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译释】
孔子说：“无忧无憾的人大概只有文王吧。王季是他的父亲，武王是他的儿子。父亲开创的基业，儿子继承下来。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业，一穿上军服就得到天下。自己没有失去显赫天下的名声，尊贵成了天子，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宗庙祭祀他，子子孙孙保持祭祀不断。武王晚年承受天命成了天子，周公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用天子的礼制祭祀先祖。这种礼制，通行到诸侯大夫，直到士、庶人。如果父是大夫，子是士，父亲的葬仪按大夫的礼制，祭祀按士的礼制。如果父是士，子是大夫，父亲的葬仪按士的礼制，祭祀则按大夫的礼制。一周年的守丧期通行到大夫，三年的守丧期通行到天子。给父母守丧的日期，没有贵贱之分，是一样的。”
1中庸道德价值的评判
在这一章中，《中庸》的作者子思举了孔子对周文王的评价。这一段是追述王季、文王、武王的事迹，是从继承和发展历史的经验问题出发，并着重指出，有了承前启后的周文王的思想，有了周文王若干年辛勤治国，新政治国之策，也才有日后的武王伐殷。是周文王奠定了消灭殷商王朝的最根本的基础。
王季是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是姬昌的父亲。古公卒，少子季历继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周国势发展，季历同商朝属下的任姓挚氏通婚，加强了与商朝的关系。商王武乙末年，季历入朝，武乙赐以土地及玉、马等物品。随后季历征伐西落鬼戎，俘获“十二翟（狄）王”。商王文丁时，季历进一步对诸戎作战，除伐燕京之戎受挫外，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都取得胜利，使周的势力深入今山西境内。文丁（一说帝乙）封季历为牧师（即方伯）。可能是由于周的强大，引起同商朝的矛盾，季历终为商王所杀。
文王是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姓姬，名昌。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传说古公亶父见少子季历和昌贤德，想传位给他们，季历的两兄太伯、仲雍为让位奔于荆蛮。古公死，季历继位，后又传位于昌。昌即位后，礼贤下士，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臣，周国势日强。昌和九侯、鄂侯一起，任商朝三公。商纣王杀九侯、鄂侯，昌不满，为崇侯虎所谗，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得释后，昌向商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酷刑，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西伯昌晚年，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终身没有称王。其子武王伐商后，始终称他为文王。
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所杀，文王死后，由后立的太子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即位的第二年，兴师东至孟津伐商，但因时机不够成熟，只得暂时还师。后来商纣王更加暴虐，杀比干，囚箕子，商朝矛盾急剧激化。周武王又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声讨纣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进至商郊，与纣兵于牧野决战。牧野之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取王位，传播流言，武庚也谋划复国，与管、蔡结合叛周，纠集徐（在今江苏泗洪）、奄（在今山东曲阜）、薄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南）和熊、盈等方国部落作乱。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经过三年战争，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和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叛周的隐患，周朝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即周朝的东都洛邑（成周）。东都既成，遂迁曾反对周朝的“殷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同时，封降周的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宋（今河南商丘）地，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
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读到儒家的关于中庸道德价值的最权威的评判。
对文王的评判比较容易理解，他在整个事业的开创与继承里，起了关键的作用，但他本身没有用武的举动，符合中庸之道的判断。
对武王的一举用兵（穿戎衣）伐纣灭殷而取得天下，看似以下伐上的举动，但这里可是完全以天下百姓的判断为是非的取舍准则。
可见，儒家认为真正符合中庸之道的，是那符合了百姓愿望的，能够给天下苍生带来安定幸福的人，所以即使有讨伐之举，那也是剪除恶孽，不影响他本身的显赫美名。他代表了天意，代表了天命，所以照样可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
2对自己的修养和作为要谨慎
为什么孔子说文王没有什么忧虑呢？这是因为，文王能够继承并完成前人的事业，又能使后代子孙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不愧对父母祖先，也不愧对子孙后代，这样的一生还会有什么遗憾呢？
文王的父祖就重视仁义，文王继承父祖的志向，修身践履，他的以身作则直接影响着他的子孙，因此，武王、周公也能继承父祖的志向，修身践履，最终成为圣王。
也许我们没有像文王的父祖那样道德出众的父母祖先，但是，这又何妨从自己做起呢？每一代人都可以是起点，一个人一生中的每一点都可以作为起点。我们自己的修养和成就，不仅仅属于自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祖先生命的延续，而且还会延续给子孙后代，所以，我们自己的修养和作为不能不谨慎。
一个人所能成就的事业，往往是中小事业，几代人共同实现的事业才会成为宏业。灭纣兴周，固然是由武王直接完成，但是，如果没有太王、王季、文王在前为之奠基，得到了民心和众多诸侯的拥戴，武王即使一举灭纣，周的天下也难以持续七百年之久。武王的征战，因以仁义为前提，所以没有人因此而说他穷兵黩武、少杀斗勇，反而被尊奉为天子。假如我们的前代人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基础，那么，我们继承前人的事业而使之发扬光大，这是孝道的体现；而如果我们的前人并没有为我们奠定基础，我们难道不能为后代奠定基础吗？
周武王因为晚年才尊奉天道而灭纣，仅仅过了几年就离开了人间，虽然独夫纣王已经被灭，天下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太平，文治武功的责任由周公担当了起来，平定叛乱，制定礼乐，仍然是在完成祖先的遗愿。周公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天下的权力与财富，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是要国泰民安。这样，不仅使天下百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而且使祖先的在天之灵也获得了荣耀。这种荣耀的获得，是建立在国泰民安的基础上，假如国家不能安泰，百姓不能安宁，即使周公追封太王、王季、文王为王，也难以长久。
国家的安泰，是建立在百姓安宁的基础之上的，假如百姓生活不得安宁，国家不可能安泰；百姓生活安宁，必须有礼制，而礼制之中又以祭祀为重，所以，《论语》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礼记》中也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公制定祭祀之礼，是继承祖先遗志，同时又能使天下百姓安宁。
不管我们的身份地位如何，其修养和作为都影响着前人和后人，所以，能否对得起前人，要靠我们自己；能否对得起后人，也要靠我们自己。
3按礼制服丧也是孝道的体现
本章的后半部分讲了葬仪的礼制，这种追封、丧礼、祭礼的礼制通用于诸侯、大夫、士、庶人等各个级别。为什么父亲生前的职位是大夫，儿子的职位是士，父亲去世后的丧礼就按照大夫的级别举办，祭祀的时候用士这个级别的礼仪形式呢？因为在给父亲举行丧礼的时候，所重视的是父亲生前的身份和地位，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父亲去世之后，儿子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就与父亲无关了，毕竟儿子的身份和地位直接影响着对父亲的祭祀级别，所以，做儿子的怎能不修养自己、自强不息呢？
礼制之中，有可变的，也有不可变的。祭祀父母的级别因儿子的身份和地位而确定，这是可变的，变得更高还是更低，则由儿子的所作所为决定，所以，可以从礼制中获得勉励自己的力量，做儿子的就不能不奋勉。
守丧的时限和服制却是不变的，比如给旁系亲属守丧，是一年的时限，丧服也根据亲疏而确定；又比如，父母之丧的丧期及丧服，不论身份和地位，完全一样。
守丧的时限与服制之中又有可变和不可变之分，旁系亲属的丧事，大夫以下的人都一致，公卿、诸侯及天子则可以降低一些；因为任何人的父母都一样，所以，在为父母守丧的时候，即使天子也要与众人完全一样，不区分高低贵贱。按照礼制服丧，也是孝道的体现。
但这种礼制是周文王之后才开始的，殷商王朝祭祀仪式只能由王族举行，周文王打破了这种“神权专制”的制度，周公则颁布国家法令明确每一个人都可以举行祭祀仪式，祭拜自己的祖先，彻底打破了殷商王朝的“尚鬼神”思想和“王族祭祀”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其意义是很深远的。同时也说明，打破殷商王朝统治人民的政治规律，建立起适合人民的统治政策，亦是符合天地规律的。因为商纣王不“中庸”的生活方式是违背天地的规律的。因此，舜的所作所为、周文王的所作所为、周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持守着“中庸”的生活方式、生活规律的正确作为，也是平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正确作为。如果有更多的人这样做了，人类社会也就可以更好地发展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