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张梅林回到了烟台，二萧则继续留在上海。
他们在上海曾频繁地搬过几次家。1934年年底，搬到居住环境稍好的拉都路南段的福显坊22号；1935年4月2日，在几个从青岛来上海的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搬到拉都路中段351号的三楼；1935年6月，搬离拉都路，住到萨坡赛路190号；1936年春，又搬到北四川路底的“永乐里”。
在这段时间里，二萧与鲁迅夫妇的交往越来越密切。1935年5月2日上午，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一起到二萧家中做客，之后两家人一同去法租界的一家西餐馆吃午餐。由于上海的政治环境复杂，当时和二萧住在一起的朋友又并不能完全信任，二萧为了保护鲁迅的安全，也为了隐瞒他们与鲁迅之间的联系，很快搬离了拉都路中段的家。
1935年11月6日，二萧首次登门拜访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的鲁宅，与鲁迅一直畅谈到深夜。此后，他们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1936年，鲁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二萧为了减少先生给他们写信的劳顿，也为了照应鲁迅的生活，搬到了北四川路上一处离鲁宅很近的住所。搬家之后，他们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先生一起聊天、研讨作品，有时帮先生做饭，有时也和先生一起出去看电影。
萧红对鲁迅的感情，早已从起初对师长的敬畏，渐渐转变成对“父亲”的亲近。24岁的萧红，梳着两条辫子，依旧是一副天真烂漫的学生模样。一天，她穿着一件新奇的火红色的上衣，问鲁迅：“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那时鲁迅的病刚刚好了一些，坐在躺椅上，从上往下扫了萧红一眼，说：“不大漂亮。”紧接着又告诉萧红，“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配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之后，又一连教给萧红好多“穿衣经”。
鲁迅不喜欢轻佻的女孩子。萧红要去赴一个宴会，请许广平帮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给了萧红米色的，又开玩笑地把桃红色的布条举起来放在她的头发上，取笑着说：“好看吧！多漂亮！”萧红也很得意，规矩而又顽皮地等着鲁迅来“欣赏”，不想鲁迅一看就生气了，训斥道：“不要那样装她……”萧红像闯了祸的孩子一样，连忙安静下来。
梅雨季的时候，很少有晴天。一天上午，天空刚一放晴，萧红就赶忙跑到鲁迅家去，直跑得上楼的时候还喘着气，连茶也喝不下。鲁迅问：“有什么事吗？”萧红开心地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鲁迅和许广平都笑了，看着他们那“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萧红的心里满是欣喜与快慰。
6岁的海婴也喜欢萧红。曾经在豫菜馆的“宴会”上，这位小上海人讲话让萧军几乎完全听不懂，但他和萧红却仿佛一见如故似的混得很熟。海婴一见到萧红就非拉着她去院子里一起玩不可，鲁迅说：“他看到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许广平问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海婴说：“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萧红的头发，一派亲密无间的样子。
也是在“宴会”那天，萧红把一对用枣木旋成的小棒槌作为见面礼送给海婴，让海婴特别喜欢。鲁迅在信中对萧红说：“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棒槌，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吧。’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海婴把萧红看作玩伴，鲁迅也把萧红看作孩子。对待她，就像对待女儿，既有关怀，又有骄纵。每次萧红提议要包饺子、做韭菜合子、做荷叶饼，鲁迅总是满口赞成。而不管萧红做得好不好，他都会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广平：“我能再吃几个吗？”
有一段时间，萧红觉得自己疏懒、爱睡觉、发胖，没写出满意的作品，于是请求鲁迅像严师那样鞭策她。鲁迅在回信中调侃道：“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萧红的生父张廷举性格暴虐，早已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萧红在童年时缺失的父爱，而今终于在鲁迅给她带来的温暖中，得到了些许补偿。
一旦生活安定下来，二萧就立即投入了勤奋的写作，鲁迅欣赏他们的才华，也开始向有关刊物推荐他们的作品。
1935年3月1日，萧军的小说《职业》发表在《文学》杂志上；3月5日，萧红取材于青岛生活的小说《小六》发表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此后，二萧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他们的名字，也逐渐在上海文坛流传开来。
一次，萧红在叶紫的怂恿下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让先生请客，给他们打打牙祭。鲁迅欣然同意，约定3月5日带叶紫和二萧一起去吃晚饭。这一天，正巧《译文》的编辑黄源来访，《芒种》的编辑曹聚仁也来送刊，鲁迅便邀请他们二人同去聚餐。
鲁迅先生这次请客，不仅让二萧与黄源和曹聚仁结缘，也让“奴隶社”进入了正式筹备之中。
萧红在青岛写完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经鲁迅联系后，生活书店愿意出版，书稿送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审查，结果没有通过，被退了回来，鲁迅又帮萧红把书稿投到《妇女生活》杂志，最终也被退稿。在此以前，叶紫的《丰收》亦没有通过审查，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题材更为敏感，因而也更难获得正式出版的机会。于是，这三个年轻人决定建立“奴隶社”，自费出版“奴隶丛书”。“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做丛书名，是为了表达反抗的斗志。这一想法立即获得了鲁迅的赞成和支持。
1935年3月，奴隶丛书之一《丰收》出版；1935年8月，奴隶丛书之二《八月的乡村》出版；1935年12月，奴隶丛书之三《生死场》出版。鲁迅分别为这三本书一一作序。
萧红的《生死场》几乎每页都有鲁迅的亲笔修改——蝇头小楷，用朱砂圈点，空当处写不下时，就划上一道引到额上去添加，就是那一道，都划得笔直，字迹更是工整有体。
从这份改稿的细致和耐心，亦可想见鲁迅对萧红的爱护。
先生亲自作序并帮助修改，萧红仍不满足，在为《生死场》设计了风格独特的封面后，她又有了一个孩子气的要求，要鲁迅亲笔签名制版。鲁迅无法，只得迁就这个娇憨任性的孩子，却不忘在回信中对她嘲笑一番：“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据许广平回忆，《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带来了“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这两部作品“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她进一步指出：“《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生死场》首次使用“萧红”的笔名，这个名字刚刚诞生，就深深地印入了文学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中。
奴隶丛书的《小启》中，这样介绍《生死场》：至于还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在满洲的农民们，怎样生，怎样死，以及怎样在欺骗和重重压榨下挣扎过活，静态和动态的故事，就请你们读一读这《生死场》吧。
在出版奴隶丛书的过程中，二萧与文艺理论家胡风结识，并一度有了密切的往来。当时，萧红的书稿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暂以第一章《麦场》为名，是胡风给出了定名为“生死场”的建议，这一书名后来也得到了鲁迅的认可。
胡风在《生死场》的《读后记》中，高度肯定了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天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
《生死场》也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赞赏，鲁迅在为此书作序时写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在1936年5月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鲁迅更直白地表达了他对萧红的偏爱：“田军（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当时，除了萧红以外，还没有哪位青年作家能得到鲁迅如此高的评价。
《生死场》出版后持续热销，尽管当局不断查禁，然而越是查禁，越是受到读者的追捧。这不仅因为它是当时备受推崇的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更因为它对生命状态的刻画，对心灵的关注，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探寻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一直到今天，《生死场》依然久盛不衰。
这部小说的成功，让萧红备受鼓舞。1936年，25岁的萧红迎来了创作的喷发期，连续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1936年8月）和小说散文合集《桥》（1936年11月），这两部作品均被巴金编入《文学丛刊》。
《商市街》收录了散文41篇，这些文字是萧红和萧军在商市街艰难生活的实录，既有对贫穷和饥饿的写实反映，亦有对女性心理的细致刻画，因受到读者的欢迎，初版一个月后又立即再版。
由于其“越轨的笔致”受到了鲁迅先生的青睐，萧红在新作中更大胆地发挥和发展了这一特色，逐渐形成了萧红式的独特风格。
1936年1月，由胡风和聂绀弩负责编排的同人杂志《海燕》创刊，鲁迅先生亲笔为其题写刊名。《海燕》第一期出版当天，便售罄2000册。为了庆贺这一“胜利”，鲁迅、许广平携海婴邀请胡风夫妇、聂绀弩夫妇、萧军萧红夫妇、叶紫等在梁园饭店共进晚餐。这是二萧第二次应鲁迅之邀在梁园吃饭，前一次，他们还是两个初来乍到的文学青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仰望着上海文坛；而这一次，他们已然成了知名作家，和文人圈里的好友们在此尽情畅饮。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在上海的处境就有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二萧深知，这一切都得益于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提携。
萧红在《海燕》上发表了《访问》、《过夜》等作品，皆是对哈尔滨往昔生活的纪实性回忆。可惜的是，《海燕》仅仅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当局书报检查部门查禁，被迫停刊。
在鲁迅的介绍下，萧红也结识了更多左翼战线上的友人，包括冯雪峰、史沫特莱、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等。她的交际面开阔了，她的生活和她的文学世界也因而更加丰富起来。
1935年7月，罗烽、白朗夫妇从哈尔滨辗转来到上海，舒群在1935年春天获释后，也于7月抵达上海。这年夏天，上海聚集了一批东北籍作家，除以上三人外，还有剧作家塞克、翻译家金人、小说家李辉英、黑丁等。1936年初，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也来到了上海，随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并在郑振铎、鲁迅等前辈的帮助下，发表了《鸶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粥》等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多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艰苦的生活和反抗斗争，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作家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亮相上海文坛，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的崛起。
毫无疑问，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作家，《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亦是这个群体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
【附录】
黄源（1905～2003），名启元，字河清，浙江海盐人，著名俄语和日语翻译家。1920年，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与翻译家朱生豪、作家茅盾是前后同学。后留学日本。1927年进入上海劳动大学的编译馆工作。1931年为上海新生命书店编辑“世界新文艺名著译丛”。1933年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校，1934年8月兼为《译文》杂志及《译文丛书》的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曾辗转于鄂、湘、桂等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8年年底在安徽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编辑《抗敌》杂志、主编《抗敌报》及报告文学集《新四军一日》。1941年皖南事变中突围抵达江苏盐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报》副总编辑。
曹聚仁（1900～1972），浙江兰溪人，著名记者、作家。1922年到上海，任教于爱国女中、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曾主编《涛声》、《芒种》等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等。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