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恢复常识
在各种认知实在论（认知主义、涌现和心智社会）背后一直存在一个隐含假设，即世界可分为离散的元素和任务构成的领域。认知就在于问题解决，而如果要想成功的话，则必须关注预先给定领域中的这些元素、属性以及关系。
这种作为问题解决的认知进路，某种程度上是针对任务域的，在这些任务域中要规定所有可能的状态是相对容易的。例如以象棋游戏为例，规定“棋子空间”的组成相对容易：棋盘上的位置、移动规则、走棋顺序，等等。该空间的界限被清晰地定义好了，实际上，它几乎是一个水晶般的世界。因此计算机能有高超的弈棋技艺，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对于不大受限的或不能很好规定的任务域，人们已经证明这种进路的效能极其低劣。例如考虑一个可以在城市里驾车的移动机器人。人们仍然可以在这个“驾驶空间”中选出一些离散的项目，诸如轮子和车窗、红灯以及其他汽车。但是与弈棋的世界不一样，物体间的移动并不是一个在某一点可以干净利落结束的空间。机器人应不应该注意行人呢？它应该考虑天气状况吗？或者要不要考虑该城市所属的国家及其特有的驾驶习惯？这样的问题可以永远列下去。驾驶世界不会在某个点结束，它有一个无限后退的细节层次的结构，而该结构又掺杂在一个非特定的背景中。的确，诸如驾驶这样指令成功的移动依赖于习得的运动技能或不断使用常识或技能背景（back ground of know-how）。
要将这些常识知识封装到明确的、命题性的知识——用哲学家的行话说，即“know ledge that”——中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顺手的（readiness to hand）或技能知识（know ledge how）的问题，而这类知识是基于大量事例中经验的累积。最近对技能是如何习得的考查似乎确证了这一点。此外，当我们把任务域从人工微观世界拓展到一般世界时，仍然未明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把什么规定为一个独立于正在被施行的动作类型的对象。对象、属性和事件的个性化似乎是根据手头任务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要点对于认知科学领域而言没有什么新鲜的，尽管它们整体的重要性才刚刚引起重视。的确，可以公平地说，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令人惭愧的20年的缓慢发展后，许多认知科学工作者逐渐明白，即使是再简单的认知活动也需要似乎是无限多的知识，我们把这些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的（它如此显然以至于被视而不见），但是它们却必须一勺勺地添给（spoon-fed）计算机。早期认知科学家认为可以找到一个一般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希望；他们转而支持那些针对局部知识域的程序，在局部知识域中小范围的问题可被解决，而且程序员可以把她的尽可能必要的背景知识放进机器中。同样地，当前联结主义策略的基础就是：或者通过有关世界已知属性的假定来限定可能的吸引子的空间，这些世界的已知属性被合并为额外的规则化约束；或者在最近的模型中，使用反播（back propagation）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学习类似于对外部模型的模仿。因此，在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中，背景常识难以处理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还处于研究的外围，这只有希望将来能以某种方式去最终澄清它。
然而，如果我们活生生的世界没有预先规定好的边界，那么指望以一个表征的形式（这里表征在其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对预先给定的世界的再现）来把握常识的理解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的确，如果我们希望恢复常识，那么我们必须扭转表征主义者的态度，即不能把依赖情境的技能（context‐depend know‐how）当作通过更加精深规则的发现而能逐渐消除的残留的人工物，而是事实上把它看作是创造性认知的真正本质。
这种面向常识的态度已经开始影响了认知科学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然而，我们应该注意，这种态度的哲学来源很大程度上能在近年来的大陆哲学里找到，尤其在哲学解释学学派中。哲学解释学是建立在马丁·海德格尔及其学生汉斯·伽达默尔（Hans Gadamer）的早期工作的基础上。解释学（Hermeneutics）这个术语最初是指一门解释古代文本的学科，它被理解为从理解的背景中生成（enactment or bringing forth）意义。总的说来，即便当在对解释学背后的许多假设存在明显的争论时，大陆哲学家仍然继续展开详细的讨论，这些讨论表明知识是如何依赖于在世之存在（beingin a world），这种在世存在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社会历史——简言之，与我们的具身性不可分离。
尽管一些认知科学家最近已转向这些讨论以求灵感，但自发的认知科学哲学却继续抵制这种非客观主义的倾向。种种认知实在论尤其是与分析哲学有很强的联系，它们都倾向于把民众心理学看作是一种默认的理论，而它有必要被还原或者被取代。的确，可以公平地说，分析哲学一般而言都抵制这种作为具身理解的认知观念。因此，正如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其最近的着作中所指出的：
理解是一个事件，在其中一个人有了一个世界，或更恰当地说，理解是一系列正在发生的相关意义的事件，在其中一个人的世界出现了。
这种理解观念很早就被大陆哲学所认识，尤其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着作中。但英美分析哲学由于把意义看成语词与世界之间的固定关系而始终抵制这一倾向。它错误地认为：只有一个超越了人的具身性、文化的嵌入性、想象的理解和定位于历史演化传统中的观点，才能保证客观性的可能性。
这种非客观主义倾向的核心观点认为，知识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解释的结果，这种解释来自我们的理解能力。这些能力根源于我们的生物具身性结构，但却在一个共识的行动和文化历史域中被经历和被经验。它们使得我们理解了我们的世界；或用更现象学的语言来说，它们是一个结构，通过这个结构我们以“拥有一个世界”的方式存在。再一次引用约翰逊的话：意义包括了具身经验的模式和我们感知力（sensibility）（如我们的知觉或自我定向的模式，以及与其他的物体、事件或人相互作用的模式）的前概念结构。这些具身模式不是私人的或专属于体验它们的那个人。我们的共同体帮助我们解释和整理我们众多的被感受过的模式。它们成为经验的共享的文化方式，并有助于决定对我们“世界”的有意义的、一致理解的本性。
尽管这些主题都源自大陆哲学，但大多数大陆讨论却一直没有考虑认知的科学研究——梅洛庞蒂的早期着作是个主要例外。因此，认知科学对大陆哲学构成的挑战是，把作为文化具身的人类经验的研究与神经科学、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中的人类认知的研究结合起来。与之对照的是，它对认知科学构成的挑战就是置疑我们的科学传统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即世界独立于认识者。如果我们被迫承认：若没有常识，认知便无法适当地得到理解，而常识正是我们身体的和社会的历史，那么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认识者与所知、心智与世界通过相互规定或相依共生（dependent coorignation）而彼此相关。
如果这个批判是有效的，那么除非我们从一个与认为外在地存在一个预先给予的世界并能在表征中内在地再现的观念不同的基础开始，否则科学在理解认知上的进步是不会来临的。近年来，认知科学中有若干研究者已经把这种批判从哲学层次带到实验室，带到特定的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这些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与涌现进路相比，这些主张与认知主义的分离更为激进，而且他们还要将在这一情境中发展起来的观念和方法进行整合。
8.2再探自组织
在前一章里，我们讨论了认知科学如何逐渐摆脱作为输入-输出的信息处理装置的心智观念而转向作为涌现和自治网络的心智观念。通过提供一个我们所谓的自治系统的具体例子，我们打算更为切实地说明这种观念。
我们的例子是基于简单的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引入它的目的是为了例证当被赋予网络体系结构时，系统是如何呈现出涌现性质的。
在前面的解释中，这些细胞自动机是完全去耦合的（decoupled）实体，因此它们的涌现状态不受与一个适当的世界相耦合的历史所约束。通过在我们拓展的解释中包括这种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的维度，我们开始欣赏到一种能够生成（enact）一个世界的复杂系统的能力。
存在许多能提供给我们的环形的耦合形式。让我们假定，我们只是把环形放到一个随机的0和1的环境中，很像一个细胞掉在化学环境中。进一步想象当这个自动机的一个细胞遇到这两个可选情况（0和1）之一，于是细胞状态就被它遇到的扰动代替。为简洁起见，我们把这个与已选环境有这种结构耦合形式的特殊的细胞自动机环命名为Bittorio。
向左的箭头表示一个扰动在一个特定的瞬间遇到一个特定的细胞的时刻。随后的动力学表明了继起的变化（或无变化），即Bittorio补偿这个扰动的方式。如果Bittorio的规则属于第一类或第四类（一个简单的或混沌的吸引子），那么扰动的结果就完全是不可见的：Bittorio或者回到先前的同质（homogenous）状态，或者仍然处在一个类随机状态。
由此得出结论，只有第二和第三类规则可以给我们提供动力学，它能够对这种我们为Bittorio选择的结构耦合产生有趣的结果。如图8‐2表明，对于具有这些规则Bittorio而言，可以诱发一个变化，使之从一个时空构形（configuration）转到另一个时空构形。
我们有必要对它更详细地评论一下。正如所见的那样，仅仅遇到一个扰动就会改变空间周期，使之从一个稳定构形转向另一个。但对同一个细胞的再一个扰动会取消先前的改变。因此在同一个位置的任何扰动的奇数序列都会导致对Bittorio的状态构形的改变。反之，任何扰动的偶数序列将是不可见的，因为它不会使Bittorio改变。因此，对于可能扰动的所有不可数的序列，Bittorio从环境中挑选出一个非常特定的子集，即有穷的奇数序列，因为只有这些序列在Bittorio的构形中诱发可重复的改变。换言之，给定规则和结构耦合形式，这个Bittorio就会成为一个“奇数序列识别器”。
对这些布尔细胞自动机而言，对一些同时扰动和结构耦合的更复杂形式的研究揭示出更丰富和有趣的行为。然而上面的例子已足以表达我们说明的目的了。
我们希望强调，在这两个特定的例子中，我们还没有给Bittorio提供一个程序来区分“奇数序列”和“两个相继扰动”。反之，一方面我们规定了对这个系统的一个闭圈形式（网络内部的动态涌现），而另一方面我们规定了这个系统与一个给定环境的耦合方式（用它在一个0和1的随机的环境中遇到的扰动代替每一个状态）。然而，这个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耦合从一个随机的世界中选择和生成了一个区别域（a domain of distinctions）（“奇数序列”和“两个相继扰动”），它是与这个系统的结构相关的。换言之，在其自治的基础上，这个系统选择或生成了一个意义域（a domain of significance）。
我们是有意地使用意义（significance）和相关性（relevance）这些词语的，因为它们暗含在这些相遇中包含的某种解释。在Bittorio的例子中，这个解释显然完全不同于那种依赖经验的解释。但是可以说我们已经涉及一种最小解释，这里我们对解释采取了宽泛的理解，解释意味着一个区分域从背景中生成。因此，在其自治（闭圈）的基础上，Bittorio在从其随机环境的背景中选择和生成一个意义域的意义上施行了一个解释。
Bittorio选择的区分，如奇数序列，表明了Bittorio与之共变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我们称之为Bittorio世界的东西。应该很明显：这个世界不是预先给予并经表征再现的。我们并没有设计Bittorio成为一个奇数序列识别器，我们只是给Bittorio提供某个内部动力学，接着把它投进随机环境。
不过，当假定了内部动力学与环境之间的耦合历史，对于Bittorio而言，奇数序列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区分。因此，我们把Bittorio的世界描述为由结构耦合的历史生成的。于是，Bittorio提供了一个范式，即闭圈和耦合如何足以生成一个对这个系统而言相关性的世界。当然，这个范式是相当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