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老祖早早就往东家家里走去，东家家在圩尾街中段，是一座三进式的老厝。走到东家门口，正好东家出来了，手上拿着一把剖开的麻秆片，看样子他是要上茅厕了，我老爸说那时阵擦屁股都是用麻秆片的，不管穷人富人，屁股面前人人平等。我老祖就向东家鞠躬叫了一声：“邱爷。”东家姓邱，虽然他比我老祖大不了几岁，但人家是东家，所以我老祖叫他邱爷。我老祖说：“邱爷，那水缸……”邱爷看了我老祖一眼，因为内急，也不想和他说话，快步往前面的茅厕走去。我老祖一边叫着“邱爷——”一边碎步跟在后面。邱爷进了茅厕，拉上柴门，里面就传来一阵山崩地裂似的声响。等他起身推开柴门之后，看到我老祖低头站在门前，一副惶惑不安的样子，不由笑了一笑，说：“那水缸是送给你的，不会从你的工钱中扣除。”我老祖一愣，脸上立即展现出感激不尽的欣喜，拉着东家的手连声道谢，他一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担心东家会多算他水缸的钱，没想到东家是白送一只水缸。我老爸说，那东家其实对雇工不错，不管是长工还是短工，他都很仁义。我老爸说，那姓邱的东家和我老祖一样也长着一只酒糟鼻子，和他比较熟悉的人叫他“红鼻”，他也不会生气。
我老爸说，解放初期，邱爷被定为大地主，那时水尖山下一百多亩地都是他的，圩尾街上好一点的房屋也都是他的，不管这些土地这些房屋是怎么来的，反正你有这些土地这些房屋，这就是明摆着的罪行。于是邱爷就理所当然被抓了起来，那时主政的是一些穿军装的南下干部，背着枪，操着叽里呱啦的北方话，别说那些关在牢里的家伙，就是街上的小孩子看到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我老爸说，那时他还在吃奶，晚上肚子饿得哭个不停时，只要母亲说一句“阿北佬来了”，他就吓得不敢再哭了。可是，谁知道呢，身陷大牢的邱爷居然敢跟那些“阿北佬”顶嘴。“阿北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邱爷立即被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公审大会上，一阵口号之后，枪决于木板搭起的台上，据说邱爷的身体在台上挺了好一会儿，不肯倒下来，有一个“阿北佬”给了他一刺刀，他才像一块破布一样，慢慢掉到地上。
那一年，我老祖分到了原来东家名下的一栋三间一厅的砖瓦房。我老爸说，我老祖搬进这房子的那天晚上，还背着人给东家烧了一炷香。但是这件事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隔壁的柯大耳知道了，不过他也没有马上去告密，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在我家后窗搭建一间木棚房，我老祖不让他建，因为那会挡住我家的采光，这时他才生气了，当夜就到县军政委员会告密，说我老祖给老东家烧香。我老爸说，那时阵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县里当夜就把我老祖抓起来，还没审问就先痛打一顿，可是我老祖坚决不承认有烧香这回事，大概被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我老祖被放出来之后，就变得有点傻了，反应迟钝，记忆方面产生了错乱，比如我爷爷叫作邓吉利，我二爷叫邓吉林，他就搞混了，一定要把我爷爷叫作邓吉林，把我二爷叫作邓吉利，别人说他错了，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错了？我会错吗？儿子全是我生的，我怎么会弄错？”搞得别人不得不怀疑可能是自己弄错了。
事情的突变是从一个下雨天开始的。那个下雨天的下午，我家涌进了几个披雨衣戴斗笠的人，带路的是两个县领导，另外几个都是很陌生的面孔。他们进门就用普通话问：“红鼻同志在这里吗？”面带微笑，显得平易近人。我爷爷读过书，听得懂普通话，那时阵圩尾街人都叫我老祖“红鼻”，就把他们引到我老祖的床前。那些天我老祖一直病歪歪躺在床上，床前一下涌来一群人，他在眩晕中还以为是小鬼们来抓他下阴间了。
“你就是红鼻同志吗？”为首的小鬼问。其实他说的什么，我老祖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是普通话，在我老祖想来，应该就是阴间通行的腔调吧。他点了点头，又用劲地点了点头。那个问话的小鬼兴奋地握住我老祖的手，一边摇着一边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老首长终于找到你了！”在我老祖看来，面前这个小鬼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对他进行某种判决。他头昏脑涨，只能听任摆布了。
我老爸说，那些人七手八脚把我老祖搬到客厅上，那里有点光线，有个人脖子上挂着一只黑色的木匣子，对准我老祖，轰地按了一下。我老爸说，那是给我老祖拍照，不过那时他还不懂得那就是照相，这是后来才明白的。面对那老式相机轰的一声，我老祖就不用说了，几乎昏死过去。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这么简要地叙述一下：那些人给我老祖拍完相片，回到省里把相片洗了出来，送到了领导面前。领导一看就摇头了，许久才说，我找个时间下去看看。
于是，有一天，圩尾街就来了一个大人物。
回头再说那些神秘的客人给我老祖拍完照之后，圩尾街很快传开了我老祖的伟大事迹。你想想，那时阵没有电视，也没有超女，人们所能谈论的话题多么有限，我老祖一夜之间便成为全圩尾街、全马铺县的公众人物，被所有的人津津乐道。
原来，许多年前，红军和白军在水尖山打了一仗，红军很不幸被打败了，有个受伤的红军排长跑到圩尾街，我老祖把他藏在家里，给他治伤，供他吃喝，后来这个排长走了，寻找部队去了，再后来这个排长就当了大官，变成了大人物，不久前他调到了省里来，想起当年的救命恩人，可是名字早就忘记了，只依稀记得有人叫他“红鼻”，住在马铺圩尾街。大人物也老了，有时就不免感叹自己的命是“红鼻”给的，便派了人下来寻访，果然在圩尾街找到了“红鼻”。
不用说，这个“红鼻”就是我老祖。圩尾街人都知道我老祖就叫做“红鼻”。
马铺县随即授予我老祖“革命接头户”的光荣称号，我爷爷被安排了工作，我二爷被送到了工农干部学校培训。我老爸说，那时阵圩尾街人还传说，省里那个大人物拔下了一笔款，准备给我家盖一幢楼，同时给我爷爷和二爷都安排一个老婆，整连的女兵由他们挑，想要谁就是谁。许多年之后，我老爸跟我说这些话时，我还是笑了，让我觉得圩尾街人还是很幽默的。
我老爸说，县里组织一些笔杆子来采访我老祖，准备挖掘一些感人的革命故事，重点是他怎么精心照料受伤的红军排长，可是我老祖总是呆呆地说不出话来，戴眼镜的笔杆子就提示说：“你有没有把家里的鸡杀给他吃？”我老祖摇摇头，又点了点头。眼镜高兴地说：“有，好，很好。”立即兴奋地在纸上记了下来。突然我老祖咳了几声，他用手揉了揉脖子，好像是告诉卡在脖子中间的那口痰，别捣乱了，让他好好说几句话，我老祖说：“‘臭头金’……”那个眼镜眼睛一亮，大声地说：“你叫他‘臭头金’是吧，他叫你‘红鼻’，这是多么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鱼水情深呀。”我老祖猛烈地干咳起来，全身在抖动，脸部中间的红鼻子一颤一颤，好像要跳起来。他说的“臭头金”正是那个大人物当年在马铺县的革命生涯中留下的绰号，很多人都知道，我老祖也知道，可是他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据说马铺县整理了一篇材料，送到了省里，那个大人物看着看着，眉头就皱了起来，立即决定到马铺亲自走一趟。
于是，几天后，大人物就来到了圩尾街。
大人物来到圩尾街，在我家门口看了几眼之后，便继续往前面走。前面一座大厝吸住了他的目光，那门楣是光滑的青石，那上面还刻着三个字：儒林第。大人物抬起头，眼光定定地看着门楣。所有的随从全都静了下来，好像大人物正在酣睡，大家呼吸一下就会把他惊醒。时间变得很慢，现场一片寂静。
大人物的眼光慢慢从那三个字上面移开，大家全都暗暗松了口气，但是这时候，大人物突然说：“就是这里。”
“这里，没错。”大人物说。
现场一些目光开始转来转去，一些表情变得惶恐不安。
大人物向前走了一步，亮开嗓子叫了一声：“‘红鼻’，我来了，我是‘臭头金’……”
这时，陪同里最大的那个县领导不得不挤到大人物面前，用一种恭敬的汇报口吻说：“金老，这个人是大恶霸大地主，罪大恶极，已经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大人物的脸色立即沉了下来。大家注意到他的身子似乎晃动了一下，好像是站在风浪滔天的船上。不过他身边两个侍卫紧紧扶住了他。县领导小心翼翼地说：“金老，您辛苦了，还是回去休息吧。”大人物面无表情，像一个纸人一样，缓缓转过身子，干瘦的个头夹在两个高大的侍卫中间，像是被挟持的人质。
浩大的队伍再次经过我家时，县领导又凑到了大人物跟前，说：“金老，这是‘红鼻’家，这个‘红鼻’苦大仇深……”但是大人物双目微闭，神情恍惚，好像是在梦游之中。县领导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回到县委招待所，大人物就躺在了床上，安静得像一根苍老的树根。几个县领导肃立在床前，低头注视，表情凝重。突然大人物抬起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又徐徐掉了下来，大人物说：“你们定了就定了……”
“说谁就是谁……”大人物说。
大人物来到了圩尾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我老祖居然也知道了，他迷迷糊糊地喊着：“‘臭头金’……‘臭头金’……”
几天后，我老祖死了。据说，“土公”准备给他换衣服时，他突然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臭头金’怎么没来看我？”把现场的人吓得魂飞魄散。我老爸说，他说这是我爷爷说的，我老祖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里神志不清，连他自己也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收留红军排长的“红鼻”。
我老祖死了，出乎我们家的意料，县里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县领导都来参加了，花圈摆满了一地。有一个县领导读着手上的纸，深切缅怀我老祖的革命事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当年不顾个人安危，把红军排长藏在家里养病治伤。我老爸说，这就像一场戏，演到中间发现演错了，但是戏是不能停下来的，更不能告诉观众演错了，所有的角色必须将错就错，把戏继续演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