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很多天才走出了俄国人与土耳其人生死决战的遗迹。一幅多瑙河流域的风光图逐渐在我脑海中被勾勒出来，图中，可以清晰地看见苦难的村庄与颓败的堡垒。我还仿佛看到了整片的废墟或堡垒、要塞。船刚一靠近有无数尖塔的路斯楚克，骚乱的迹象就很明显了。在人头涌动的岸边，两个身穿法兰克服装的年轻人正被扔进多瑙河。两人一起朝岸上游去，但只有一个人上了岸，而另一个人却在要上岸时被人用石块砸。然后，他调转方向朝我们的船游过来，不断向我们求救：“救命，他们要杀我。”船停在了河中央，我们把他拉上甲板。随即，我们在甲板上发射了信号，并得到来自岸上的回应。一位从前的本地帕夏（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尊称）保护着那位可怜的法兰克人离开了。
次日，从船上我们可以看到覆盖着积雪的巴尔干山脉。第三天晚上，据说暴乱竟然延续到了山脉与我们之间。我们听说，有一个全副武装的鞑靼人在从维丁经该国向君士坦丁堡送信途中遇伏被杀。我相信，这种命运并不会就此停止。第三个人眼看着护卫被劈成了两半，自己只能逃跑到了多瑙河。他就藏在苇草丛中，等待船只出现。他身裹羊皮从泥里冒出来。在昏暗光线的照耀下，他这样一个武装到了牙齿的人显然已经足够吓人了。他同我们一行逆多瑙河而上，整整一天的路程。我们的船停靠在土耳其人坚固的堡垒维丁，经过彻底熏蒸消毒以后才能上岸。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鼠疫传播。那时候，住在当地的侯赛因帕夏送来了登载最新消息的报纸。因此，从德国人那里开始，我们培养了对这个国家的良好印象。
逐渐地，我们看到了塞尔维亚像一座原始森林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时，我们的小船沿多瑙河航行了很多里，在铁门这段，因为水流湍急，所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对此，我把关于它的详细描述记录在了《诗人的市场》里。我们在老奥尔索瓦接受了检疫。过去，这里的建筑仅仅是为瓦拉几亚（旧时欧洲东南部一公国）农民，以及与农民境况差不多的旅行者准备的，几乎所有的房间地面就是床铺，饮食状况并不好，而如果有酒就非常幸运了。我和一个英国人同居一室，他叫爱因司华兹（他兄弟是个诗人），正在从库尔德斯坦回来的归国途中。
《诗人的市场》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后，爱因司华兹应《文学报》编辑之约，发表一篇关于我们检疫期间生活的回忆录。他说道，我“特别擅长剪纸。无疑将欧洲之旅的所有景色，甚至于缪路易斯的素描以剪纸的手法让其跃然纸上”。
检疫结束后，我们穿过遮掩在茂密栗树林下的军事边界线，浏览了很多古代罗马遗迹，有焚毁的桥梁、塔楼，还有崖壁上的巨大的“图拉真碑刻”。身着艳丽服装的瓦拉几亚农民，变成了成群结队的奥地利士兵和山洞中宿营的吉人赛人。眼看着一幕又一幕如画的风景从眼前飘过，每一幅画都不尽相似。可一旦我们上了船，画中的风景就变成了拥挤的人群，挪动都很困难。他们的目的地都是佩斯，要去那里参加最大规模的博览会。漫漫旅途，彻夜难眠让我更有机会去了解匈牙利农民的生活。进入乡村，地势逐渐变得平坦起来，景色也不如先前一般富有变化。当我们临近布拉迪斯拉发（原为匈牙利首都），发现景色又变得美丽了。当经过底比斯古希腊城市到达维奥蒂亚（古雅典的劲敌）境内时，一片火海映照在我们眼中。我们在多瑙河上度过了二十一天，直到在普拉特靠岸，进入皇城。在那里，我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并立即取道布拉格和德累斯顿踏上归国的旅程。事实上，这次旅程中，我从意大利经希腊、土耳其到汉堡，行李只在奥地利和德国边境被检查过两次。可就在我回到丹麦进入哥本哈根之前，行李却被检查了不下五次。第一次检查是在进入荷尔斯坦因时，第二次是在阿洛松，第三次是在费恩岛上岸时，第四次则是在斯拉格斯下驿车时，最后一次是在抵达哥本哈根时。那时候的规矩正是如此。
在汉堡，我刚好遇到那里举行盛大的音乐节。在我吃饭的时候与几个同乡相遇，在看到我正颇有兴致地与友人们聊起富有魅力的希腊和富裕的东方世界时，其中一位来自哥本哈根的老妇人对我说道：“说得好啊，安徒生先生，这次旅行你可收获不少。你看到的东西有我们小小的丹麦可爱吗？”我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是的，我确实看到了许多比丹麦更美丽的东西。”她却大声嚷嚷道：“不知羞耻，你并非一个爱国者。”
我在欧登塞时，还看到了那里举办的圣卡努特博览会。一位来自费恩岛的可敬女士说：“很高兴你能在漫长的路途中安排访问博览会。我总是这么描述道，你是喜欢欧登塞的。”真有趣，我又变成了爱国者！
来到斯拉格斯城外，那个我曾经上学的地方，我遇到一些老熟人，因此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感觉。在我上学期间，我经常去看望那位善良的巴斯霍姆教长。这位教长每天晚上都有和夫人从花园后门走出去，沿着玉米地边的小路一起散步的习惯。很多年过去了，当我走在斯拉格斯的大街上时，还是能看见这对正在沿着玉米地边小路散步的年老夫妇。我被这种奇妙的景象深深打动。虽然我早已离开故土，可这种景象仍旧一年又一年地在重复。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极大程度地震撼了我的思想。
感恩的心
8月中旬，我终于回到了哥本哈根，上次的焦虑、痛苦感没有紧随其后。当看到那些我所喜爱的朋友时，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并得到了他们诚挚的祝贺：“归国时刻，就好像是包含在一朵花里的旅程。”
随后，我的《诗人的市场》出版了，它按照德国、意大利、希腊等不同的国家分成几个章节。虽然国境不同，但都住有一些我必须要感激的人，我把他们的名字嵌入了这本书的每个章节中。诗人就像一只鸟儿，要将全部奉献出来。因此，我应该像小鸟一样，把歌献给每一个我爱的人。这是我大脑里突然浮现出的单纯的想法，仅限于抒发自己感恩的情怀。在我的作品集里，我删除了所有原有的献词。虽然读者最终会理解这些献词的重要性，但我还是删除了在《诗人的市场》里所有的献词。在献词中，我表达了对我朋友们的诚挚敬意和感谢之情，可这些献词却成了我之后很多麻烦的来源。
人们如今业已能大致了解这些献词的意义了，但在当时它们却得不到理解。人们仔细研究献词，并把它作为我虚荣的证词。他们认为，我罗列这些名字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炫耀这些重要人物与我的亲密关系。然而，读者们阅读这本书后，除了几家报纸的报道，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篇真正的评论。而字数太多成了很多人批评的重点，甚至于有位精明的且斤斤计较的人对我说，“你该按章节出版这本书，这样读者可以慢慢消化。书自然也就更有反响了。”
对于《诗人的市场》，哥本哈根的评论向来都充满了非理性的色彩。有的人认为我夸大其词，过分浮夸，描写简直糟透了，譬如说我描写在士麦那看到的新月，竟然连月亮四周笼罩的一圈儿蓝色光晕都描写出来。对于自然，我们丹麦的评论家们向来少于观察，就算有些地位的《文学月评》也指责我在一首诗中对月光中彩虹的描写，并以此证明我想象力的无稽。我曾向奥斯特德抱怨过这些评论。有位现在已是教长的先生，我想那评论多半出自他之手。在听到我的抱怨后，他说：“你竟敢创造出月亮彩虹这样的描写。”我答道：“是的，那确实是我亲眼所见。”他问：“在哪儿？”我答道：“有天黄昏在西桥看见的。”他大笑着说：“你确定？在表演哑剧和魔术的剧院里吧！”他言外之意就是我说的是卡索蒂的剧院。“不是剧院，是在天上，就在属于上帝的天上。我就是在那儿看见的。”现在，奥斯特德也已经能理解这样的现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