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来自口头还是书面的愚蠢或聪明的批评，都是我必须要忍受的！我成了唯一的替罪羊，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在我写《诗人的市场》时，想要把文风变得多样化。于是，在描写纽伦堡的风景时，我将“假使我是个画家，就要把这座桥和这座塔画出来”作为引子来切入主题。随后，为了铺陈一个新的思路，我又说道：“但我并非画家，我是个诗人。”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能够尝试一种抒情的文风。可这却引来了外界对我虚荣的评论声，我想哪怕是最温和的人也很难忍受这种武断的侮辱。
可是，《诗人的市场》拥有众多读者本身也就证明了这本书的成功。我某天正在对睿智的史学家芬尼·麦格努森说，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真实地了解过。有一天，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人却在街上拦住我，向我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友好情感，并给我的书以高度的评价。随后，他表示对公众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感到很困惑不已。当然，除了他以外，国内很多知识界精英，像奥斯特德和欧伦施莱格都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就这本书给我以热情的鼓舞和赞赏，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就在这本书在德国印了几版后，瑞典文译本出现，随后又出版了装潢精美的英文版，并引起了英国评论家的强烈反响。英文版本印着一幅作者肖像，分成三卷，它由理查德·本特利在伦敦出版。出版后，英国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给予高度赞扬。甚至还有英国出版商把一套精美的英文版以及我早期的作品一起赠送给克里斯蒂安八世。德国也发生同样的事。对于我在国外所赢得的赞誉，国王感到非常高兴。我了解到，他曾跟奥斯特德和其他一些人说过，他对于国内反对之声不断，总有人不厌其烦地抓住我的弱点不放，抹杀我作品的真正价值，取笑并轻视我的创作活动觉得非常奇怪。这是我从奥斯特德嘴里听到的，对此我表示欣慰异常。
不被认可的小人物
跟我最亲近的好友中，只有奥斯特德一个人能明确而坚定地承认我的诗歌天赋，并给我极大的鼓励。他坚信我必将很快在国内得到认可。听到这样的话，我所感到的来自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喜悦之情，并不亚于现在为在国外获得认可所感受到的。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我究竟为什么才会导致自己经历如此长时间的奋斗。归根究底，大概是因为我出身贫苦，比其他人独立。当我名扬海外时，他们仍旧记得我是一个四处乱跑的穷小子。在我的传记《丹麦的诸神》中，作者也基本写出了部分原因，我不理解，也没有运用像其他作家使用那样的方式方法来获取我的朋友以及其他人的认可。
奥斯特德甚至歉疚地承认，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譬如说《文学月评》对我的严厉态度和恶意，《死国的来信》对我的蔑视，以及当时的报刊上评论所持的腔调。总而言之，最主要的根源是那些一直希望能给我施压，并试图让我低头于权威的公共舆论。在这些所有的一切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现象：我们更容易接受荒诞不羁的事物。我知道厄运难逃，有的笨拙且愚蠢的攻击是在所难免的，或许其中也会有一些出于善意写的文章。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被欧登塞的报纸称为“我们这个镇的孩子”。无论读者是否对此感兴趣，他们谈起我来就是废话连篇。甚至于会把我在国外收到的信的一部分刊登在报纸上，这种行为确实很可笑。譬如说，我某次从罗马写信回国，提起我在罗马教皇西斯廷的礼拜堂见到克里斯蒂安王后的事。还补充说，她的样子神似哈特曼的夫人。于是这封信就上了费恩岛的报纸，出于隐私的顾虑，他们如此刊登：“克里斯蒂安王后看起来像某一位丹麦女士。”当然，得到的一定会是读者的一片笑声。有很多次我都要经历这种由于笨拙的友谊所带来的误伤。
从此以后，我逐渐害怕与那些愚蠢的编辑讨论。至今为止，这件事仍让我心有余悸。哪怕我已经谨慎如斯，还是会不小心制造出一些笑柄。
有次，我外出旅游，就在驿车停留在欧登塞邮局的半个小时间，有位编辑过来问我：“您现在出国吗？”
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那么，您不想出国吗？”
我回答：“这得看我是否能挣到钱。我现在正写一部戏，无论成功与否，我只想出国旅行。”
“那么您的目的地是哪儿？”
我答：“还不确定。或者是西班牙，又或者是希腊。”
可当天晚上的报纸却登出来这样的内容，汉斯·安徒生正为剧院写一部新戏，无论成功与否他都会出国，不是西班牙，就是希腊。
当然，读者完全有理由发笑。一份哥本哈根报纸竟然可以对一次或许不存在的旅行大加谈论。在他们看来，我这部戏已经写了并被剧院接受，也成功了，问题的关键是我决定是去西班牙还是希腊。人们嘴里传来了嘲笑声，但被嘲笑的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此，我变得更加敏感，然而并不懂得把这种性格隐藏起来。如果有孩子把石头扔向急流中游着的狗，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他残忍，因为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有趣的事情。人们嘲笑我，并没有人站出来保护我，我没有报界的朋友，因此往往被嘲笑也只能自己忍着。然而，人们不断重复强调，我在我所在的圈子里听到的全是赞美声。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唠叨并不是为了抱怨，只不过是不希望看到任何揣度影响到我喜爱的朋友们身上。因为我坚信，即使我身上经历什么重大的变故或者不幸，他们不会竭尽全力去使我避开毁灭性的灾难。这是我的过错，一个诗歌天才所必需的另一种同情。
可让跟我亲近的朋友觉得有意思的是，哪怕是国外最挑剔的评论家，对我的作品给予的都是好评。如弗里德里卡·布莱梅承认过，在我的书中，他发现了一种令她惊讶不已的洞察力。就在我们在哥本哈根会面的地方，曾有人说过我是被宠坏的孩子。她觉得她必须要把一些好听的话传达给他们：“说出来你们都会感到惊奇，在瑞典，从斯肯尼亚到最北端，安徒生可谓家喻户晓，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书。”可他们却给出这么可怕的回复：“别让他太得意了。”
在我的《摩拉托》在剧院演出时，克里斯蒂安八世作为国王首次去剧院看我的演出，当时我在正厅前座正坐在托瓦尔森旁边。当幕布落下，他对我耳语道：“国王正冲你鞠躬呢。”我回答：“不，是冲你鞠的躬，他不会给我鞠躬。”我抬头往皇室包厢看去，国王又再次鞠躬，真的是冲着我的。然而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我觉得这个鞠躬正为那些对我的无情指责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我平静地坐在座位上，次日，我去拜见国王，为我所受到的不同寻常的礼遇当面表示感谢。他还拿我在剧院时开始不接受礼遇开我的玩笑。数日后，克里斯蒂安八世将举行社会各界参加的盛大舞会，我得到了邀请。
我在一位老教授家的客厅里告诉主人舞会的事，他问道：“你去那里做什么？”随即，他又重复道，“你去那里做什么？”
我玩笑似的答道：“我是那个圈子里最受欢迎的人。”
他显然很生气，说：“可那显然不是你的圈子。”
他的话并没有成功激怒我，我所能做的只是微笑应答：“国王在剧院的包厢里向我鞠躬，我想我理应去参加舞会。”
他大叫起来：“虽然他确实对你鞠躬了，但并不意味着你能把自己推到舞台前来啊。”
我严肃地回答：“有属于我那个阶层的人参加那个舞会，我有的学生会参加。”
“谁？”
我提了一个年轻学生的名字。
他答道：“是啊，确实如此。那可是郡议员的儿子。请问你又是谁的儿子呢？”
我愤怒地说道：“我是一个修鞋匠的儿子。我是经过自我奋斗，在上帝的帮助下，才有现在的地位。因此，请你尊重我。”
然而，我从未收到他的任何道歉。
如果要避免人们说出伤害我内心的话，这是很困难的。我们不希望做出任何对人不公正的事，也不希望伤害任何可能伤害过的人，即使是善意的也不希望。但要在这本书里要求我做到这一点是如此之难，所以我尽量把心里的苦闷倒出来，最多只能剩下一丁点。因为在我长途旅行回国并出版《诗人的市场》后，即使他们对我进行诋毁的、傲慢的评论并没有消失，但他们对我的看法却有所改变。自此，我开始面对逐渐趋于平静的水面，我也将不断地求取进步。在前方等待我的，必将是我一直期待的，奥斯特德所欲言并安慰我时说的话——丹麦国内对我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