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
白圭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前300年，名丹，东周时洛阳人，梁（魏）惠王时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又到齐国、秦国做官和经商。他被历代商人公认为中国商业的祖师，就像老子为道教祖师，孔子为儒学祖师，鲁班为木匠和建筑业祖师，他在商界的地位既崇高又神圣。
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商业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是先秦时期的商业经营思想家，也是当时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史记》和《汉书》中说他是商业经营的理论鼻祖，“天下言治生者祖”。宋真宗时更封其为“商圣”。 民间则称他为“人间财神”，为他建庙，并设立神牌供奉。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也就是说，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着很强的关联，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整套经商致富的基本原则，即“治生之术”。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白圭的这些经商经验和理论，具体概括为：
一、乐观时变，注意生产动向和市场变化。
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按供求季节和时机办事，“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茁出取帛絮，予之食。”灵活处理进销储存关系，从产品丰歉差价和季节差价中取得利润。
三、以气候变化预测产品的丰收或欠收。
四、善抓时机，勤俭经营，能与雇工同甘共苦。“能落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他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他的奴仆们同甘共苦。
五、讲智谋，讲果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以“智、 勇、仁、强”为经商要领，否则，“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那就没有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白圭还颇通政治之道，他先后到过中山国和齐国，从社会现象中看到两国在施政过程中失去了国家赖以生存的五个条件，预言两国必亡。
他说，两国信、名、亲、财、功五者已皆尽。信是国家存亡的最基本要素，失信于天下者必亡；名是君主和国家的名声，声名狼藉者必不久长；亲即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财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行者无粮，居者无食”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功是指建功立业，君主不能选贤举能，而自己又不贤，无以建功立业，便不能使国富民强，长治久安。
白圭的预言不久被证实了，中山国被灭，田氏代齐。他的“五尽”论实际上是指出了历朝各代统治者治政的五个基础要素，同他的经商理论也很有异曲同工之处。
子贡
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名为端木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而且是中国最早的儒商。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他所费的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尤其是理财经商的能力极其高超，有着卓越的天赋。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却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而且每回都猜对。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他在当时的名声和地位，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
吕不韦
吕不韦的经营理念：敢于冒险，善于投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风险投资带来丰厚回报；助人成功，己也成功；助人贵在雪中送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90年至公元前280年之间，卒于公元前235年，是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
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公元前265年，吕不韦为求发展，来到赵国国都邯郸。邯郸城的繁华，让吕不韦眼花缭乱。他一边花天酒地，流连于歌楼舞榭之间，一边也没忘记他是为获取财富而来的，是要搜索一种能大大赢利的商品。这个一本万利的货物很快就被吕不韦发现了。
当时，秦国的王孙嬴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经过多方探听，把嬴异人的身世、家庭关系、目前处境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见到这位落魄的王孙时，凭他多年的经商经验，一眼便看出：多方寻觅的宝贝就在这里！所以，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了一句经商名言：此奇货可居。
为了这件事，吕不韦专程回到家中与父亲商量。
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
父亲说：“十倍的利。”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
父亲说：“百倍的利。”
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
父亲说：“无数的利。”
于是，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现在努力耕田，只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君，得到的好处，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厚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他想到做到，果真将嬴异人当作了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嬴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的高收益。但是，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却有所不知，搞政治绝非如同经商做生意那般简单。在那个专制时代，如果经商失败顶多是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株连九族。
因此，虽然吕不韦掌控了一段时间的秦国事业，也捞到了不少财物，但最终还是赔了，而且赔得个干干净净，落了个饮鸩自杀的结局。对于经商来讲，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懂得奇货可居，但是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从政失败后的悲惨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憾。而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却非常值得后人进行一番品味、思索、借鉴和扬弃。
时至今日，吕不韦所说的“奇货可居”，已经成为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也一点不为过。他以商业手法投机政治的策划行为也毫无疑问地成为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千古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胡雪岩
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靠经营钱庄、中药和丝茶等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两千万两之巨，并开办了胡庆馀堂中药店，留传至今。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度过了辉煌而又悲壮的一生。
胡雪岩小时候家里很穷，帮人放牛为生，后来由人推荐到杭州的于姓钱庄当学徒，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升职成为跑街。1860，因为老板无后，临终前，把钱庄赠给了他。胡雪岩于是自己开了阜康钱庄，并且和官场中人往来不断，成为了杭城一大商绅。
1861年11月，太平军进攻杭州，他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任他为总管，主持全省的钱粮和军饷，因此阜康钱庄从中获利颇丰。京内外的各级官员，无不把阜康作为外库，寄存到这里的银子不计其数。
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回佣。另外，在官府的支持下，他顺理成章地操纵了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
到1872年，阜康钱庄的支店达到20多处，遍布大江南北。资金有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他曾被授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成为一个典型的官商，也是当时最红火的人物。随后他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于1876年在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了胶厂。
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有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那时战争频繁，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很受老百姓和军队的欢迎。
此后，胡雪岩亲笔书写了“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882，他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了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为海关和海运操纵在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天，他被迫贱卖，亏耗了1000万两，家资去半。加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到了十一月，各地的商号纷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
接着，慈禧太后下令将他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胡雪岩遣散了姬妾仆从，开始善后。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贫如洗，从原点出发，最终又回到了原点。但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胡雪岩的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善于用人，以才取人，不求完人。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
他不仅擅长用人，还会识人，王有龄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已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来碰见了胡雪岩。他慧眼识珠，认定此人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顺利地当了粮台总办。
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此时粮食短缺等问题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的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除了创办胡庆馀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 “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
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借此案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塌和官场的互相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二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已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