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徐桐每见西人，以扇掩面；刚毅之目学堂为养汉奸；崇绮之一生未尝见报；赵舒翘之约同乡，使其本省永无开矿之事；李秉衡之见洋操衣服，故作惊视之状”。至于高居在这班权臣之上的西太后，也完全同他们声气相通，照这个“老佛爷”自己的话说：“我极守旧，我喜欢中国的礼法，只要我活着，总不许学外国。”可见，当时清朝执政的顽固派，对外人外事，亦怀着强烈的仇视情绪。当然，他们与义和团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们主要是因为外来势力和外来事物动摇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统治秩序和生活方式，干扰了他们行使统治的无上权力。同时，也还因为外来宗教“侮慢神圣”，即同他们历来崇奉并借以统治人民的精神偶像相抵触。徐桐赠给义和团一位大师兄的对联，很能说明清朝顽固派厌恶外来势力（包括外国教会）和外来事物的原因：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这里清楚地反映了，在徐桐的思想里，外来资本主义和外国宗教，是使人心趋于不正的“异端”，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忠孝节义”这一套封建人伦道德。所以，当他看到义和团激烈排外，并表现了某些封建卫道意识之后，就情不自禁地又惊又喜，感到“怨愤能消”了。 义和团的这些笼统排外主义和某些封建卫道意识，使得它在从事“灭洋”斗争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与清朝统治者合作，至少是争取其中立的思想，甚至有可能产生帮助其摆脱外来势力影响、干扰的愿望，特别是当他们朦胧地感到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与外国存在着某些矛盾的时候，这种思想和愿望就更易产生。在清朝统治集团方面，由于对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有着怨恨，也会情不自禁地想拉拢和利用高举着“扶清灭洋”大旗、进行激烈排外活动的义和团。这样，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思想和某些封建卫道意识，构成了它“扶清”口号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此外，“扶清”口号的提出，同义和团对光绪帝及其帝党的厌恶，也有一定的关系。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清皇朝中央即已出现了帝党和后党两派。两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对待外来事物态度上的分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光绪帝从1876年6岁时起，由翁同等人授读。此后，“翁同禾亦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德宗（光绪帝）”。也许由于从小所受教育和接近的人物之故，光绪帝有学习外国事物的浓厚兴趣，对于外来事物，不像西太后（她只对外国的奢侈品有感情）及一班顽固大臣的抵触的态度，而是希望中国学习西法，革除弊政，振兴清朝。这样，帝、后之间在对外来事物上的歧见很大，难以调和。1889年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事先就训令光绪帝“亲政后，第一不可改章程”。但是，光绪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听话，1898年搞“百日维新”，革除弊政，采用西法。因而帝、后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发生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之后，西太后并不满足，打算乘机废其帝位，但受到外国的干涉而未遂。而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因得到外国保护出逃在外，又正在大肆鼓吹光绪帝的“圣德”，要求让其亲政，令人难堪地痛揭西太后的种种罪行……这一切，都在人们心目中进一步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光绪帝是亲外，并得到外国青睐的；西太后及后党一伙则受到外国欺侮。同时，这一切也加强了后党对外国的怨恨。
义和团由于有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因而把主张学习西方、羡慕西方文明，并在人们心目中是亲外和得到青睐的光绪帝，很自然地视为“二毛子”，把他看作是洋教在中国的“教主”，十分厌恶光绪帝及其帝党成员；而对怀有怨外情绪、被人看作受到外国欺负的西太后及其一伙，义和团就不那么厌恶，反而感到有着相通的感情。这就是它提出“扶清”的又一个原因——义和团的“扶清”，就是要扶助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政权，但并不包括光绪帝。 由于义和团存在着这样一些思想基础，因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时，它就有可能从其前身的“反清”转变为“扶清”。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期间，它终于提出并很快普遍地采用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以取代传统的“反清复明”。
二
义和团的“扶清”和清朝统治集团的“抚团”，当然都不是真心诚意的。
在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期间，它仍然经常同清朝统治者发生冲突、斗争。例如，在接受清政府招抚之后，义和团依旧“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他们是西太后派去领导义和团的人）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夙昵庆恒，亦不能庇也”。这类事曾多次发生，有些虽是清朝反动统治者的挑衅所致，有些却是义和团主动干的，表明了它的“扶清”确非真心诚意。 在清朝统治集团方面，它在宣布义和团为合法组织，加以招抚之后，也从未放弃其敌视人民、敌视群众反帝运动的一贯政策。所以它在公开招抚义和团后，仍百般设法加以削弱、控制，以至血腥屠杀。
但是，历史的进程是充满矛盾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经常会有犹豫、反复和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我们肯定义和团“扶清”和清朝统治集团“抚团”都并非真诚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似乎他们都纯属互相玩弄手腕，毫无暂时调整关系、缓和敌对态度的愿望；同样，说他们有暂时调整关系、缓和敌对态度的愿望，并且这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并不等于他们这时候就融洽一致、真心诚意了。
不论义和团的“扶清”怎样并非真诚，它终究曾经把“扶清”作为一个普遍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举着“扶清灭洋”的旗帜向帝国主义作斗争。在那段时间里，义和团毕竟明显地减少了主动反清的宣传和行动，还不时进行一些表示要帮助清朝的宣传等。而且，“扶清”这样一个带战略性的口号和行动，虽然最初主张的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策略动机，但如果在义和团里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要在这个一百多年来其前身始终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而且又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的组织里，被迅速而普遍地采用，也是绝不可能的。
至于清朝统治集团对义和团改“剿”为“抚”，虽然惧于义和团的浩大声势是个重要的因素，但也并非始终没有产生过对义和团的幻想，并非始终没有过与义和团改善关系的打算。多年来，关于清朝统治者是由于对义和团已经无能为力才被迫改“剿”为“抚”这一点，有些强调得过分了。这或许同西太后自己的招供有关系：此次义和团匪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
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
分析一下这类话，或者是对那些反对她利用义和团向各国宣战的督抚们说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或者是在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她在事后的追悔之言，目的在于推卸她闯下这场大祸的责任。因此，这些话均需打个折扣，不可全信。至于当时其他一些官僚或士人所写的记载、回忆，等等，有的是循着西太后的调子写，为替她的决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开脱；有的则本来就不赞成利用义和团，故有意夸大“抚”所造成的不可收拾的局面，以证明自己的见解正确。所以，对这类记载、回忆，同样是不能全信的。
事实上，在1899年底义和团的主力尚未转入直隶之时，清统治集团在袁世凯刚接任山东巡抚之初，就告诫他：“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酝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到1900年初，又针对袁世凯在山东滥杀义和团之事，清廷责备“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等等，此后还多次发布类似的谕旨。这些谕令的出发点，虽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但它们明显地反映出：至迟从1899年底起，清朝统治集团就在对义和团是“剿”是“抚”的问题上，发生了犹豫，至少，它已不像以前那样一意“痛剿”而毫不他顾了。而那时义和团不但尚未控制京、津，而且主力尚未进入直隶省，清朝统治集团并未处于无能为力，“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的境地。在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前夕，西太后于6月初派出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前往义和团力量集中的涿州察看。6月9日，西太后召集亲信密议，基本上定下对义和团招抚之策，并调集其部众多为义和团民的董福祥部进京。接着，“刚毅等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使西太后更坚定了招抚之心。之后，紧接着“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
可见，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的状况，是在清朝统治集团对义和团“剿”、“抚”不定的过程中形成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恰恰正是“抚”的结果。如果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始终一意主剿，如同它对太平天国那样，则义和团要在京城迅速蔓延，形成浩大的声势是很难的。 把“抚”过分归因于清朝统治者已对义和团无能为力，非“抚”不可，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西太后那样强调，并非是在说老实话，这从她所说义和团当时在京内已“不下十数万”（她说此话是1900年6月26日），而此时在京城内的义和团众事实上大约为3万人，也可窥见其心迹。
事实说明，不论是义和团将其前身的“反清”改为此时的“扶清”，还是清朝统治集团的由一意“剿灭”改为公开“招抚”，都不只是互相施展策略。义和拳与清朝统治者一百多年来的敌对关系，在这时之所以会发生重大变化，除有客观历史条件促成之外，双方主观上也都曾有过缓和敌对关系的愿望，尽管这个愿望为时短暂，很不真诚，很不稳定。而所以能出现这种愿望，并因而导致“扶清”口号的提出和“抚团”政策的制定，则是同有着如上所述的思想基础分不开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不论它存在多少缺点、弱点以至错误，它的性质始终是正义的、民族自卫的斗争；它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对于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提高广大中国人民对清朝统治反动本质的认识，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本身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都不足以掩盖其正义的性质和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同时，义和团运动也确实存在着较多的、较严重的弱点，对于这些弱点，也应当如实地给予历史的分析。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