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译释】
孔子说:“中庸之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
1中庸不是用来研究的
中庸之道既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又是一种现实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庸之道上达于天,下至于地。它发端于浅显的知识,推究到事物的深奥精妙之处,昭然于天地万物之间。
学《中庸》的人,常常会发生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已认识中庸理论的精辟圆满,也常常赞叹随喜,但只当做学术来研究鉴赏,不肯毅然决然地用认真严肃的态度来躬行实践。第二,虽有所实践,却不明中庸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等习气发露的时候,却随它奔腾流浪,并不去回顾。第三,认真学中庸,知见很正,却又苦于摸不着一个下手处,虽能将《中庸》倒背如流,但终觉得左不是右不是,找不到一条出路来。
我们根据上述几种情况,来做一下分析,第一种人是由于不知实践的重要,第二种人是由于不明实践的宗旨,第三种人是由于不详实践的方法。因此,学中庸的很多,而实践的较少,至于从实践而明悟心性的就更少了。
学习中庸,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有的诵读礼拜,有的广修供养,有的精守戒律,有的行脚参访。这样孜孜学习,究竟为了些什么?假使宗旨不明,必然会含糊笼统,劳而少益,日久或许自己也会不知其所以然了。这样,虽然在学《中庸》,却很难得到实益,如同在暗室之中,虽想打扫尘垢,清理积物,却苦于无从下手。
《中庸》三十三章,虽字数不多,却博大精深,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而能指导实践的。没有实践就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只能盲目地实践。学《中庸》的目的,并不是教人只做纯理论的探讨,其着重点在于由对理论的领悟而贯彻到躬行实践中去。学《中庸》得益的大小,完全要看实践程度的深浅。只有真实履践,才能亲自证实《中庸》理论的正确、科学和教益;也只有脚踏实地,依中庸之道不断熏习,才能逐渐断除主观虚构的妄执,证到客观究竟的实性!因此,中庸实际上就是个实践问题。况且能行得一分,才真能解得一分,这样理论和实践互相资助,互相影响,便成为《中庸》行解相应、理事不二的统一观。
实践中庸,应该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由依道修习,要在一切时、一切处遵循中庸之道,行行重行行,深入又深入,不能时续时断,不能一曝十寒,也就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这样才能彻证真理。这是学中庸的具体内容,也是学中庸的根本宗旨!
2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既然孔子提倡的是中庸之道,那么,孔子为什么说中庸之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呢?
这是孔子再度发出的感叹,强调这不是个口号或理想,而在于实践。由于人们不明白中庸之道的意义,不从自己身边做起而使言行有失节度,孔子期望君子可以努力地去做。
圣人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庸”这个道理是实用的,不是让你用来研究的。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实际上,学习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为了使用,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地领悟其中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尽快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使学到的东西真正有用。
明代的大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很小就爱上了医学和药学。他读了《本草经》以及许多医药典籍。他总是那样刻苦认真,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夹着几本书,到房门外埋头苦读,白天帮着父亲给病人治病,晚上又苦读到深夜。
有一次,李时珍问他父亲:
“书上说,白花蛇肚皮下面有二十四块斜方形的花纹,是真的吗?”
他父亲回答道:“我们蕲州有的是白花蛇。你到凤凰山抓一条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他父亲李月池是个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医生。儿子的问话他本来张口就可以直接回答,但为了养成儿子躬身实践的习惯,并没有直接告诉他。
李时珍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一个人爬到凤凰山上,捉到了一条白花蛇,翻过来一看,肚皮下面果然有二十四块斜方形花纹。从这件事上,李时珍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在编写《本草纲目》时,他一方面继续“博览群书”,一方面“拜访四方”,不仅民间医生、药农是他拜访的对象,就连老农、渔夫、樵夫、猎人,都成了他的好老师。凡能亲自验证的,他总是自己采标本,反复研究,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一一验证,然后得出结论,写进他的书稿里。
为了获得真知,他踏遍了湖广一带的原野山谷,还到过江西的庐山和江苏的茅山、牛首山,以及安徽、河南、河北等许多盛产药材的地方。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从书本上看到的正确结论,他记得更加牢固了;书本上论述不完整的地方,在他的新著中论述得更加准确了;书本上错误的东西,在他的新著中都得到了纠正。例如在旧的医药典中,把葳蕤和女萎这两种不同的植物,当成了一个东西;而像南星草和虎掌,本来是一种植物,却又当成两种药物来介绍。诸如此类的错误,经过李时珍的实地考察,发现和纠正了不少。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至今被我们视为最珍贵的医学遗产,并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许多译本,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就是因为,李时珍不仅刻苦地阅读了八百多种医药书籍,有了极为渊博的药物知识基础;更可贵的是,在他的著述中,绝不人云亦云,而是努力深入实际,从而将获得的真知写了进去。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有非凡的成就,不在实践中学习,是不可能的。
3学以致用方显真智慧
孔子很重视学以致用,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办不了;派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地去谈判交涉,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中庸之道不是用来研究的,也不是用来背诵的,如果读死书,盲目地把中庸的“仁”、“诚”在现实中生搬硬套,其结果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宋襄公本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以及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生搬硬套,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也是《中庸》所提倡的。但如果生搬硬套,不能很好地学以致用,那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还会给自己增添麻烦。
西汉王朝最主要的社会积弊便是地主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早在宣帝末年,胶东、渤海等地的破产农民,不断举行暴动,连宣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民多贫,盗贼不止”。
宣帝以后,元帝柔仁好儒。他所好之儒,基本上是孔子所提倡的以“宽柔仁厚”为主要特征的儒学。汉自武帝以来,虽然重儒,但实际上是王霸兼施。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为相。元帝为政,动辄引证《诗经》等儒典,迂腐地推行“纯儒政治”。应该说元帝一朝确实是实行了不少爱民的“仁政”。但是他却生搬硬套,以“不与民争利”为名,放弃了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限制的政策,实行所谓的“宽政”。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兼并越发不可遏制,吏治腐败等社会积弊也随之恶性发展。
元帝认为宦官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最可信可靠,因而尤其信任宦官中书弘恭、仆射石显。当时辅政大臣前将军萧望之在政治、军事方面颇有见地。他认为,中书参与国家大政,应选用贤明,不宜任用刑余的宦官,所以奏请元帝使用士人。弘、石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盗弄权柄,遂与外戚史高内外勾结,排挤、陷害萧望之等重臣。元帝迂腐昏昧,屡中弘恭、石显圈套,迫使萧望之自杀,与萧望之共同辅政的周堪、刘更生等加罪免为庶人。不久,弘恭病死,石显专权,国家陷入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