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ky和Birman（2005）调查了来自前苏联的俄罗斯犹太人的文化适应。与早些时候Birman和Trickett（2001）（前面引用）的研究相似，他们也从原文化（俄罗斯）和对居住国社会（美国）的认同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然而，此项调查中，他们增加了第三个文化认同——犹太身份，他们发现这是三者中最突出的。最后，Abe‐Kim和Okazaki（2001）在一个亚裔美国人的抽样中比较了文化适应的单一层面和多层面测量因素。采用的方法是使用代际状况和Suinn‐Lew亚裔自我认同文化适应量表（Suinn，Rickard‐Figueroa，Lew，&；Vigil，1987）。量表测量了诸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自我构建、丢面子和印象管理等文化指标变量。他们发现调查结果由于文化适应测量策略——如单一层面还是多层面而不同。
休闲研究人员对于文化适应有线性和多层面的测量因素。Walker，Deng和Dieser（2001）的研究对象是加拿大一个国家公园中的可能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人（抽样）。他们通过“语言使用”这一线性测量因素来判定这些人的文化适应程度。
他们也像研究对象了解他们将自己归属于哪一种族，但只将其视为种族的测量因素，而非文化适应的测量因素。他们发现，这样测量所得到的文化适应度直接影响一种类型的娱乐动机，并通过独立自我构建对另外两个动机产生间接影响。同样，Shaull和Gramann（1998）在一次电话调查中根据西班牙裔的认识和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情况，将西班牙裔的受访者归类为“文化适应最差”、“双文化”或“文化适应最佳”。他们然后将这三类人群与英美裔所感知的参与户外娱乐的益处相比较，发现那些越是文化适应的西班牙裔受访者就越与英美裔受访者相似。Crespo，Smit，Carter‐Pokras，和Anderson（2001）除了采用在家里使用的语言外，还加上出生地来测量某一墨西哥裔成年人抽样群体的文化适应。他们发现，无论出生地在哪里，那些在家里大部分讲英语的人要比那些讲西班牙语的人在以家庭为基础的休闲活动中更为活跃。
Stodolska（1998）使用多层面测量文化适应，包括语言熟练程度，“宗教倾向、饮食爱好、是否过北美的节假日”以及受访者亲密朋友的种族、参与她所研究的波兰社区内的休闲或文化活动和操波兰语社区成员所提供服务的评估。她发现波兰移民更可能经历相对普通大众不常见的休闲制约，而某些她称为“与移民相关的制约因素”则随着文化适应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但是，多层面方法对文化适应的测量也存在问题。例如，此类研究通常以不同方式测量不同同化指标的组合，这样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对比（Hunt，Schneider，&； Comer，2004）。此外，所有这些文化适应测量因素都是替代物。
Zane和Mak（2003）指出“尽管这些测量因素中有些被广泛使用，这些因素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常常不甚清楚。就是说，某一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充分反映样本的行为”。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这类研究往往类似于RubeGoldberg机器的社会版本。就是说，语言用来代替同化，同化又用来代替文化。文化反过来被用作决定因素，或者有时作为行为的反映。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至少是由于文化的测量以及将其与行为相连，两者一直存在困难，因为涉及的观念定义不充分，也因为如上所述，缺乏有效的测量方法。因此，首先，名义上的人种或种族群体的内部文化的同一性是否可能被认定？第二，群体内部的差异是否能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有可比性？幸运的是，二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文化认同中有多少文化？
价值观是文化中经常提到的组成部分。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Li，Chick，Zinn，Absher和Graefe（2007）对几个名义上的种族群体在森林娱乐环境下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文化共识分析。取样包括444名白人，312名西班牙裔人，319名亚裔美国人。受访者完成了Hofstede"s（1980）文化价值观的测量，据作者称该文化价值观的测量将文化价值用四个层面区分。其中，第一，权力距离，指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和权力不平等如何处置。第二，个人主义，涉及个人整合到群体的程度和个人生活如何相对群体生活进行调整。第三，男子气，涉及性别和性别角色如何在社会中平衡。最后，避免不确定性，牵涉个人在不确定面前愿意容忍风险的程度。根据Hofstede（1980，2001）和其他人（如，Clark，1990；Furrer等，2000；Hofstede &； Bond，1984；Hofstede &； McCrae，2004；Mattila，1999），这些层面在跨文化条件下也有效（McSweeney（2002），和Sodergaard（1994）的反对观点），因而在评估娱乐环境下的种族差异时应该有用。
然而，Li等人发现用Hofstede的方法衡量时，三个名义上的种族群体都没有显示价值观方面的文化共识，即使把这些群体根据性别、年龄和在美国是哪一代进一步细分也一样。此外，当群体根据出生国分类（如亚裔群体分为，越南、菲律宾、韩国、中国和日本），受访者仍然没有表现出文化共识。另一个正在进行的调查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测量方式（即Kahle的（1983）价值观清单）测量香港的公园游客（即，中国香港居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和白人游客），则表明在不同文化群体成员当中的共识有改善（Li，等人2006）。
这些结果可能有几种解释。首先，我们可以接受它们的表面价值，得出结论说，由Li等人（2007）分析的那些种族群体成员没有共同的文化内容，至少就价值观而言如此。也有可能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测量方法没有效用，不足以将价值观作为这些群体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来测量。在另一方面，Li等人的取样或方法可能存在某些缺陷——虽然这种情况似乎可能性不大，因而，继续研究（Li等人，2006）似乎会降低这一看法的有效性。尽管如此，虽然这一问题被普遍忽视，却相当关键：假如给某一群体取了一个名字，人们便设想其成员会有群体认同，并具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同一性，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似乎在“亚裔美国人”这一类别特别有麻烦。Burton，Greenberger，和Hayward（2005）邀请六个种族群体的成员依照28个特性，诸如，“好斗”、“喜欢找乐子”和“自私”等来为这六个群体（包括他们自己的群体）进行打分。按照第二个样本的成员的打分，这些特征一半属于积极的，另一半属于消极。他们“假定非亚裔美国人的受访者会将亚裔美国人群体看作‘都是一样的’”（Burton，等人）。的确，他们发现白人、美籍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根据28种特性将美籍华人、韩国人和越南人视为相似，这超过了华人、韩国、越南美国人受访者的自我评估。有意义的是，美籍华人、韩国人和越南人中的受访者在看待白人、美籍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相似度时，并不比他们自己看自己时高。
Kibria（1998）注意到，“亚裔美国人”这一概念源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亚洲血统的民权积极分子力图改变那时人们对“东方人”的成见。因而，“亚裔美国人”这一标签乃是一个政治工具，旨在寻求承认和权力，但从来不是为了把来自世界上最大洲的所有人描绘成文化上具有同一性。近来，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亚裔美国人”包括了来自亚洲或其祖先与25个亚洲种族有渊源的个人。这些种族包括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或泰国，或印度次大陆的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为了便于人口统计，亚洲人常常与“太平洋诸岛人”、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原居民归为一类（Humes &； McKinnon，2000））。因此，难以理解为何要将亚洲人特别视为具有文化同一性，而越南人、泰国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各自有不同的语言、宗教、饮食爱好、禁忌、服饰和其他文化认同的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