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一位私营企业主说： 人穷时，要想有尊严是很难的。一钱难倒英雄汉，你没钱的话，腰板就挺不直。不能说人穷就一定志短，但天天还在为生计犯愁，有时就难以顾上面子啊尊严的。不要说那样的穷人，就连我自己——我应该还不是穷人吧——在资金困难要求人帮忙时，还不是照看人家的脸色！
再说现在这社会风气，跟几十年前不同了，虽不能说笑贫不笑娼，但也差不多了。（对某私营企业主的访谈）还有一位政府官员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同学，有一个亲戚，家里很穷，常来我同学这里求他帮忙。
来多了，我同学不耐烦，就比较冷淡，有时说话也不很客气。但他亲戚好像没什么感觉，照来。（对某副县长的访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许多受访者都认为贫困在今日中国社会中常常会使人失去尊严感，但是，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在回答“你是否认为在今日贫困是一种耻辱”这一问题时，62位调查对象中，有59位，也即总数的95.2%，都选择了“否”。这表明，在关于贫困与人的尊严的关系上，精英们在经验性的认知与规范性的判断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或者说紧张。
（二）贫困归因
贫困问题的成因是什么，贫困者缘何而落入贫困的境地？在西方，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查尔斯·布施（Charles Booth）出版了长达17卷的《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以后，人们对贫困的解释逐步由原先的“行为解释”转向“结构解释”，这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特别是社会精英对于贫困者的同情。不过，后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学界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又长期存在所谓“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之间的对垒。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解释”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行为解释”的一种改头换面的形态，它无非是将“行为解释”中的贫困者个人行为转变成了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贫困者群体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那么，我们所调查的精英们对贫困是怎样进行归因的呢？
为了了解精英们对于贫困原因的认知状况，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安排了这样一个题目，即要求受调查者按照从主要到次要的顺序对下列各原因进行排序：（1）贫困者自身缺乏努力进取的精神；（2）贫困者自身不具备必要的能力；（3）贫困者生长、生活于其中的社群所具有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意识；（4）运气；（5）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6）贫困者的家庭出身；（7）社会其他群体对贫困者的排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62名精英中，有56名给出了排序。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贫困的归因上，我们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行为解释”和“文化解释”，而不是“结构解释”。也就是说，在导致贫困的各种可能因素中，他们更强调、关注贫困者自身（贫困者个体或贫困者所属的社群）之行动能力、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精神这些因素，而诸如制度环境、经济结构中的机会分布、家庭出身、社会分层结构等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不过，进一步调查所显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稍稍缓解这种“行为解释”、“文化解释”压倒“结构解释”的倾向。其一，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安排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即要求受访者写出除了上面所说的七个方面的原因之外的其他重要原因，如果他认为还有的话。结果有19位受访者作出了回答。其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因素是自然条件（包括地域区位），有11人提到；其次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有7人提到；其他被提到的还有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不到位（3人），因病致贫（2人），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集中（2人），户籍制度（1人）等。此外，在访谈中，也有不少受访者强调自然条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的问题。其二，在访谈中，针对问卷调查显示很多人将“贫困者自身不具备必要的能力”看作是贫困的最主要原因，我们请受访者谈谈对能力形成的看法。结果，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了教育，认为教育是能力形成的最基本的途径，教育的缺乏是贫困者能力低下的首要因素。而至于贫困者之所以缺乏教育，受访者一方面将其归因于其成长的环境对于教育之重要性的轻视（事实上又指向了“文化”），另一方面则归因于我国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归因于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方面的措施不力。而后者，显然属于结构性因素。
不过，从总体上看，就其对贫困原因的认知而言，受调查的精英要么倾向于将贫困问题主要看作是一个贫困者自身（作为个体或作为群体）的行为方式问题，要么主要看作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很少有受访者将其主要看作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这不仅与西方国家的情形不同，而且也与前述对巴西等五国精英的调查所得结果不尽相同：在对贫困原因的认知上，巴西、菲律宾乃至孟加拉国等国家的精英们首先关注的都是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都首先将贫困问题看作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少有人将其主要看作是贫困者行为方式的问题。这种差别事实上也体现在对“不平等”与“贫困”之间关系的认知上。在西方国家，在巴西、菲律宾等国，“不平等”都被看作是“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甚至，“不平等”问题和“贫困”问题通常被看作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在我们的调查对象的认识中，显然没有在“不平等”和“贫困”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强关系：在我们所列出的七个因素中，“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只被排在第四位；在回答上面提到的那个开放式问题时，只有两人提到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集中；在访谈中，则几乎没有人提到、更没有人强调社会不平等与贫困问题之间的联系，尽管“公平问题”本身在今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对贫困的归因之所以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直接关联着贫困问题的责任归属，进而关联着社会中的其他人对贫困者的态度，影响着人们对贫困者的同情。一般情况下，结构解释由于将贫困者自身从贫困的责任归属中解脱了出来，因而会导致人们对贫困者的同情。反过来，行为解释和文化解释由于或直接或间接地将贫困的责任归属指向贫困者自身，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容易遏止人们的这种同情。如上所述，我们的调查对象具有比较强的“行为解释”和“文化解释”倾向，而从我们访谈中一些受访者在谈到贫困者时所用的措辞可以感觉到，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着他们对贫困者的态度。
如一位曾经是国企管理者、现在为某私营企业主的受访者说：在城市中，下岗工人的日子是困难的，他们应该属于贫困者吧。但话说回来，他们为什么下岗？当然原因会有很多。但为什么是他们下岗而不是别人呢？国企效益不好的时候，有点能耐的人就出去自己单干了——我自己就是那会儿出来的——要么就是到私企，出去的人多半是技术好，头脑灵光的，他们不会耗在厂里等死。留着不走的常是那些磨洋工的了，平时不努力学技术，靠着国企当铁饭碗。
国有企业一直提倡主人翁精神，把厂子当成自己的家，要大家想办法，共渡难关。但他们就光知道闹，不想着改变现状，你（指领导——笔者）有什么办法还不让你去实施。不管社会现在怎么看，下岗的人怎么说，我总觉得很多下岗的人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同情弱者是一个方面，不过他们自身也应该反省吧。（对某私营企业主的访谈）另一位企业高管则说：说实话，我很同情那些贫困者，他们生活很艰难。但同情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也得说，实际上，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贫困者都是少数，即使在贫困地区，真正穷得过不下去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为什么在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政策下有人过得好，有人过不好呢？在社会帮助那些贫困者之前，难道不应该要求他们先反思一下自身方面的原因吗？（对某企业高管的访谈）
（三）贫困问题的社会影响
如上所述，对贫困的归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贫困者的同情程度，可以想见，这种同情程度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贫困者的帮助意向。事实上，从上面那位受访者所说的“在社会帮助那些贫困者之前，难道不应该要求他们先反思一下自身方面的原因吗”这句话中，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感到这种影响。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贫困者的同情与否并不是影响人们对贫困者的帮助意向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真正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这种意向的，是他们对于贫困问题之社会影响和后果的认知。在西方，研究者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那些旨在扩展经济增长的收益、缓解贫困的公共行动，都受到精英成员们下述体认的激发或支持，即认为他们自身同样能从这种公共行动中获益：“我们可以将这些体认大体上归为两种驱力，即‘消极的驱力’和‘积极的驱力’。
消极的驱力是这样一种担忧和认识，即如果他们不能为反贫困做点什么的话，贫困问题就将祸及自身。积极的驱力则是指这样一种理解，即从贫困的消减所获得的潜在收益是社会共享的，能使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得更好。”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精英）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帮助贫困者的反贫困公共行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贫困问题的消极社会后果，认识到贫困问题对于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各种消极影响，相应地也认识到，反贫困的行动不仅对于贫困者，而且对于同样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都有好处。
为了了解我们所调查的精英们对于贫困问题之社会影响的基本认知，我们在问卷调查中首先安排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我们的调查对象基本上都承认贫困问题具有超出贫困者自身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与对贫困的归因中所表现出的将贫困问题看作是贫困者自身问题的倾向不同，在对贫困的社会影响的认知上，精英们表现出了更强的将贫困看作是社会问题的意识。
第二，承认贫困的社会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定将这种影响看作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它既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威胁，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机会。实际上，特别是对于精英来说，将一定数量的贫困者的存在看作是对于自己有利的事、看作是自己潜在的机会，并不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马克思就曾指出，在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维持一定数量的贫困失业人口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来说是必需的，它既有利于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也便于对工人进行管理控制。不过，第二个问题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在我们的调查对象的认知中，贫困问题的社会影响主要是一种威胁或者说负面的社会后果（实际上，在认为“既是威胁，又是机会”的19人中，又有8人特别在旁边注明“更主要的是威胁”或“威胁大于机会”等）。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应，在62名受调查者中，除了2名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对于精英阶层“没有影响”之外，其余60名均认为将从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