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至今已有近80年的时间。在这近80年里，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大量遗迹和遗物不断地出土，尤其是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址的重见天日，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史前绚丽画面。以城子崖龙山城、寿光边线王古城、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城址，揭开了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关键阶段。古文献中谈到夏以前有“万国”，正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中国文明产生于中国土壤之中，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自成体系的一种古代文化。
龙山文化的发现与城子崖城址
1928年，对我国考古工作者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们的高度重视。1930年与1931年秋，先后由李济、梁思永先生主持，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很快，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集———《城子崖》便正式出版发行了。193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省安阳市的后冈发掘出了一个上下重叠三层的文化遗址，下面一层是仰韶文化，中间一层与城子崖发掘出来的文化遗址相同，上面一层是商代后期的小屯文化。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于是把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被认为是继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彩陶文化发现之后最有价值的发现。尤其是龙山文化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发现、独立发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大创举，并与殷墟发掘一起，开创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新时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龙山文化的发现，中国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但在历史进程中却又十分关键的时代———龙山时代，从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城子崖的发掘，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西来说”流行一时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的。发掘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东方的齐鲁地区，探寻不同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古文化，以证明中国文化的本土性。而在城子崖果然就找到了与西部地区迥然有别的黑陶文化。确凿的考古资料，使当时关于中国文化来源的争论，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使那些一贯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西方学者失去了支撑。
如果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拉开了龙山文化考古的序幕，那么，1989～1990年间对城子崖遗址的再次发掘，则将龙山文化考古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使人们对这一遗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次发掘中，发掘出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龙山文化城址。其面积之大，在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城址中是首见的，它比寿光边线王古城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要大3～4倍，比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要大20倍。而且，还同时发现了岳石文化和周代的城址，它们是上下重叠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有比较规整的城垣，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北外凸。城内南北最长处530米，东西宽430米。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有的部位在沟壕淤土上夯筑起墙。根据解剖四面城垣的地层资料，城墙是经过多次修筑的，具有长期使用的历史，它经历了龙山时代的全过程。从城内丰富的遗迹、遗物看，当时不仅城址的规模大，而且集中了相当可观的人口。有专家推测，城子崖龙山城的人口当有5000人以上。这次发掘中，还重新挖出了1931年发掘的4条深沟，证实了当年认为是龙山文化的黑陶期堆积，应是岳石文化的堆积，6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的那个龙山文化城址，实际上应是岳石文化城址。而此次发掘的，才是真正的龙山城址。
在城址内，还发现了水井。文献曾记载“伯益作井”，伯益是尧舜时代的人物，从时间上来讲，城子崖的水井与记载是相符的。水井的发明，被专家们称之为划时代的发明。它是上古时代先民在与自然搏斗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文明起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城址内普遍有水井，同样说明城子崖在当时已是一座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早期城市。
城子崖出土的龙山陶器，不仅精美，而且具有宏大的气势。如鬲、鷍、瓮等器物，制作规整，形态多样，形体较大，是同类器物中的上乘产品，与一般的龙山文化出土的同类器，有明显的高低之别。在城子崖城内，很可能已经拥有一批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艺术素养高的制陶匠人，专门从事陶器的生产。
城子崖龙山城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的空白，而且也为研究我国东部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有专家指出，城子崖龙山城是中国东部某一方国的中心是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一个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
1984年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发现的边线王古城坐落在弥河两古道之间的高岗地上。城址为大小两处，小城在大城之内，居大城中部偏东南的位置。两城的结构与构筑方式相似，唯规模不同。城址的平面均为圆角方形。大城每边长约240米，城墙挖有上宽下窄的梯形基槽，槽内夯土坚硬，夯层清楚。四边城墙正中各有一门道，宽10米。小城每边长100米，东墙和北墙各有一门，西墙和南墙遭到破坏。从所出的陶片分析，小城的筑城时间在前，大城修筑时间在后。城墙的筑法采用先挖基槽，再逐层填土夯实，而后在上筑墙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城的墙基槽内夯层的不同深度，多处发现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土坑，坑内分别埋有人、猪、狗的骨架。有的多具人骨集中葬在一坑。专家认为，这与远古建筑奠基仪式有关，属于原始宗教活动的一种反映出现在早期城址的墙基槽之内，有重要的意义。
边线王城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史前城址的资料。根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以及城址内出土的陶器的分析，推测小城比大城早百余年的时间，大城是在小城被毁之后建起来的。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在同一地点建起的两座城，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想像的空间。也许，这正反映了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时代背景。这里有可能同样存在一个方国的中心，小城因部族的冲突而毁灭，大城则因部族的联合、方国的存在而兴起。
龙山时代———夏王朝建立前的酋邦时代
龙山文化发现的城址还远不止于这些。其他如郾城郝家台龙山文化古城、山东邹平县丁公古城、河南辉县孟庄城、河南安阳后冈龙山城、山东阳谷景阳冈相连的八座龙山城等，这些古城址像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照耀着周围的地区。
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城的发展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吕氏春秋·君守篇》记有“夏鲧作城”。《世本》张澎补注转引《吴越春秋》也说：“鲧筑城以卫君，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也说：“昔日夏鲸作三仞之城。”这些说的是夏初或夏以前的事情，正与龙山文化考古发现相吻合。
龙山文化的考古，已向我们展示出当时社会的发展面貌。当时，掠夺或保护财富、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战争连绵不断，由此伴生的城墙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大。同时，部族集团内部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地位的悬殊越来越明显。山东临胸朱封发现的龙山文化墓葬中，有两座大型墓，一墓扩长6.7米，宽约4.5米，墓内棺、椁、箱等葬具齐全，葬具上还用多种颜色绘制了图案。随葬的器物多而精，如象征权力的玉鶪、精美的蛋壳陶高柄杯、彩绘的木器等，死者头上有玉簪、王冠徽和由980多片几毫米大小的绿松石做成的串饰，显得豪华而高贵，令人叹为观止。另一墓扩长6.4米，宽4.6米，一棺二椁，棺椁伺有用红，黑彩绘制花纹的木匣，内盛一些精致的陶器。墓中还随葬大量玉器、绿松石、石箭头。泗水尹家城的木椁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墓葬的占地面积达0.6平方米，随葬有成组的精美陶礼器，还有狗下颌骨20余件以及有随葬鼍鼓的迹象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小墓，则无棺无椁，随葬品很少或者没有，有些墓扩极小，仅能容身。而且，从整个龙山文化墓葬中可以看到，非正常死亡和葬后得不到正常埋葬的“灰坑”在不断增多，这些大多是人骨架凌乱，相互叠压，还发现有的死者被砍头，身首异处，或被腰斩，或被剁去双脚。从有些尸体中还可以看到被砸伤、砍伤、甚至是被捆绑活埋的迹象。这强烈的反差说明当时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外部的战争也日益频繁激烈。《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国。”龙山文化城址作为初级文明社会的综合载体，正是在这种风云激荡的时代应运而生的，它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出夏王朝建立以前数百年之久的“万国林立”的酋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