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最吸引人处在于其独特的“狂欢化”复调结构方式。两种不同字体的排版有意将故事分成了两条平行线：一条是罗小通向大和尚讲述1990年代最初几年屠宰村的故事；另一条是现实中“狂欢节”似的肉食节，在这个狂欢舞台上，一切与屠宰村有关的人物上演各自的故事。莫言凭借狂欢氛围，镶嵌了“混世魔王”兰三少爷，从而使第二个故事又嫁接出一枝魔幻现实主义的“恶之花”，也以“新历史主义”笔法获取了一种民间历史意识。于是，《四十一炮》的每一“炮”都成为“双响炮”：“四十一炮”八十二响，具有了开放性品格。
罗小通“一身而三任”，同时讲述三个故事，类似“精神分裂症”患者即福科所说的“癫狂”者，使读者无法分清罗小通的诉说是疯癫的谵妄还是清醒的艺术，因此别具“魔幻现实主义”神韵。如果说莫言一直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美学影响，《四十一炮》则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到了极致：让那些煮熟的肉都会说话会唱歌有手脚有表情；那些飞行的生铁炮弹有了思想；跳蚤和臭虫会发出兴奋的尖叫；村长兰继祖被“炸死”了，但是十年后的现实中不仅没死而且更加得意洋洋；死去五十年的兰三少爷在肉食节的舞台上创造了与四十一个洋女人性交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用一根粗大的鸡巴为炎黄子孙争来光荣”……可以说，在当下中国小说界，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应用之娴熟还无出莫言之右者，因为“魔幻”手法与莫言的想象力、语言和结构的驾驭能力最相匹配。
莫言与世界文学的接轨不仅表现在形式借鉴上，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一种新历史主义文学观。新历史主义“瓦解掉了传统历史主义具有决定论色彩的历史观，不再将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个人才能或其他单个因素当成决定其他历史单元或整个历史的主导力量，而将历史看成一种相互影响和塑造的关系，偏重对历史的文化性阐发”，并通过“文化考古”重构历史。《四十一炮》以人类文化学的考古眼光发现了民间社会的两大宗教：“食”与“色”。在生命哲学层面表现为“生存”与“繁衍”两大原型母题，并在小说中具象化为“肉神”与“五通神”。“五通神”的化身是兰三少爷，他最终的结局有两个象征意味：一是被外国人“阉割”而死，从而象征中国文化的对外“殖民”无果而终；二是魔幻化为大和尚——兰大官人锻炼性功能的招术与大和尚练习法力的招术完全相同，都是口含自己的阴茎满地翻滚——从而完成了“色即是空”的古老宗教命题。“肉神”则是民间唯利是图与权力腐败的共谋之神。除了这个象征之外，最主要的是《四十一炮》是一个整体寓言：人类在市场经济中离开了“地母”，变得唯利是图，只重视现实“狂欢”却看不到明天的悲剧，正如小说中所说：“按说这正是播种的季节，但我们屠宰村已经没有人靠种地吃饭了。种地，出大力，流大汗，收入菲薄，只有笨蛋才去种地呢。”
总之，《四十一炮》取得了“后现代写作”的效果：作家消解了，作者在叙事中没有任何主观投射和意义阐释，一切“意义”都需要读者自己去求解。本文寓意消解了：罗小通是个自外于作者的“他者”，是“话在说我”。小说打破了时间上的连续性，代之以非连续性、偶然性、瞬间断裂的碎片感受；打破典雅的文艺规范，以“作为平民的写作”视角，以世俗大众的眼光无所顾忌地表现人性以及人生的本真面貌，充分表现人生的恶心、恐惧、麻木、变态等心理状态。在语体上则注重浅显直率甚至粗言秽语，打破了高雅与通俗即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显现出大众性、感官消费性等特点。不仅如此，“四十一炮”如同一副纸牌，读者可以整体读完，也可以随时随地终止阅读，因为每一个“炮”又相对独立……哈桑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概括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四十一炮》正是一部典型的颠覆与“狂欢”之作。
二
《四十一炮》运用了“后现代”结构技巧和叙事手法，但叙述的却是当下中国的“现代性”故事。这与莫言此前的小说不同，可以看作他题材上的突破：他的“新历史主义”眼光从“近代史”正向“当代史”延伸。
《四十一炮》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原始积累”的残酷，指出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金钱成为新的“拜物教”，市场经济成为新的权力话语，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论”。解放前的大地主的后代兰继祖，在市场化过程中带领村民干屠宰致富而成为村长，也因为能“看清大局”及时将不法个体屠宰小作坊变成工业化的肉联厂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像一个“土匪”，但是在村人们看来却是“大手笔”的人物：“要干就干大的，抢劫皇家库房，调戏正宫娘娘。”他的“金钱万能”思想代表着人们转型期的人生哲学，而这种思想是从他自身经验中得来的：他曾经到城里吃饭，叫了一个“青龙卧雪”的菜，端上来才知道是黄瓜蘸白糖，他受骗上当还被服务员骂作“土鳖”。这让他明白：“现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孙子。有了钱腰杆子就硬，没钱腰杆子就软。”这见解消解了“越穷越有理”、“好就好在一穷二白”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他对“大局”的认识是：“‘原始积累’就是大家都不择手段地赚钱，每个人的钱上都沾着别人的血。等这个阶段过去，大家都规矩了，我们自然也就规矩了。但如果在大家都不规矩的时候，我们自己规矩，那我们只好饿死。”他带领大家致富，为村人修了路和桥，拉了路灯，建了学校，并把村子建成了经济开发区；他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与金钱占有他人妻女，以金钱与搞“权力寻租”的政客友好相处，不仅与市长成了“拜把子的兄弟”，还摇身一变当上了市政协的常委……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映射出中国民间传统的封建性在现代化社会的延续。
在屠宰村，只有罗通反对老兰们往肉里注水。但是罗通在他儿子罗小通看来却是这样的：“我父亲出身流氓无产阶级，从小就跟着游手好闲的爷爷沾染上了好吃懒做的潇洒气质。父亲的人生信条是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过且过……他常常教育我的母亲，世间万物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肉才真实。……只要肚子里有肉，猪圈也是天堂。”罗通盼望的是“快了，快了，第二次‘土改’就要开始了，……老兰的下场跟他那个地主老子一样，被贫农团的人拉到桥头上，嘭！”他的思想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运动根子”。他反抗老兰可谓独特：他爱上了老兰垂涎已久的美人“野骡子”并与她私奔了。“私奔”是罗通利用民间方式向老兰权力的挑战，但也同时使罗通失去了伦理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不仅妻儿因此受苦，他自己也成为村民们的笑柄。更不幸的是，“野骡子”在生女儿娇娇时难产死了，于是罗通又回到了故乡。但此时的老兰炙手可热手眼通天不可一世无法撼动。老兰以金钱为诱饵把罗通拉进自己的势力范围，让他干起了肉联厂厂长，至此，罗通不仅没能阻止老兰生产注水肉，而且成为老兰的左膀右臂为虎作伥。当罗通发现妻子与老兰有染时终于在狂怒中误杀妻子而被捕。而曾想与罗通一起扳倒老兰的姚七，名义上是要坚持正义揭发老兰的违法行为，实质上却是垂涎村长的位子，等老兰让他代替罗通当了肉联厂厂长，姚七就与老兰一笑泯恩仇了——即使他的妻子变成了老兰的妻子。兰继祖成为民间新一代神话人物、民间的新宗教，正说明了“金钱”在当下的威力，它一方面消解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异化着人性。
罗小通是“肉神”现实的具体化。这个新生代人物是兰继祖和罗通两种性格的集大成者。兰继祖曾说：“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不能得罪。一类是那些青皮流氓光棍汉，属于流氓无产阶级吧……还有一类就是那些其貌不扬的、流着黄鼻涕、灰腚瓦爪的、像癞皮小狗一样被人踢来踢去的孩子。”罗小通恰恰一身而有这两种身份，这个孩子诅咒知识大闹课堂，发明“注水车间”并荣任车间主任，用流氓无产者的手段“复仇”等等，都说明一旦他成长起来，会成为一个比老兰、罗通更能危害社会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