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只是一般地、笼统地说贫困问题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后果，不免显得浮泛、空洞，而且，很难完全排除这种简单的回答是受调查者下意识地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而作出的。
因此，更重要的是，在精英们看来，贫困问题是怎样威胁到包括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贫困所造成的那些负面的社会后果具体是什么？在西方，曾经为精英们所体认并忧心的这些消极社会后果，也即构成上面所说的“消极驱力”的因素包括：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传播（穷人是传染病的主要传播者）、革命与反叛（不平等与贫困导致下层的反抗）、犯罪（贫困是犯罪的渊薮）、人口迁移等。
而相比之下，从前述对巴西等五国精英的调查来看，由于种种原因，今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所真正体认和忧心的来自贫困的威胁或消极后果要有限得多。那么，我们的调查对象又如何呢？他们真正看到并为之忧心的负面社会后果具体有哪些呢？从调查结果看，在这方面的认知上，我们的精英更接近于今日巴西等国的精英的状况。
在问卷中，我们要求受调查者列出他们所真正感受到并为之担忧的具体威胁，结果有41人作出了回答。从这41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除了极个别的人提到会影响社会道德风气（如滋生卖淫等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政者的地位、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经济发展（如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市场疲软）之外，他们真正忧心的实际上只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几乎所有作出回答的人（40人）都提到了贫困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这里最令调查者意外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上频频出现各种传染病（如“非典”、手足口病等），但是，却没有一个受调查者提到对贫困者传播传染病的担忧，而这曾是西方社会的精英们所首先忧心的事情。
我们再来进一步看一下受调查的精英们对于贫困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认识。从他们书写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尽管也有人提到贫困者的不满情绪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酿成群体事件或集体对抗，但是，真正最引起其关心、忧虑的，并非曾是西方社会的精英们所最恐惧的那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革命”或“反叛”，而是个体性的犯罪与越轨行为——这也与前述对巴西等五国精英的调查所得结果相似。这一点在访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受访的精英们都认为，在今日中国社会，贫困群体的存在不太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叛”或“暴乱”行为，即使偶尔出现“群体”事件，党和政府也绝对有能力迅速化解或“摆平”。
因此，关于贫困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们主要是从日常的“社会治安”以及相应的“安全感”的角度来理解的，注意的是由贫困引发的不满情绪所可能导致的偷盗、抢劫、拐骗、斗殴、凶杀等个体性的犯罪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方面，受访者常常表现出他们在谈及对贫困的其他方面的认知时较少表现出的“切身感”。
如有受访者说：现在有时确实让人感到缺乏安全感。杭州的治安应该说是好的，但也到处都可以看到“保笼”。这说明谁都没有十足的安全感。当然这可能主要与流动人口的增加有关。但流动人口当中那些活得好好的，谁又会去偷，去抢呢？（对某处长的访谈）我儿子正上（小学）两年级。学校离家并不远，也就两站路多一点。
但只要他放学回来稍稍晚一点，我们就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我们总要叮嘱他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电视里好像也做过这样的安全教育节目。我自己小时候好像并不这样，父母好像从不担心我会被人拐骗。
尽管那时候人们比现在要穷得多。但那时候大家都穷，不像现在的穷那样让人压抑。（对某企业管理者的访谈）前面指出，曾经促使西方的精英们投身于帮助贫困者的公共行动的，除了“消极的驱力”之外，还有“积极的驱力”，即认识到贫困的消减不仅使穷人获益，还能使包括精英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获益，而且，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也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所承认的。那么，具体一点说，在我们的精英看来，社会从帮助贫困者的行动中将获得的收益有哪些？为了了解我们的调查对象在这方面的认知，我们在问卷中安排了下面这个问题：“您认为政府、社会对贫困者的救助将导致：1.促进社会公平；2.促进社会稳定、和谐；3.妨碍市场原则，影响社会公正；4.促进经济发展；5.纵容‘等、靠、要’思想，损害进取精神，影响经济发展；6.其他。（可多选）”结果，在62名受调查者中，选择答案1到5的人数分别为47人（75.8%）、53人（85.5%）、13人（21.0%）、28人（45.2%）和27人（43.5%），没有人选择“其他”。
这表明，从总体上看，对于反贫困公共行动的积极社会效应，精英们的认识相对要多方面一些，而不像对贫困问题的消极社会后果的认识那样单一。不过，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关于对反贫困公共行动的积极社会效应的认知，受访者没有表现出像谈及贫困对安全感的影响时那样的“切身感”。
（四）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及主要责任者
如果说，对贫困问题之消极社会后果和对反贫困公共行动之积极社会效应的体认会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精英们帮助贫困者的自发意向，那么，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之有效途径及主要责任者的认识，则会更直接地影响精英们在反贫困的社会事业中可能的行动（包括不行动）取向。
关于对解决贫困问题之有效途径的认识，我们在问卷中有两个问题。其一：“在我国既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您认为是否存在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手段？”其二：“如果您认为有，则请列出您认为的主要有效手段。”
对于第一个问题，62位被调查者全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有51人填写了自己的回答。从其回答来看，被提到次数最多的“有效手段”是“发展生产力”或“发展经济”，共有31人提到，占回答者的60.8%。
但这个回答显然与我们的题意不合。我们所要求回答的是“在我国既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有效手段。不过，尽管与题意不合，却与我们的调查对象在对贫困原因的认知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将贫困问题看作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倾向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除了“发展生产力”或“发展经济”，其他被提到的有效手段，按照被提到的次数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有：第一，加强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方面的工作（29人，58.8%）；第二，加强义务教育，改善贫困者（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24人，47.1%）；第三，变革收入分配方式，增加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17人，33.3%）；第四，控制人口增长（15人，29.4%）；第五，放松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9人，17.6%）；第六，变革户籍制度（8人，15.7%）；第七，加强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5人，9.8%）；第八，惩治腐败（2人，3.9%）。在对解决贫困问题之有效途径的认识上，值得指出的是，在访谈中，尽管我们没有再发现有人提到除上述各种方法之外的其他途径，但却发现，大多数受访者都倾向于将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分为“治标”和“治本”两类。通常被归入“治本”一类的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教育，而其他的各种途径，尽管对于缓解当前存在的贫困问题见效较快，但从长远看，却被认为不是根治消除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于对解决贫困问题之主要责任者的认识，我们在问卷中安排了三个问题。其一：“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您认为贫困者自身的努力与外界的援助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重要？”其二：“就外界的援助而言，您认为能够为消除贫困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哪些部门或方面？”其三：“您是否认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成员比其他普通公民对于解决贫困问题负有更大的责任？”
对于第一个问题，62名接受调查的精英中，42位选择“贫困者自身的努力”，占67.7%；12位选择“外界的援助”，占19.4%；另有8位则认为需要“两者结合”或“两者同等重要”，占12.9%。由此可见，在大多数受调查的精英看来，要消除摆脱贫困，主要是靠贫困者自身的努力。而对照前面关于贫困的归因，这种认识可以说既合乎逻辑，又不合乎逻辑。从伦理因果性要求上讲，即从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的要求讲，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因为，如上所述，在对贫困的归因中，我们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将贫困的原因归向于贫困者自身。而从客观因果性上讲，则显得不合逻辑。这是因为，在导致贫困的诸种可能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被认为是“贫困者自身不具备必要的能力”，既然贫困者不具备必要的能力，那么就不能指望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来摆脱贫困。
关于第二个问题，62名接受调查的精英中有56位填写了各自的回答。
从这56人的回答来看，就外界的援助而言，被认为能够为消除贫困作出重要贡献的部门，按被提到的次数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第一，国家（政府）（62人，100%）；第二，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45人，80.4%）；第三，市场经济组织（企业组织）（27人，48.2%）；第四，有关的个人，主要是富有的商人、企业主等（13人，23.2%）；第五，其他社会组织、民间团体（9人，16.1%）。
对于这一问卷调查结果，在进一步的访谈中还有两点值得补充的发现。其一，尽管在问卷调查中，其他社会组织、民间团体按被提到的次数而言列在最后，但是，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意识到这类自发的组织、团体的发展目前还受到较严格的控制，因而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之故。在访谈中，许多受访者都认为，这些自发的组织、团体更能了解贫困者的生活和实际需求，因而能在缓解、消除贫困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其二，尽管在接受调查的精英们的心目中，国家（政府）是反贫困的无可置疑的首要责任者，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在提到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时，总是称“他们”，而极少称“我们”，即使受访者本身是政府官员。这与对巴西精英的调查中所获得的发现非常相似。而在进行巴西调查的学者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为“他们（精英们）实际上将克服贫困与不平等的责任派给了一个他们无力控制的机构，而这意味着他们将自己从这种责任中开脱了出来”。
不过，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上述这种忧虑。
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62名接受调查的精英除了1人没有回答，2人作出否定的回答之外，其余59人都认为精英应该比其他普通公民对解决贫困问题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这表明精英们并不否认自己在克服贫困的行动中所应担负的责任，至少在主观认识上是如此。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主观认识下的实际行动。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曾为贫困地区或灾区捐过钱或物，大多数还不止一次；有5位（3位政府官员，2位经济精英）还表示自己在结对助学。不过，我们也了解到，这些行动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或安排下发生的。至于完全自发的、主动的行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我们的访谈中则都没有发现。
四、结语：精英的社会意识
在其研究西欧和美国社会政策演进的着作《在国家的照护下：现代欧美的健康照护、教育和福利》中，着名社会政策研究专家、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布拉姆·德·斯旺提出了“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意指作为福利国家精英面对贫困问题之心智状态的一系列认识感悟。后来，德·斯旺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又将这个概念援用到了对发展中国家精英的研究中。按照德·斯旺的界定，精英如果具备下述三个方面的认识感悟，就表明他们拥有“社会意识”：
1.他们意识到，在社会中，各社会群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特别是，他们意识到贫困对于精英具有客观影响，无论他们将这种影响视作威胁还是视作潜在的机会；2.他们认识到，作为精英阶层的成员，他们对穷人的状况负有某种责任；3.他们相信，改善穷人之命运遭际的可行而有效的办法途径是存在的，或者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德·斯旺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中精英的“社会意识”越强，越能促进该国克服贫困的公共政策和行动。那么，我们的精英的“社会意识”状况又如何呢？作为本文的结语，我们不妨以前面所叙述的经验调查结果为依据，对照德·斯旺的上述界定所列的三个方面，来简单地考评一下我们的精英的“社会意识”状况。
首先，在对社会群体之间之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认识方面，尽管我们的精英在对贫困的归因中表现出了将贫困问题主要看作是一个贫困者自身（作为个体或作为群体）的行为方式问题或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倾向，但是，对于贫困的社会影响，包括对于精英自身的影响，我们的精英有着明确的体认；并且，他们主要是从负面来认识这种影响，即主要将它看作是一种威胁。当然，也应该指出，就精英们真正忧心的消极影响实际上只有一个核心问题，即社会稳定问题，而在对社会稳定的忧心中实际上最关心的又只是就某些贫困者个体性的犯罪与越轨行为而言。我们的精英对于贫困的消极社会后果的认知是不充分的，因为事实上，贫困问题所导致的消极社会影响还要广泛得多，如传染病的滋生、群体事件的频发，等等。
其次，就对于克服贫困的责任意识而言，尽管我们的精英将摆脱贫困的首要责任派给了贫困者自身，在除贫困者自身之外的其他方面，又将最主要的责任派给国家（政府），但是，绝大多人还是肯定作为精英阶层的成员对解决贫困问题负有比其他普通社会成员更大的责任。不过，在将这种责任意识落实为自发的、主动的现实行动方面，则存在欠缺。
最后，关于克服贫困、改善贫困者之命运的可行而有效的办法途径，我们的精英都肯定“在我国既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是存在的，并且对于具体的方法途径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鉴于他们认为除了贫困者自身之外最主要的反贫困责任者是国家（政府），而他们又下意识地将国家（政府）看作是他们无力控制的“他者”，并且，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在其中发挥较大能动作用的那些自发的社会组织又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对于他们认定的这些方法途径是否会转变成现实的政策和行动，我们可能无法期待我们的这些精英会有多大的自信或者说现实效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