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和萧军在上海举目无亲，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不是十里洋场的繁华，而是他们在精神上最信赖的人——鲁迅先生。
初到上海的日子，二萧和张梅林一起在一个小客栈里住过几天，随后，梅林搬到了他的同学那里，萧军和萧红则租下了拉都路北段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两人除了依旧要向朋友借债之外，生活中只剩下两件事，一是改稿，二是盼望着和鲁迅先生见面。
萧军于1934年10月底写完《八月的乡村》，11月，由于刚刚在上海安顿下来，他在改稿过程中不免有些烦躁、气馁的情绪，甚至憎恶自己写作的低能，一度想要把书稿付之一炬。此时的萧红，正是一个温顺贤良的妻子，她陪伴在他身边，照顾他、督促他、鼓励他，终于让他的修改稿顺利完工。之后，亦是这个柔弱却坚韧的小女人，在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简陋的家里，帮丈夫抄写完10万多字的书稿。
她不畏冬季没有炉火，没有阳光，水门汀铺地的亭子间的阴凉，披着大衣，流着清鼻涕，时时搓着冷僵的手指，终于把《八月的乡村》给复写完了！——即使到今天，此情此景仍然活现在我的眼前，我永远感念她！
——1979年，72岁的萧军如是说。
初来上海，二萧都没有收入，而租房、吃饭、水电、日用样样都要花钱。复写书稿要使用日本制的“美浓纸”（薄而透明，比较轻软柔韧），最后一次买纸时，萧军实在没钱了，只好把萧红的一件旧毛衣拿去当了7角钱。
正当生活难以维系之时，二萧幸运地收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鲁迅先生的“救命符”到了。
1934年11月27日，鲁迅致函“刘先生”和“吟太太”：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
从收到信后，一直到见面时，二萧的心都在“破轨地跳着”。
11月30日终于来了。鲁迅带二萧去了霞飞路一家白俄开设的咖啡馆，并将夫人许广平和儿子海婴也介绍给他们认识。
1945年，许广平在文章中回忆起与二萧的初次见面，言语中满溢着欣赏与怜惜：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那时，许广平初识的萧红体格健康、白皙、爱笑，最大的特点是“无邪的天真”。她不大谈起自己的身世，但“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
临别时，鲁迅把一个信封放在了桌上，二萧知道，这是他们之前写信向鲁迅先生借的20元钱。由于他们身无分文，鲁迅又留下了一些银角和铜板，让他们乘车回家。
两个年轻人看着先生深陷的双颊，苍青的脸色，不由得内心刺痛。鲁迅写信安慰他们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鲁迅知道，在这个生疏、冷漠的城市里，两个年轻人的热情和倔强换不来食宿，倘若这种境遇延续得过久，势必会销蚀了他们身上这些美好的品质。他决定要帮助二萧，给他们介绍上海文艺界的朋友。
1934年12月18日，二萧意外地收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邀请函：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豫 广同具十二月十七日
这封短短的书简，由萧军的手转移到萧红的手，又由萧红的手转移到萧军的手，而后又每人用了自己的—只手把这信捧在了两个人共同的胸前看着、读着，两个人拿信的手都在不约而同地、不能够克制地轻轻颤抖。泪水涌出了萧红的眼眶，萧军的眼睛也跟着湿润了。
良久，这两颗波澜起伏的心才微微平静下来。萧红扯了扯萧军的罩衫袖管，调皮地说：“你脱了外套，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吗？”
萧军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穿什么呀？我没有第二件……”
聪慧的萧红再次显露出她贤良主妇的本事来，她胸有成竹地宣称，要给萧军新做一件礼服。
不一会儿，她便用7角5分钱从一家大拍卖的铺子里给萧军买回一件衣料，又从皮箱里把萧军在哈尔滨时穿的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立领绣花的大衬衫找了出来，一番比量后，竟跳着拍起手来。
萧军一脸疑惑地看着这个像孩子一样兴奋的女人，提醒她道：“你知道，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那家‘豫菜馆’！你让我像一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去当‘礼服’穿吗？”
萧红闪着那双乌亮的大眼睛，得意地说：“傻家伙！我怎么能让你当‘印度人’哪！你等着瞧吧，在明天下午5点钟以前，我必定让你穿上一件新‘礼服’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要显显我的‘神针’手艺！”
在一盏高悬的25度的昏黄电灯下，萧红开始飞针走线地忙碌了起来。头一天忙到深夜，第二天天还没亮又起来继续缝纫。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停、不休地在缝制着这件衣裳，那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游走。
还不到下午5点，一件新“礼服”真的出现在了萧军身上。让萧军惊讶和佩服的，不仅仅是妻子缝制衣服的速度，更是这件新衣服完全的合身和舒适。
“把小皮带扎起来，围上这块绸围巾！”女人向男人命令道。
沉浸在幸福中的男人一切都照办了。女人又说：“走开，远一些，让我看一看！”
男人像一个正在操练的士兵一样，走到屋角，向后转，立正，面向着女人。女人沉吟着，从正面、侧面反反复复观摩打量自己的爱人——这个经她“包装”过的杰作是那么英俊。四目相对，她的爱掩饰不住地流溢了出来，喷涌了出来，像一只小麻雀一样欢悦地扑向了他，他们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仿佛这一瞬便要把对方融化在自己怀中……
装束整齐的二萧来到了豫菜馆，许广平在二楼迎接他们，如多年不见的故友一般，热情地拥抱了萧红。
她一眼就注意到了萧军的“礼服”：
亲手赶做出来，用方格子布缝就的直襟短衣穿在萧军先生身上，天真无邪的喜悦夸示着式样。——那哥萨克式，在哈尔滨见惯的——穿的和缝的都感到骄傲，满足，而欢欣。我们看见的也感到他们应该骄傲，满足，欢欣。
那天晚上鲁迅宴请的客人，除二萧以外，都相互认识。为了不使这两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感到见外或局促，许广平特意在“宴会”正式开始以前，把萧红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告诉她：那位“老板”是茅盾，驼背高个子是聂绀弩，女士是聂夫人周颖，穿西装的青年人是左翼作家叶紫，空位子是给胡风夫妇留的。这样的细心和体贴让萧红和萧军都深受感动。
（许广平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便当众透露这些左翼作家的身份，而他们的暗语又势必让二萧不解，故而要提前悄悄告诉萧红。）
这场宴会以庆祝胡风夫妇的长子满月为名，不过主宾胡风夫妇因为信被耽误而并没有到场。鲁迅热情地将二萧介绍给四位“新师友”，大家也纷纷对二萧夫妇表示欢迎。宴会快要结束时，“穿西装的青年人”叶紫走过来，与萧军互留了地址。
萧军在回忆这次“宴会”时写道：
回想起来，鲁迅先生当时这次“请客”的真实目的和意义是很分明的：在名义上是为了庆祝胡风夫妻儿子的满月，实质上却是为了我们这对青年人，从遥远的东北故乡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们有所来往，对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同时大概也担心我这个体性鲁莽的人，不明白当时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危险和恶劣，直冲蛮闯可能会招致出“祸事”来，所以特地指派了叶紫做我们的向导和“监护人”。仅从这一次“宴会”的措施，可以充分显示了这位伟大的人，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伟大胸怀的人，对于后一代的青年人，对于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是表现了多么深刻的关心，付出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挚爱啊！
在鲁迅的帮助和提携下，二萧终于摆脱了困窘而孤独的处境，在英才辈出的上海文坛上闯荡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并与许多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持续终生的友谊。他们始终无法忘怀，在最初那段煎熬的日子里，鲁迅先生如春风化雨一般的恩情。
正是先生的一字一句，支持着他们走过了那段不见天光的路。他们深深地记得，他们带着信，用6个铜板买来两包花生米，一边共同读着信，一边一粒一粒地吃着花生米，一边向着拉都路南端散步的情景。这两个贫寒的异乡人脚步轻快，甚至有些飘飘然——在这孤苦的世界里，因为有了鲁迅先生的回信，他们的生活便有了期盼，有了乐趣；因为有了鲁迅先生的友谊，他们便忘却了一切艰难困苦，感到自己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为了纪念这次“宴会”，也为了纪念这件新“礼服”，1935年春天，二萧特意到法租界的万氏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中，萧军穿着这件爱人亲手缝制的格纹短衣，项上围一条米色软绸围巾；萧红则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开领“画服”，嘴里衔着一只照相馆的烟斗道具，一双大眼睛盈盈地透出笑意。
【附录】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县人，著名诗人和散文家。1924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随后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1926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加入“左联”。20世纪30年代中期，先后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杂志《海燕》。
叶紫（1911～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湖南益阳人。1932年加入“左联”，从此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第一次以叶紫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丰收》，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携家眷回到益阳老家，1939年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