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
社会实践是指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全部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教学计划以外的各种实践活动，即不包括与课堂学习相结合的教学实践。广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相对于理论教学以外的各种实践环节，既包括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又包括与课堂学习相结合的教学实践。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广义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它是指高等学校根据其培养目标的需要，积极地引导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并使大学生从中接受教育、培养综合素质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校为依托，以社会为舞台。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史证明，社会实践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形式。社会实践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融合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实践积淀
早在春秋时期，大教育家孔子就极其重视实践教育，强调学习联系实际，实践是知识升华、能力养成的途径。《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把握事物的真谛，解除认识的困惑。孔子还说：“吾始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特别强调道德修养落实到“行”，要言行一致，以行来检验言。
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实践教育还体现在“积极躬行”，认为思想品德是成于内而形于外的，只有长期“笃行”，才能达到高尚和完善。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强调“知行常相须”，认为知行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其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以其地位论，行重于知，知是为了行；二是教育观念把教育等同于传授知识，传授知识的教育是一种继承性的教育，教育过程以教师为中心，知识传授以注入式为主，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不够宽，缺少创新力。
我国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写有着名的《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是不遗余力的。终身为之奋斗，往往是从年轻时开始努力，到了老年才取得成功的。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薄的，未能理解知识的真谛，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必须亲自去实践、去体验。陆游在书本与实践的关系上，强调了实践的重要，这种积极参与实践的理念，不仅在封建社会对人们做学问、求知识是很宝贵的经验之谈，就是对今天的人们也是很有启迪作用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国明朝思想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1508年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极力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强调“事上磨炼”、“身体力行”。清代文学家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耀自他，我得其助。”可以肯定地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求知、修养模式，也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视。
在近现代，诸多着名的教育家如魏源、徐特立、陶行知等，在其教育思想中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学以致用的目标和重视实践环节的致学方法。魏源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要通过“习”与“行”才能获得知识。魏源还认为学习必须有济于实用，能解决现实问题，而死守书本不能谓之学。徐特立老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强调“必须尽可能地好好地贯彻用手与用脑、学习与劳动、生产与教育、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陶行知则主张“社会即学校”，要让学校教育伸展到大自然、社会中去，把整个社会活动都作为教育的范围，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支持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引进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说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史上最深刻的变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入了实践的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实践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来看，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列宁也曾经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知识青年参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青年成才和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实践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涵括了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标准。”毛泽东还说：“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
邓小平在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上深刻揭示了教劳结合的实质，提出教劳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着名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原理在中国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邓小平同志主张，“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必须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结合的内容和方法上有新的发展”。
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从“生产劳动”到“社会实践”，江泽民同志为青少年的实践活动划定了更为广泛的范围，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为青少年在充满时代气息、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更是对全国大学生提出了“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殷切希望。
胡锦涛同志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中央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2009年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当代青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
第二节社会实践的发展历程
社会实践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选择。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特殊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它在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社会实践活动在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国式的知行观在思想境界或是实用价值上都有其卓越之处。孔子素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知行观。在当时，社会处于频频战乱之中，某一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实践观、原始的实践能力所决定的。身强体健的勇士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
在孔子之后，开创了一个社会个体追求知行观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无论“格物致知”、“学而知之”，还是当时的“君子观”，都是扬弃蒙昧的实践观，试图将知性与行为相统一的理论形态。古代中国的大思想家们往往偏向于认知同行为的协调，即所谓“知行合一”，但这种协调与合一并不是落脚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为的社会实用性或经世致用之上。
宋明以来，以个人为主体，主要围绕着知行的先后、分合、轻重、难易展开讨论的，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知行观的范式。朱熹知行观强调知难行易、知先行后，与传统知行观形成鲜明对比。明代王守仁首先在理论上反对传统知行观中对知行分先后轻重，而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王夫之则穷尽了这一范式的发展余地，成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集大成者。
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更是提升了知行观的意义，不仅超越了古代认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比较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知与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行在先，知在后，“行先知后”，知是从行中来的，能实行便能知，能知便能进步。在知行关系上，他提出了“知难行易”，是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中这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发轫与发展
1.萌芽阶段（1919-1976年）
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为了国家的存亡，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把自己的成长与民族的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斗争中实践，在实践中成长。1933年11月7日，为了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红军大学在瑞金成立，并确立了“理论与实践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的教育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现和工农民众的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现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后来在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时他又一次强调这一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成为抗大教育改造青年大学生的重要指针。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抗大总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在高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学校组织大学生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地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规定为党的教育方针和我国的教育目的，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工厂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代代青年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逐步兴起阶段（1977-1982年）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年里，高校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1980年，清华大学学生提出“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在全国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高校因势利导，从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月”、“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入手，引导学生把思想付诸实践。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许多高校的团委、学生会组织了展览会、参观革命遗址等实践活动。随后，青年学生又将这一实践活动扩展到社会，由大学生组成的业余服务队和学雷锋小组走上社会，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学雷锋、送温暖”等社会服务活动，拉开了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序幕。1982年2月，北京大学等高校和国家农委利用寒假机会，组织157名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对本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的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就是有名的“百村调查”。
3.走向规范阶段（1983-1988年）
1983年10月，团中央、全国学联发出《关于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八周年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号召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周”，得到了各地高校团组织和学生会的响应。《通知》充分阐述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对新时期如何组织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冲破了零散、自发、单一的格局，逐步向正规化方向迈进。
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许多高校十分重视引导学生参加到这项活动中去，使之成为生动活泼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