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德还发现，人们交谈时采用的身体姿势反映了他们谈话的语调和内容。说话者坐着进行的交谈是分量最重和最严肃的。而当他们的姿势十分放松的时候，如罗马人在环绕餐桌三面的躺椅（triclinia）上懒洋洋地躺着进行交谈，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这种交谈非常流畅也非常从容。希腊人喜欢走来走去地交谈，这有利于他们敏捷而活跃的思维和辩论。
谈话的空间和场合同样重要，希腊人在公共广场交谈，哲学家在学院里讨论，罗马人在家里交谈，在参议院辩论。富有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专用于交谈的房间。是否有一个房间专用于交谈，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阶层是否文明的一个特征。从16世纪起，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复兴了古代交谈的传统，开始创办沙龙。这本是贵族阶级的一个发明，但通过中产阶级的运用而变得大众化，即使是在最小的公寓里，办个沙龙也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时尚。在社会的低层，人们的交谈大部分是在户外的咖啡店、小酒店以及类似的地方进行。在所谓后现代的今天，已经很难找到面对面交谈甚至“说话”的地方，这是社会交谈衰落的一个标志。
当受激情驱使的人群涌上大街，横冲直撞时，他们似乎找到了“说话”的地方。不过，说话不等于交谈，交谈也不只是说话。大街不是一个交谈的地方，挟裹在激昂情绪的人群中，人们挥舞着拳头，除了口号和呐喊，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候，他们的身体姿势本能地绷紧而亢奋，显露出对抗和战斗，而不是交谈的姿势。这样的姿势和空间有它自己的话语形式，那是一种由“带头”和“跟随”形成的语言。它首先是带头者的命令、警告、威胁和谴责。之后，经过重复和模仿，变成了追随者的赞同、欢呼、重复和响应。它的作用便是宣泄，虽然人多势众，但并不形成真正的舆论，因为根本不容讨论和交谈。
交谈语言的目的不是发泄，既不是命令，也不是听从，而是通过共同的理性交流，形成舆论。舆论是交谈出来的，不是呐喊出来的。交谈限制了绝对的权力，而宣泄呼唤和依仗的正是不容说理的绝对权力。交谈产生的舆论，它的重要作用是保护自由。塔尔德写道：“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在报纸出现以前，交谈是对政府的唯一约束，也是所有自由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交谈开创了自己的名声，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和荣誉，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的威力。它的目的是通过让参与者感到大家都一样，从而使所有参与交谈的人都感到平等，它通过让大家直言不讳来摧毁等级制度。”在失去理智，高声呐喊的人群中，个人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自由，也没有谁胆敢直言不讳。
德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Canetti，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研究群众的《群众与权力》中记叙了一件往事，1927年他亲身经历了维也纳群众焚烧正义宫（司法部）的事件。当时，他挟裹在人群的洪流中，感觉到自己完全交融在其间，一点也不觉得群众放火是违法的行为。当时的场面铭刻在他的心头，他后来回忆道：“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我经验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呐喊的人群使个人思维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彻底消失。
只有在交谈变得完全不可能的时候，才真正有理由呐喊。然而，即便如此，呐喊仍然不能代替交谈，呐喊的目的应该是坚持要求公民交谈的权利，这样的呐喊才是既有激情又有理性的。公民交谈只有在宪政法治和民主文化中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的交谈才会是冷静智慧的。理性要求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自我把持，对群众非理性行为，我们需要的不是谴责，而是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帮助它朝理性的方向转化。
17官腔八股和官老爷
从一个人的语言和说话方式得出关于他的印象，并且对他产生信任感或不信任感，这在修辞学里叫“形象效应”（ethos）。民众从政治人物的话语风格来推测他的个性或映证自己对他的印象，中外皆为常见。精明的政治人物大多善于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随时调整语言策略，以取得民众的好感。
奥巴马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9月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爱立姆（H·SamyAlim）和斯密瑟曼（GenevaSmitherman）的《奥巴马的英语》（“ObamasEnglish”）一文，介绍奥巴马如何善于灵活运用语言风格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讲话，就连共和党人也都称赞是“富有艺术性”，民主党人更是大加赞赏。参议院领袖里德（HarryReid）说，奥巴马说话“不带黑人口音，除非他有意如此”。YouTube上有一个视频，是2009年奥巴马就职前几天到华盛顿一家餐馆用餐的情景，一位黑人出纳员在给他找零钱的时候，奥巴马笑着对她说：“Nah，westraight·”Nah是“不用了”（no）的意思，“westraight”这两个字中间没有动词“are”，“straight”是“好啦”（O·K·，fine，allright）。从用词到句法，这句话是典型的黑人英语，与说话者和听话人的身份都很相符，非常亲民。如果是白人对黑人这么说话，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非常糟糕。
相比之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公共形象（publicpersona）就要逊色不少。爱林姆和斯密瑟曼写道，罗姆尼说话的样子“便是他公共形象的话语版本”，平板而不灵活。而且，罗姆尼说话“木讷、单调、语调缺少变化……笑起来也很勉强”。在南方竞选时他也想用南方口音的“yall”（youall，“你们大家”）来亲近听众，但大家觉得他学得笨拙别扭，听上去就是假假的。
在美国，政治人物的口才有好差之分，公关技艺也有优劣之别，但他们都得放下身段，与公众或选民平等相待。他们都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容纳民众进入公共政治程序的民主话语，也就是说，都必须随时准备回应民众的询问、质疑、批评，耐心向他们解释，与他们互动。民主话语与其他性质的政治话语一样，它的语言不只是工具性的（用来营造可亲近或值得信任的形象），而且更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领导者与民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与后面这层民主政治性相比，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竞选语言技能高下只是次要的差别。
人们常说，人如其言，这个说法虽有些道理，但并不完全确实，因为“言”所营造的只是一个“形象”（persona），未必就是真实的自我（person）。营造或虚构人物形象是一种常用的文学手法（戏剧独白产生的就是这种效果），在公共政治中也同样是常见的手段。在公共表述时，说话人如果能语言生动、逻辑清晰、立场客观、语气平和而不激烈、细心顾及听众的感受，就能营造一个知情达理、谨慎干练、幽默从容的好形象，被看作是一个品质优秀，值得信任的好人。
通过话语形成的个人形象有两种可能。第一，好的形象是一个真实的个人。第二，好的形象可能与真实的个人并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一种取信于听众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谈到说话者信誉（ethos）时说：“在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或者意见相当分歧时，……我们更相信，也更容易相信好人（一方的说法）。”换句话说，越是在需要说服别人的紧要关头，就越会感觉到信誉和形象的重要。谁名声好，形象佳，谁就比较能够成功地言说，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希腊雄辩修辞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也强调公共形象和影响力的关系，他指出：“谁想要说服别人，谁就不能忽视自己的品格。……他要努力为自己在其他公民当中建立好的名声。名声优秀者比名声蒙羞者说话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提倡改变官员的语言和说话方式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赞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长期使用的八股套话、假话、大话、空话早已让那些“打官腔”的人形象蒙羞，失去了说服力。然而，假大空的官腔八股套语，其要害不仅仅在于说话的方式、语汇和风格，而在于说话者的高高在上和他们对听众的傲慢与无视。这种官腔语言本身就是威权政治的产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秩序和现状。
官腔八股是一种威权语言，无论如何改良或乔装打扮，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宣传语言，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理性说服语言是不同的。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需要的交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或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宣传的社会中，一定存在着不容民主话语的胁迫性制度。
以显得生动有趣、平易近人，甚至谦虚幽默的个人语言来改良和包装僵化的制度话语，这种变化一开始可能会令人耳目一新，收到亲近民众和取悦媒体的效果。但是，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宣传改良。这就像设立“发言人”公关制度，开始时让人对公共信息透明化、公开化抱有希望。过了一段时间，新鲜劲一过，便暴露出并没有改变的本来面目，更引起人们因觉得上当受骗而生的强烈反感。对国外宣传的“软实力”也是如此。
一个国家或社会公共话语被败坏或得到提升，都是一点一点地累积而成。正如传媒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所说，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败坏和毒质化，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
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头面的政治人物，而且也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和媒体人士。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官腔八股和假大空的官话，好像只是当官的在败坏公共语言。其实，普通民众和媒体人士又何尝没有他们应该担负的一份责任。常常是在上者明明是颐指气使、废话连篇，下面却依然是一片叫好、深刻领会。在民主社会里，就是总统也不能这么说话，因为那里的民众不惯他这个毛病。
一句普普通通的礼貌话，搁在老百姓嘴里，本是稀松平常，但从在上者嘴里说出，大家便觉得惊喜万分，受宠若惊。民众必须先把自己放尊重了，看平等了，从骨子里去掉奴性，才更有理由要求平等地参与民主政治话语。只有民主话语才能对民众不隐瞒、不欺骗，诚心诚意地把他们当作有思考能力，有尊严的公民，而不是白痴或傻子。废止官腔八股不只是废止一种语言，而是废止一种威权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用以代替陈旧威权话语的不应该是另一种精心改良的威权话语，而应该是民主的话语。
18希望在“哀莫大于心死”中死去
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美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施奈德（CharlesR·Snyder）的《希望的心理学》（PsychologyofHope）一书中有一个相似的说法，叫“心理死亡”（psychologicaldeath）。其实，在这两个说法中，死去的都不是“心”，而是希望。希望是存在于心灵或灵魂中的东西，一个人没有自由的心灵，便不可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希望。
施奈德把“心理死亡”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由目标导向的思维衰退，直到像植物般冷漠的程度。”他写道：“一个人心理死亡的时候，他处于一种对人生目标冷漠、麻痹的精神状态。儿童和成年人都有某种希望的念想，希望的死亡是一步一步地发散出来的。它经常是从希望受阻开始，由于希望受阻而愤怒和绝望，最后对所有的目标万念俱灰，无动于衷。”
一个人的希望受阻，通常是因为最重要的目标先行受到了阻遏。目标重要不重要，是由它对一个人的影响而言的。社会对人形成“重要目标”的观念有关键的影响，在中国，以前是政治，现在是金钱。
以前，人们把所谓的“政治生命”（党籍、政治前途、历史清白、组织信任）看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为此可以六亲不认，与家庭划清界限，出卖朋友，诬陷他人。人们把“政治上不出问题”当作人生重大目标，是因为害怕“政治问题”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而且还会连累家人。一旦政治目标受阻，其他一切具体目标也都难以实现。谁政治上出了问题，朋友便会疏远他，视他为陌路之人，同志们也会对他落井下石，以至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许多受“家庭政治问题”连累的人，招不了工，上不了学，找不到对象。这类具体人生目标屡屡受阻，会使人极度挫折沮丧。如果一次次努力都无法改变，人就会变得心力交瘁、万念俱灰、冷漠麻痹，不再敢抱任何希望，对希望也就死了心。心死是人的一个最后的自我保护手段。
从怀有希望的念想到对希望死心，会经过一个愤怒的阶段。只有对希望敏感的人，对希望在意的人，才会愤怒。今天，由于制度性的不公正，一个人的出身条件仍然对他的前途有重大的影响，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有父母和有权有钱的叔叔、阿姨替他们铺垫美好前程的台阶。穷二代、农民工二代则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处处受到限制。如果他们能够认命，以但求温饱为满足，倒也罢了。如果他们想要翻身，却无论如何拼命努力，都无法争取到更好的人生，他们就可能因为希望受阻而感到愤怒。
从“还有希望”到“心死”，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愤怒是一个过渡阶段，也是一个最痛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年轻人会觉得自己有年龄的本钱，因此会在这个阶段上停留得长一些。不再年轻或者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很快就会从愤怒转入下一个阶段，那就是绝望。施奈德指出：“绝望是一个人对重要目标受阻的投降。在愤怒的时候，人还在与阻碍搏斗，与愤怒不同，绝望是一种不再有斗争动力的沮丧状态。……绝望是一种放弃了的无所行动。”人从绝望会迅速进入心理死亡的最后阶段，那就是彻底麻木，完全心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