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黄河以北的人将“攻”字读为“古琮切”，与“工”、“公”、“功”三字读音不同，这是大错特错。近代有个人名叫“暹”，他自己把“暹”读作“纤”；有个人名叫“琨”，他自己把“琨”读作“衮”；有个人名叫“洸”，他自己把“洸”读作“汪”；有个人名叫“他自己把”读成“獡”，这不仅错在音韵上，而且也使子孙后代的避讳变得杂乱无章了。
【评析】
颜氏在这里所说的“音辞”，指的是文字的读音问题。颜氏在这里告诉我们，方言虽然客观存在，但人们又在不断追求语言的统一。改变“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的状况，以有利于思想的交流，这是颜氏的迫切愿望。统一语音非常重要，任务也非常艰巨，距离颜氏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汉民族语言依然存在七大方言区，推广普通话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证明。
颜氏指出由于习俗风气的不同以及撰写文章的作者有地域（楚地人和中原人）的差异，所以导致古今语音相差很大。颜氏特别提醒一些学者注意，以前的反切，很多都无法拼出正确的读音，所以要格外注意读音问题，不要读错字，不要沿袭古人的错误，这也是对子孙的教诲。颜氏对字词的读音非常重视，对音韵学也非常有研究，造诣颇深。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才疏学浅，这里固然含有谦虚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语言的博大精深。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颜氏才专门对子孙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颜氏很重视对孩子的语言教育，重视到连孩子的发音、言辞都很注意，在幼儿时就逐渐纠正他们的读音，并把孩子发音的错误都当成是自己的过失。这种教育方式很值得提倡。儿童时代是一个人学好语言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重视纠正他们的发音错误，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这也是颜氏治学严谨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对幼年孩子的教育上，注重这方面教育的古人也不是少数。从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中我们依然可以受到一些启示。
朱熹在对儿童的教育中，突出“讲”、“习”、“化”这三个字。所谓“讲”就是指道德灌输；“习”就是指习惯培养；“化”就是指熏陶变化。为了培养子侄们良好的习惯，他制定了详细的儿童行为准则——《童蒙须知》，其中一部分是专门来规范儿童应该怎样读书习字的，现摘录如下：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意自现”，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绝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摺。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此外，起床睡觉、说话走路、吃饭饮酒、待人接物都有规则，从而对儿童进行全面化教育。像这样从小就注意培养孩子良好习惯的教育方法是很值得推崇的。儿童时期是习惯形成的时期，抓住这个时机，培养孩子正确的行为习惯，比等到孩子养成不良习惯后再纠正，要容易得多。朱熹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制订了《童蒙须知》，其要求的行为习惯是符合当时社会规范的、是文明礼貌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行为习惯。
颜氏之所以将读音独立成篇，可见其对读音的重视程度。之所以会这样，当然跟颜氏深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分不开。此外，就是颜氏对子孙要求严格，注意从小培养孩子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的好习惯。发音看似小事，但事实上这是对孩子学习态度的考验。关注这些细节都是为孩子将来做大事打基础的。
除此之外，颜氏还认为人的品行跟语言有着一定的联系。他在文中提到，古人说过：“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很少有品行端正的。”颜氏分析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而不能克制勉励自己。颜氏由品行的不端联系到语言的不纯正，他发现一些王公贵族的语音多不纯正。究其原因：在内受到低贱保傅的感染，在外又没有良师益友的指点和帮助。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语言、字音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行。所以一定得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孩子。要学好语言，读准字音，从中可以引申出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二是要有良好的语言环境；三是要有比较高明的老师。这些依然适用于今天。
今天，如果不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我们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考证一些古籍的字音，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那么，要想达到理想的沟通交流的效果，语言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从小不培养自己发音吐字方面的能力，或者在平时不注意文字的读音，那么错误将很难避免，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大力推广普通话，是为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更顺畅的沟通途径。学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不仅对字词声调要正确无误，还要注意字词的读音一定不能弄错了。字正腔圆的发音，优雅自信的谈吐，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同时也能从中看出他的道德修养。
杂艺第十九
【原文】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译文】
楷书、草书等书法，是应该稍加留意的。江南有条谚语说：“咫尺书信，就是你给千里之外的人看的脸面。”今天的人们继承了两晋、刘宋以来的风气，留心研习书法，因此在这方面不会觉得为难窘迫。我小时候继承家传的学业，再加上自己天生就喜欢书法，见到了很多书法范帖，也在赏玩研习上下了很大工夫，但是终究不见书法水平有所提高，这大概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的缘故吧。然而这门技艺也不必学得过精。因为巧者多劳，智者多忧，一旦常常受人支使差遣，你就会觉得精通书法是一种负担了。魏代书法家韦仲将告诫儿孙千万不要学书法，还是不无道理的。
【原文】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译文】
王羲之是位风流才子，他潇洒不受约束，没有人不知道他的书法，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其他方面的特长就都被掩盖了。萧子云常常感叹说：“我撰写了《齐书》，刻印成一部典籍，书中文章弘扬大义，我认为很值得一看；可是最终却只是由于抄写得精妙，靠书法出了名，也算是怪事了。”王褒出身高贵，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到了北周后，他也依然得到礼遇。由于他擅长书法，所以便常常为人书写，困顿于碑碣之间，辛苦于笔砚之役。他曾后悔地说：“如果我不会书法，大概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劳碌了吧？”因此，千万不可以精通书法而自命不凡。当然了，地位低下的人，因写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也很多。所以说，道业不同的人是不能谋划到一起的。
【原文】
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是右军年少时法也。
【译文】
梁武帝秘阁珍藏的图书、字画散失以后，我见到了很多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草书作品，家里也曾收藏十卷；看了这些作品后，才知道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等人的字，无不是学王羲之的字体格局，可见王羲之的字应是书法的渊源。萧祭酒晚年时的字有所变化，这种改变就是转向王羲之年轻时所写的书体。
【原文】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
【译文】
东晋、刘宋以来，人们大多通晓书法。所以一时形成了风气，在人们中互相产生了影响，所有的书籍文献都写得楷正可观。虽然其中难免也会出现个别俗体字，但损害不大。这种风气直到梁武帝天监年间也都还没有改变；到了大同末年，异体错讹之字逐渐产生并大量出现。萧子云改变字的形体，邵陵王常使用错别字；朝野上下都风起效仿，作为模式，如此画虎不成反类犬，造成很大的损害。有的将一个字简化成只有几个点，有的将字体随意安排，任意改变偏旁的位置。从此以后的文献书籍几乎没法看了。
【原文】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末，秘书缮写，贤于往日多矣。
【译文】
在经历了长期的兵荒马乱以后，北朝的书写字迹鄙陋不堪，再加上擅自造字，字体比江南一带还要粗俗拙劣。以至于出现将“百”、“念”两字组合成“忧”字，“言”、“反”两字相组合成“变”字，“不”、“用”两字组合成“罢”字，“追”、“来”两字组合成“归”字，“更”、“生”两字组合成“苏”字，“先”、“人”两字组合成“老”字。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遍见于经书典籍中。只有姚元标擅长楷书、隶书，专心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跟从他学习的门生很多。到了北齐末年，掌管典籍文献的官吏所抄写的书籍，就比以前好了很多。
【原文】
江南闾里间有《画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也。
【译文】
江南民间流传有《画书赋》一书，是陶隐居的弟子杜道士撰写的；这个人不怎么认识字，却轻率地规定字体的法则，还假托名师，世人就以讹传讹，信以为真，实在是误人子弟。
【原文】
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玩阅古今，特可宝爱。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
【译文】
擅长绘画，也是件好事；自古以来的名士，很多人都有这本领。我家曾保存有梁元帝亲手画的蝉雀白团扇和马图，他的画技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梁元帝的长子萧方等特别善于画人物肖像，在座的宾客，他只要用笔随意点染，就能画出几位逼真的人物形象，拿了画像去问小孩，小孩都能指出画中人物的姓名。还有萧贲、刘孝先、刘灵，除了精通文章学术之外，也善于绘画。赏玩古今名画，确实让人爱不释手。但是如果善于作画的人官位不显贵，那么他就会常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唤，作画也就成了一种苦差。
【原文】
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
【译文】
吴县顾士端身为湘东王国的侍郎，后来任镇南府刑狱参军，他有个儿子名叫顾庭，是梁元帝时的中书舍人，父子俩都通晓琴棋书画，尤其精通绘画，因此常常被梁元帝使唤，他们也因此时常感到羞愧悔恨。彭城有位刘岳，是刘橐的儿子，担任过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富有才学，为人爽快，绘画技艺极高超，后来跟随武陵王到蜀地，下牢关战败后，他被陆护军弄到支江的寺院里去画壁画，和那些工匠杂处在一起。要是这三位贤能的人当初都不会绘画，一直只致力于清高德雅的事业，怎么会遭受这样的耻辱呢？
【原文】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江南谓世之常射，以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宴集，常縻荣赐。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