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秋瑾的诗说起
1904年6、7月间，正值日俄战争烽火连天，日军在战场上取得一个个胜利之际，近代中国的巾帼英雄秋瑾东渡日本去留学。她应与她同行的日本人服部繁子之请，写了一首为日本海军祝捷的诗，其中写道：
明治天皇雄武姿，独占精神寒鉴窗。
奋发神威不可当，投袂扫穴殴贪狼。
……
捷报飞来大地观，从今世界庆安。
草木河山皆变色，未许潜蚊侧目看。
……
几俗起舞乘风去，拍手樽前唱凯歌！
诗中流露的为日本取胜欢欣鼓舞的感情，几乎与日本人自己并没有两样，而这并不只是秋瑾一个人的感情，是当时多数留日中国学生的一种共同的情绪，正如胡汉民后来在自传中所说，日俄战争时中国留日学生“皆直日而曲俄”。而且事实上不仅中国留日学生，在国内的中国人也大都“直日曲俄”的，例如当时北京报界虽然“一致认为日本有自私的动机，但总的说来对她取得胜利似乎还是高兴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事后回顾当年情景时甚至说：“当此之时，中国之四万万人民……无不视日本为亚洲救主矣！”说四万万中国人都这样看当然是夸张，但其时凡知道正在进行日俄战争的中国人，极大多数都偏向日本，却是事实。
日俄战争原是这两国为了争夺朝鲜，尤其是争夺对我国东北的控制，而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大拼杀，作战双方都给我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日俄两国无论谁胜谁负，中国都只会受到掠夺、宰割。对于这一切，当时许多中国人都已经看到。孙中山1904年8月在一篇写给美国人民的呼吁书中就这样说：“假如这次战争果真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话，充其量它只能决定俄日两国之间的霸权问题。”同年早些时候发行的《中国白话报》上一篇文章，还就日俄战争刚发生时一些中国人的糊涂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俄日两国“因为彼此都要占东三省，所以打起仗来，无论哪边输赢，中国总没有便宜了”。
历史的现象多么矛盾：既然中国人并非不知道日俄两国都是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谁也不会给中国带来福音而只会带来祸害与新的压迫，那又为什么大都偏向日本，为日本的胜利高兴呢？本文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欧风美雨”吹打下的心态，日俄战争前这两国的活动尤其是其对华外交的巧拙等方面，来分析上述问题。
二、战前中国人看待俄日时的不同心态
在近代以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民族国家，所遇到的各种严重外患，几乎无一不来自北方大陆。中国几千年间主要外患大都来自北方的这一历史特点，俄国与中国壤地连接几千公里的地理位置，它那辽阔的幅员和严酷的自然环境，特别是19世纪以来大肆向东、向南扩张的行动，使得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中国的外患大都已来自海上，但中国人对俄国的侵华活动、它对中国的威胁，一直保持强烈的戒惧心理。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刚受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之害不久，林则徐就据其充军新疆时的实地考察、感受，郑重地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说此话时，俄国与中国之间尚未发生重大的冲突。而过了几年，林则徐的预言第一次得到证明：俄国利用英法联军侵华，夺取了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种乘人之危的巧取豪夺，给近代中国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两个多月，奕…等人奏陈当时主要侵华国家的情况时就认为：“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说英国“强悍”毫不为奇，而把与中国的交往及在华势力尚不及法美的俄国，“抬举”到与英国相提并论的高度而以“叵测”评之，则说明了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趁火打劫，它的巨大贪欲和奸诈手段，给了奕…等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 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中国人的对外认识日趋丰富，关于“俄患”是主要外患的看法，为更多的人所注意和道及。杰出的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在1875年全面分析中国面临的外患时，特别详细地分析了俄国：“俄国地广兵强，为欧洲诸国所忌，今且西守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据最胜之地，以扼我后路。……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另一位着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有郑观应，以其多次修订、重印的《盛世危言》里，反复提醒人们注意俄国的野心之大和手法之狡，诸如：“俄之贪，历世不已”，“俄非但兵多，且善阴谋”，等等。他还将剑华堂所写的一篇说明“俄患”特别险恶难对的文章，特地收进《盛世危言》作为附录。该文说：“俄处地球之北，界接冰海，地跨三洲，封豕其心，豺狼其性，由吞并打牲诸部落而成此大国……浸浸乎有直逾兴安岭而通我堂奥之势，并吞囊括，可为寒心！”
甲午战争刚结束时，中国人为败于日本而痛心疾首，俄国则因干涉“还辽”博得好感，中国朝野一时出现亲俄气氛。但即使此时，不少有识之士仍告诫莫忘“俄患”。如章太炎1897年撰文批评亲俄是“无深长虑，欲一快心日本，密约俄罗斯以为奥援，至于胶州屯军，吉林筑路，齐鲁与东三省将为异域，悲夫”！严复在此时也告诫说：俄国把中国长城以北视作禁脔，“且以远近形势言之，俄于支那，其情亦与各国异也。
故中国之大患终在俄”！再次向国人敲响了半个世纪前林则徐敲过的警钟。
可见，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地位不同的中国人，对“俄患”都始终怀着很强的戒惧心。 而同一时期中国人，在看待日本时的心情要复杂得多。 在英、法、美、俄开始来中国叩关问鼎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认为日本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威胁。近代中国最早注意到日本行将崛起的，大概是洪仁玕。他在1859年所着《资政新篇》中说：“日本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洪仁玕是那时一位富有世界知识的中国人，他对日本的预见后来很快被证实。但他在作此预见时，丝毫不存担忧之心。在他之后两年多，冯桂芬对日本说了更多的话：“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及西洋，报聘各国。”在这些看似纯客观的叙事中，包含了冯氏对日本的未曾明言的称赞。1863年，桂文灿（知县）向奕…条陈说日本遣幼童出洋，中国宜仿之，又过了四五年，左宗棠在1866春奏“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有成”，1863年李鸿章已知俄、日因学西方而正日盛。奕…
在1866年12月请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着名奏折中，更明白地称道了日本：“西方各国船炮器械制作日新，近来日本也知道发愤为雄。”以上都是明治维新之前的事，那些注意到日本的中国人，都是以钦慕之情来看待日本的行将崛起，而并无对此的戒惧之心。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已成了事实。1871年它派使来华订约，规定今后两国和睦相处，互相通商，尊重领土完整及互派使者驻对方。
这是近代中日关系的正式开始。应当说，这一开始是平等友好的，如果以后双方能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关系，后来几十年间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以巨大灾难的种种事件，就可以避免了。但日本在订约建交之后，却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1874年出兵侵台，同年双方订约了结，这是近代中日两国间首次严重冲突，给中国以震惊。“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即始于此，清朝决心建立南北洋水师与福建水师，也肇因于此。接着，日本又吞并琉球，中日再次争端，最终虽以清政府的让步不了了之，但却令一些中国人加重了对日本的戒惧，王韬当时就忧心忡忡地说：“恐他日日人之所灭，不止于一琉球也未可知也。”
可见，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向外扩张时，是引起一些中国有识之士的担忧和警惕的。但除了担忧、警惕，中国人在看到日本的崛起时，却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王韬在写了那篇关于日本灭琉球的文章后，接着所写的《变法自强·下》中，说：“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对日本的钦羡之心跃然纸上。而当时中国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这位目光深刻的思想家在日记中则这样写道：“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他还留意到那时日本留英学生有二百多人，且学的大都是经济和法律，而中国派往英、法学习的只三十几人，且全学军事。郭氏认为经济比军事更重要，因而日本的做法比中国高明，无怪乎“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郭氏的观点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他对日本“求进之勇”的佩服却明白无疑。
在19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前后，有几位中国人写过旅日见闻之类介绍日本史地、风情的书，但均欠详尽准确。1878年，近代中国着名的诗人、改良思想家黄遵宪，随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他在日本广交友人，用心收集、调查日本各方面的情况，于1879年写《日本杂事诗》一书。继而又呕心沥血，于1887年写成了《日本国志》。这两本书，尤其是共四十卷五十多万字的《日本国志》，详细记述了日本的史地、学术、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而最着力于记述明治元年至十四年（1868-1881）间日本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这是近代中国研究、介绍日本的划时代之作，同时也是反映那时中国人面对日本崛起时所怀复杂心情的代表作。书中写道：“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流露出强烈的担忧与警惕；而说得更多的却是力主向日本学习，广泛引进西方科技，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强大的国防，采行君主立宪政制，以及创造一种简便易学的新文字等，总之是把中国昔日的学生当作老师和楷模，钦慕多于戒惧。
在黄遵宪之后，研究日本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并且也都在对日本表示戒惧的同时更多地表示钦慕和学习。如郑观应在《商战》中说：“考日本东瀛一小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用能百废具举”，“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与郑氏同时代的陈炽则称赞日本能“举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而我则“堂堂中国有器无人”，他为此感叹不已。从1886年起就搜求明治维新材料的康有为，在戊戌年纂成《日本明治变政考》呈送光绪帝，极力推崇日本的变法。他还在上奏中请光绪帝如同临摹“名书佳画”那样照搬明治维新的办法来改革中国。
上述情况说明：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崛起，大都怀着钦羡多于戒惧的复杂心情，与对待俄国的只有戒惧心情不同，这使得在日俄战争中大多数中国人很自然地会“直日曲俄”。
三、日俄两国对华外交之巧拙
日俄战争是由于俄国在1900年出兵侵占我东北，与日本的野心直接冲突而引起的。日俄两国都旨在夺取我东北，但它们为此施展的对华外交却很不相同：俄国是一意孤行、粗暴蛮横，激起了中国人的普遍痛恨；日本则极力笼络，装成中国的保护人，博得了中国人一时的好感。
1895年俄国迫使日本“还辽”时，曾假装是中国的扞卫者。但曾几何时，它于1896年诱订《中俄密约》，1897年强占旅大，1898年春强迫中国将旅大“租借”给它。只两年多时间，就这样把从日本口中挖出的东西抢归自己。至此犹嫌不足，又于1900年出动十多万大军全面占领了东北，并企图予以吞并。在1901年举行的中俄谈判中，俄国拒不归还东北，施展威吓、硬逼等伎俩，企图迫使中国公使杨儒在同意其侵占东北的条约上签字。只因杨儒坚决拒绝且突然去世，俄国的阴谋才未得逞。在侵占东北期间，俄国犯下了包括血洗江东六十四屯、血洗海兰泡等在内的累累暴行，“用其残忍无人道之手段，洗括其地域而虐待其人民，备极狠毒，惨无天日”，激起东北人民极大义愤，“乃相与团结屯聚，据塞堡，备器械，习技艺，以为卫身家保妻子之计”。 在辛丑议和时，俄国又是最苛毒地对待中国的国家，它因而在4亿5000万两的“庚子赔款”中，独得130371120两，占总数29％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