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和谐思想同样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最早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两句著名的哲学格言：一句是“什么是最智慧的——数”，另一句是“什么是最美的——和谐”。在他们看来，作为世界本原的数之间存在一定的数量和比例关系，因此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而赫拉克利特在肯定和谐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立和谐观”。他认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万物“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从苏格拉底开始，“和谐”被引入政治和社会领域。柏拉图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提出统治者、军人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自我节制，这就是“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这样就能很好地协调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代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结构功能论、协和社会论和社会系统论。结构功能论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系统来说，维护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边界关系的最低限度的平衡，就能达到社会运行的良性状态，发挥社会系统的正功能；如果失去了这种平衡，社会出现冲突，社会运行就会处于失调状态。协和社会论认为，社会成员之间“协和”的程度是区别不同社会的尺度。在“高协和”社会里，人们和睦相处、合作共事，财富的分配大体是平均的。在“低协和”社会里，人们互相争斗、彼此仇恨，获取财富的手段是损人利己，财富分配的结果是两极分化。社会系统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各个子系统相互交叉、彼此渗透，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其中，最基本的系统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对未来和谐社会作出了精辟论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并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最美好的未来和谐社会，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列宁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多级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可以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来加以解决。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此可见，构建和谐社会是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更是一脉相承。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般来说，和谐社会具有资源获得的公正性、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社会行为的规范性以及利益协调的有效性等一般的规定性。而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胡锦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作了精辟的简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还进一步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明确了到2020年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之相适应，地方政府的施政理念和管理体制也必须适时转变，否则极易走向实践的对立面。
从当今社会转型期来看，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层次不断提高且日趋多样，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日趋复杂，而由于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完全满足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难度越来越大。二是我国的体制创新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三是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着新问题。四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五是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时代，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切既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又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个国家最危险阶段不是在其处于相对静止的传统社会，而恰恰是当它启动改革并有经济上的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如何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妥善处理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是地方政府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取向。
以浙江省为例，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近年来社会成员异质化日趋明显。其中，既有民营经济催生孵化出的先富阶层，他们同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构成社会强势群体；也有贫困农民、进城农民工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等，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均处于弱势地位。2004年的一份大样本问卷调查反映，浙江省的业主阶层占1.6％，小雇主阶层占4.7％，自雇阶层占15.5％，管理阶层占9％，自主劳动阶层占2.7％，半自主劳动阶层占10.2％，工人阶层占16.3％，农民阶层占39.9％。社会利益的分化，会导致人们思想认识的分歧和社会离散的倾向。假如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级，根据有关调查，我国公民认为自己属于上层的仅占0.5％，属于中上层的占5.4％，属于中层的占39.6％，属于中下层的占29.1％，属于下层的占24.5％。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小的情况，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必须看到，虽然我国社会已呈现各类利益群体共存的格局，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适应多元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平衡、利益调整机制的构建却明显滞后，现有制度渠道无法有效吸纳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各阶层组织化程度和资源动员能力的差异，更加剧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利益群体间分配的不均衡状况。尤其需高度重视的是，弱势群体由于缺乏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其利益诉求难以及时传输到政府的决策体系之中，极易导致政府政策向某些阶层和利益集团倾斜，以致出现社会下层利益被剥夺的情形。当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又缺乏合理的解决途径时，他们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造成社会紧张积聚，破坏社会稳定。当前，群众来信来访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晴雨表”。近年来，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通过信访特别是越级上访被反映出来。2004年，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总量达1373.6万件（人）次，比前一年增长13.4％，是持续上升的第12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次分别比前一年增长73.6％和44.6％，其中重复上访达31％。而信访制度事实上难以充分承担人们期待的功能作用，当在北京或省城奔波的上访群众到处碰壁时，这对政府机关公信力的损伤将十分严重，而且极易萌发基层激进主义包括群体性恶性事件。
因此，如何有效回应转型期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诉求，是对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格局，地方政府改革必然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我们只有从根本上创新模式，努力探索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有效机制，不断提高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
●全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器，必然深刻地改变地方政府的行政环境。探讨全球化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冲击，最深层次的应是对行政价值观的影响。在传统的行政环境下，地方政府一般都相安于封闭的国内环境，全球化的到来急剧改变了这一切。
●当地方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进一步开放所固有的风险时，就可能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当地方政府缺乏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全球化就像一个大熔炉，地方政府将被剥去和限制部分权力，但同样也应适时扩展和强化一些职能，关键是政府的能力不可以削弱，而只能在与时俱进的创新中不断提升。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系统的、历史的和动态的发展观。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包含了“人是目的”和“人是动力”双重意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切实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统筹兼顾的能力，并始终将一整套新型的价值要求、价值观念贯穿于公共管理的实践之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之相适应，地方政府的施政理念和管理体制也必须适时转变，否则极易走向实践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