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像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编织着民间“生殖崇拜”、“权力崇拜”和“金钱崇拜”故事。《四十一炮》绝不是以传统的塑造人物作为主要目的，而是要在新历史主义的精神旅行中，寻找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底蕴和生命哲学的象征隐喻。
兰三少爷：可以一次与四十一个“洋”女人交媾，但都是一些无果实的花朵，目的不是“殖民”，而是“精神胜利”。他固然“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用一根粗大的鸡巴为炎黄子孙争来光荣”，最终生殖器（生命力、繁殖力的象征）却被洋人的“手枪”（现代文明）崩掉了。这种“祛势”象征了一种文化阉割，喻示出中国文化在近代中西文明冲突中被“祛势”的结局。这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话语”影响下的现代性焦虑。
兰继祖：这位“封建地主”后代，在新形势下摇身一变为市场经济的带头人，他以金钱成了新的“神”。他可以用金钱与权力做交易，钻法律的空子，甚至比他的长辈更具有生命力：当罗小通用日本人的大炮（喻指中国人能战胜军事侵略）轰炸老兰的时候，他却总能利用种种掩体（道德的、人情的、法律的）逃生。小说由此喻指，在这个时代，封建宗法意识与金钱的结合具有比军事侵略更强大的力量，它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消失，相反它会在新的土壤中蘖生、演变、延续甚至“进化”为一种不死“神”化的力量。
“肉”：好像是“人吃肉”，实际上是“肉吃人”。罗小通发明机器注水，大量的注水肉不仅危害人群社会，也最终害死了自己的妹妹。另一个方面，因为“能不能吃到肉”而使罗小通一家夫妻反目母子成仇。正是通过“肉”这一象征体，折射出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人性裂变和“金钱拜物教”，完成了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羊吃人”思想的文学化阐释。
“五通神”、“肉神”是民间文化中具有象征意味的宗教神，代表着生殖器崇拜、口腔文化。这就把小说还原为“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的原型主题。莫言对这些民间原型主题也同样以“口腔文化”的一种形式——“言说”来完成。如果说莫言在这篇小说中对民间语言的运用达到了极致，那么这也正代表着民间文化的本色：藏污纳垢又充满活力，愚昧恶俗又充满智慧，没有人能以是非善恶的标准来简单判定。
三
新千年伊始，莫言打出了“胡乱写作”或者“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旗帜。他说：“我崇尚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我对自己的胡乱写作的解释是：所谓胡乱的写作就是直面自己灵魂的写作，就是不向流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妥协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我认为是有价值的。如果说我有什么文学观的话，这些就是我的基本想法。”在文化重建的资源取向上，莫言自觉向“民间”求源。因此，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一次比一次更逼进民间社会深层，以文学形象勾划出他的“中国近代史”，显示了他“民族化”、“本土化”探索的倾向。
但问题的症结是，莫言取得了一种民间形式的同时，却在价值观上走向了迷失。首先，莫言在价值取向上进行了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的“寻根”。如果从“文化地缘”上来说，他所坚持的“民间社会”价值也许与他的故乡有关。他张扬民间的生命冲动力、人的本能，这些显然不是儒家精神，而更近于他故乡的管子、墨学思想或“东夷”的民间原生态：兼爱兼生、重农爱民、强力从事、任侠尚武、反抗侵略，同样也有尊天、明鬼、排外、家族本位、宗法观念。因此，虽然他借鉴了“后现代”的叙事方法，但是在价值取向上却走向了传统和民间。在这一点上，在他最早的创作上就能看出来：他借鉴了福克纳的小说形式却没有认同福克纳的精神：福克纳追求“现代性”批判传统，莫言则“反其道而行之”冲向民间大地。
莫言的本土观念与民间思想像一缕“美丽的乡愁”，在《檀香刑》中有着清晰表现。《檀香刑》“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是对当下时尚写作的反叛，要用“一土到底”的文字来揭示最本真的人性。但在价值观上却走向了歧路。小说主人公孙丙是民间的自由道义与反抗精神的象征。最能展示其精神风骨的是这样一段谒语：“有孙丙，不平凡，曹州学来了义和拳。搬来了孙猪两大仙，扒铁路，杀汉奸，驱逐洋鬼保平安……学了义和拳，刀枪不入体，益寿又延年。学了义和拳，四海皆兄弟，吃饭不要钱。学了义和拳，皇上要招安，一旦招了安，个个做大官。封妻又荫子，分粮又分田……”这些民间思想与“现代性”格格不入，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蜕变为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反对重塑民族凝聚力，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以“民族主义”反对所谓“文化殖民”，只能给人以“精神义和团”的悲哀，因为“现代性”创造了“民族—国家”体系，而“这种民族—国家体系在今天已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何况孙丙“革命”的目的是“吃饭不要钱”、“个个做大官”、“封妻又荫子”等封建落后观念，恰恰与“理性、自由、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性观念相抵牾。
莫言对民间生命力的歌颂，也往往在“复调”叙事中变成了人格扭曲。有论者认为，莫言对“自由”的理解大体上局限于对“自然生命欲望的满足和快意恩仇的洒脱上”，但“本能是极容易满足的，一旦满足了，它就只能在低级的匮乏和满足之间循环往复，在延宕中消磨，在消磨中衰竭”。最能表现这种人格扭曲的莫过于他笔下的女性。在《红高粱家族》中，“奶奶”的临终“宣言”是：“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告诉过我，我只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这样野性与个性化的现代人格相通，虽然是原始状态，但是找到了一个扎实的焊接点。但是莫言并没有继续下去，在此后的作品中不仅没有歌颂母性，相反却开始了有意无意的消解。《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为了反抗夫权而与八个男人野合生了九个儿女，“反抗”了一个却“满足”了八个，这即使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母性”形象只能是一种人性的畸变。《檀香刑》中的孙媚娘更像妓女。而《四十一炮》中的所有女性则无一是“母性”的象征。于是我们发现，莫言突出的民间的生命力冲动，变成了男性崇拜、生殖崇拜。
另外，莫言的民间“草根意识”中具有“反智主义”倾向。《四十一炮》里的罗小通对老师“分梨”问题的回答是“抢呗，现在可是‘原始积累’时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拳头大的是爷爷！”他的“混蛋逻辑”是，“尽管我不认识字，但我感觉到那些字都认识我，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用学习的，起码是不必要在学校里学习的”，“我知道一个能把班主任气哭了的孩子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坏孩子，但同时也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这样一个“流氓无产者”身上的造反精神、解构权威的意识，让我想起了作为“市民社会代言人”的王朔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浪漫的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样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莫言以“民间写作”理论批判着“知识分子写作”，也批判着启蒙思想：“从鲁迅他们开始，虽然写的也是乡土，但使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视角。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其实，那些启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知识越多越反动’，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是有几分道理的。”
因此，在这种价值取向之下，莫言的小说更多地显示出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古典精神、民间传统的留恋，对田园牧歌的赞美。但莫言也应警惕“民间话语”潜在的歧路，不仅因为“民间文化代表了一种妥协性和依附性，它缺乏的恰恰是挑战性。民间不是知识话语的新港湾，而往往是权力中心最活跃的文化竞技场”。而且连“民间理论”的代言人陈思和先生也认识到，“民间”“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