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宗
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对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员，予以收容、遣送；收容遣送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负责，具体办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开放城市和其他交通要道流浪乞讨人员多的地方，设立收容遣送站。其中第五条规定，收容遣送站应当及时了解被收容人员的姓名、身份及家庭住址等情况；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时把他们遣送回原户口所在地。
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制度”）在实施了20多年之后，因为一起收容中发生的重大悲剧而走向终结——尽管以前类似的悲剧屡有发生，但这次事件的主角却是一位大学毕业生，这注定了悲剧发生后的轩然大波。2003年3月17日，在广州某公司就职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外出时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3月20日，这位27岁的健壮青年已经成了一具尸体；尸检结果表明，他在生前72小时内曾经遭受毒打。
以下是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有关报道的主要内容（有删节）。
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
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亲人了。最后有关他的消息是：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他究竟因何而死，目前众说纷纭，但昨日广东省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案可能存在几种犯罪行为，一是公安人员侦查取证时采取暴力等手段违法取证，二是公安人员管理过程中殴打折磨被监管人，三是同室被监管人殴打折磨受害人。这位检察官同时还认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孙志刚家属都可对管辖该派出所的公安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而与此同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也表示，按照收容管理规定，孙志刚肯定不属于收容对象，假如有关人员能听取孙志刚的辩解并验证身份，完全可避免悲剧发生。昨日，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钟云洁律师和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张义律师，已就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一事与孙志刚家属取得联系。钟云洁律师表示，如罪名成立，凶手最高将可判死刑。
孙志刚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因为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当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但出于某种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而原因则没有解释。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成先生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
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期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
其后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在向法医提出尸检委托时，院方的说法仍是“猝死，脑血管意外”。据3月18日的值班医生介绍，孙志刚入院时曾说自己有心脏病史，据此推断孙志刚死于心脏病。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孙志刚家属和同学的反驳，孙志刚父亲表示，从来不知道儿子有心脏病。
同样，法医尸检的结果也推翻了院方的诊断。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从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孙身体表面的伤痕并不多，而皮下组织却有大面积软组织创伤。法医告诉记者，一般情况，在冬季穿着很厚的衣服的情况下，如果被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3天，孙志刚在黄村街派出所、收容站和医院度过的最后生涯，看来远不像各种表格和记录中写的那么平静。
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称必须要有分局秘书科的批准。记者赶到天河分局，在分局门外与秘书科的同志通了电话，秘书科表示，必须要有市公安局宣传处新闻科的批准。记者随后与新闻科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被告知必须先传真采访提纲。记者随后传了采访提纲给对方，但截至发稿时，尚没有得到答复。
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的一位副站长同样表示，没有上级机关的批准，他无法接受采访。记者随后来到广州市民政局事务处，该处处长谢志棠接待了记者。谢志棠说，他知道孙志刚死亡一事。“收容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人员，打人是会被开除的，而且收容站有监控录像。”谢志棠说，孙为什么被打他不清楚，但绝对不会是在收容站里被打的。在发现孙志刚不适以后，他们就立刻把孙送进了医院。
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一样，收治孙志刚的广州市脑科医院的医教科负责人也表示，孙的外伤绝对不是在住院期间发生的。这名负责人介绍，医院内安装有录像监控装置，有专人负责监控，一旦发现打架斗殴，会立即制止。
记者要求查看录像记录，该负责人表示，将等待公安部门调查，在调查结果没出来前，他们不会提供录像资料给记者。
民政局认为收容站不可能打人，救治站否认孙的外伤发生在住院期间，黄村街派出所拒绝接受采访。
在离开收容站前往医院时，孙志刚曾填写了一张《离站征询意见表》，他写的是：满意！感谢！感谢！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孙志刚当时的心情，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连写两个“感谢”，是在感谢自己被收容吗？
记者在翻阅有关管理条例并征询专业人员以后，才发现，孙志刚似乎并不属于应该被收容的对象。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2年2月23日通过并已于同年4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在本省城市中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的收容遣送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黄村街派出所的一位侦查员在填写审查人意见时写道：“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六款的规定，建议收容遣送。”这一款是这样规定的：“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应当予以收容：……（六）无合法证件且无正常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而流落街头的。”《规定》中还明确规定，“有合法证件、正常居所、正当生活来源，但未随身携带证件的，经本人说明情况并查证属实，收容部门不得收容。”
@孙志刚有工作单位，不能说是“无正当生活来源”；住在朋友家中，不能说是“无正常居所”；有身份证，也不能说是“无合法证件”。
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很清楚记录着孙本人的身份证号码，但是在黄村街派出所填写的表格中，就变成了“无固定住所，无生活来源，无有效证件”。孙志刚本人缺的，仅仅是一个暂住证。但是记者在任何一条法规中，都没查到“缺了暂住证就要收容”的规定。记者为此电话采访广东省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仅缺暂住证，是不能收容的。但不知为什么，在黄村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在“你现在有无固定住所在何处”和“你现在广州的生活来源靠什么，有何证明”这两个问题下面，也都注明是“无”。
成先生已经向记者证实孙志刚确实是住在他处的，此外，记者也看到了服装公司开出的书面证明，证明孙是在“2003年2月24日到我公司上班，任平面设计师一职，任职期间表现良好，为人正直，确是我……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何在有孙志刚签名的笔录中，他却变成了无“生活来源”呢？这现在也是个未解之谜。
孙志刚死亡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就不会死……”
@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各界对于实行了20多年的收容制度和暂住证规定的强烈反思。一位著名学者写道：“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我的同行，都十分清楚这一点（接触政治是危险的）。但是大多数人选择远离政治，认为那太危险，让别人去搞吧。是不是危险？也许是。但是远离政治未必就安全。从孙志刚的死说明好端端一个人，没犯什么罪，也会被无端打死。大家选择远离政治说明还是心存恐惧。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恐惧的环境？必须是人人关心政治，主动参与政治。躲是很难躲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每个人都挨了整，挨整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
有的是因为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有的因为听了‘敌台’等等。
不少人认为没有这些具体的原因就不至于挨整。这种看法太肤浅，你不因为这个原因挨整还会因为别的原因挨整，大环境决定了几乎每个人都必须挨整。所以说躲不过去。要想免于恐惧，只有大家参与到政治改革中去，不要做局外人。谁都不是局外人。想做局外人，最后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会遭受和孙志刚类似的命运。所以我建议通过孙志刚事件发起一次全民大讨论。”一场大讨论确实也发生了，在报纸、网络、杂志上，人们对孙志刚事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前所未有的热烈中，能听到的共同声音是，第一，收容制度是一种“恶法”，应该立刻废止；第二，孙志刚事件以及以前类似的悲剧，是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违背和挑战。
在大众层面的讨论之外，事件也引起了一批有良知学者的关注。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一批法学精英也分别上书中央权力机构，提出公布案件证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调查等动议。
公众舆论的努力和学者的进言，促成了一部实行了21年的国家法规的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