛高涨的原因之一是革命派宣传工作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其中章太炎的作用，就是一块很有分量的砝码。
原载《章太炎学术讨论论文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9年版，第83-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