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印度两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发展中国家，谁能最终胜出。谈话的结论是：有信仰支撑的印度或许会比没有信仰的中国走得更远。
看来那时的结论也未必正确。印度人常说“生意就是生意”。在生意场上，没有朋友，也没有宗教。
曹可臻
大儿子：我想找几个好产品引进到印度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家族，Ajay安排我们晚上和他的大儿子Prabhat见面。见面的地点正是他先前向我们提到的“他的俱乐部”——德里金卡纳俱乐部（Delhi Gymkhana Club）。
Ajay深为自己的俱乐部感到骄傲，从下午就不断地向我们介绍它的特殊性：“金卡纳是德里‘最’顶级的俱乐部。它是卢提彦设计的新德里中的一部分，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它最早是驻印英国官员们的俱乐部。独立后才向印度人开放，要成为它的会员必须在某一方面有特殊的贡献……”
这一天，俱乐部里的人可真多，我们甚至无法在酒吧间里找到位置，只能被安排在酒吧间外的一个玻璃隔断里。玻璃隔断的那一边，俱乐部的现任主席印度空军中将NareshVerma正在和会员们握手寒暄。Ajay骄傲地告诉我们，中将是印度空军中的老二，也是他的朋友。
片刻后，中将果真走到了我们的身边。他是个温和的人，说起话来喜欢不停地摇头。他礼貌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并祝我们在印度有个愉快的旅程，但当我们请求合影留念时，他却坚定地拒绝了。Ajay向我们解释，中将有可能即将被任命为印度空军的最高指挥官，所以不太方便和外国人合影，怕给政敌落下话柄。
Ajay告诉我们，俱乐部主要由公务员、军人和专业人士组成，为了保证平等，并不欢迎有钱的商人。俱乐部有一个自治委员会，每年都会进行选举。要成为金卡纳的会员除了需要现有会员的提名外，还必须通过委员会审核。中将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当我们和德里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的萨奇布博士提起金卡纳时，我们才知道：“现在要加入金卡纳，恐怕要在等待名单上排上100年的队。”
Ajay的两个儿子Prabhat和Puneet也都有金卡纳的会籍，不过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排了近100年的队，而是因为金卡纳也有“世袭制”的传统。如果你是会员的孩子，12岁时便可以被提名候选加入，16岁时可以获得一张附属会员卡，到了25岁就可以获得独立会籍，参与自治委员会的选举了。
Prabhat姗姗来迟。他的个子不高，大腹便便，是一个幽默、健谈的人。因为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所以他对教育和政治也颇有热情。目前，他除了负责料理祖父留下的两所学校外，还担任着德里国大党秘书长的职务。
“两年前，我对中国还不感兴趣。”Prabhat一坐下便说，“但2010年，我去上海看世博会，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他说中国的高铁和酒店服务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为震撼的还是在世博会里看到的中国人排队的秩序。“你知道，那些中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农村的、城市的，但他们都能在烈日下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队。当然旁边的军人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是在印度，这样的状况早就发生骚乱了！”
他停下来，喝了几口啤酒继续说：“去年我又参加了广交会。中国的外贸会和印度的外贸会也真是完全不同！印度的外贸会上全是手工制品，手工包、手工鞋帽、手工艺装饰品……而中国的外贸会上有那么多的新产品！”
“曾经印度和中国在同一水平线上，而现在，中国要比印度先进几十年！”他感叹，“印度就是争论得太多！你知道我们是个民主国家，一个方案提出来，总是有太多争论，没有实际的行动！”
“当然，民主也并非不好。”他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言论有些过于尖锐，“从长远来看，我们也是在往前走的，只是效率被牺牲了。”
Prabhat又和我们谈了些对于民主的看法。Ajay不时在一旁发表几句自己的见解，但大多数时候还是笑眯眯地看着儿子高谈阔论。
俱乐部酒吧间里的人越来越多，屋外草坪上也在举行着派对，听清楚对方说话变成了一件难事。我们即使扯着嗓子提高分贝，也不得不说一会儿，停一会儿。
休息了一阵后，Ajay突然很有礼貌地对我们说：“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当然。”我说。
“现在中国人还记得1962年中印之间的那场战争吗？你知道，还是有很多印度人记得的，所以一些人对中国并不友好。”
Ajay的问题的确有些令人意外，在中国，这场战争已经不太被提及。但Ajay说，作为战败国，那场战争对于印度来说是一次警醒，之后印度的工业，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产业发展得很快。50年过去了，人们还时不时地会提起它。
Prabhat接过话茬：“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组织印度的学生到中国参观。”然后他说了一句胡锦涛主席也曾说过的话：“年轻人间的交流最能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他告诉我们，小时候他曾作为印度的小使者访美，他觉得这段经历很美好，效果也不错。
晚上十点，在极度困顿之下，我们又“转战”去了酒吧间旁边的中国餐厅。这是俱乐部里最受欢迎的餐厅，而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印度人吃晚饭总是很迟，听说几年前饭店不到晚上八点不开门。后来外国人多了，情况才有所改变。不过席间的氛围倒是更轻松了。Prabhat告诉我们，今年他还准备带着老婆去广交会：“我想找几个好产品引进到印度。”
这个消息令Ajay相当高兴，第二天他对我们说：“很多人因为我开始和中国做生意，而Prabhat总说看看再说。之前他对中国制造没有信心，而我觉得他正在错过这趟车。”他一直都努力说服儿子从教育界进入商界，“我对他说，假如你能找到一个产品，并在印度打开市场，就像你办学校一样，他们都是你的学生。”现在，他给儿子的建议是：“别一开始就做大的，先从小的开始。”
晚饭结束，Prabhat决定带我们去穆斯林区兜兜风。我们从新德里到老德里，经过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红堡前的古巷中。这里曾是莫卧儿王朝贵族们的地盘，现在却是流浪者聚集的场所。虽然已是凌晨，但这里的人似乎毫无睡意。
我们经过了一座锡克教的神庙，一场祈祷仪式刚刚结束，数十名裹着厚头巾的教徒在马路上排成一排，传递水桶，清洗神庙。“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但这么做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效率。”Prabhat笑着说。
此时，一辆5座小面包又从我们身边经过。“看，里面坐了那么多人。”我惊奇地发现。“哦！”Ajay见怪不怪，“这是穆斯林的一家，开车的是男主人，女的都是老婆，其余都是小孩。你知道，印度法律规定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但他们往往会娶上9个、10个的。”
我发现，每每谈到别的宗教，Ajay和Prabhat就会表现出印度教徒的优越感。吃饭时，当我们谈到佛教时，Prabhat也认真地告诉我们，佛教是印度教的一支，印度教的真理更为广阔和博大。
不过当我问Prabhat，宗教对印度人的影响时，他显得有些沮丧。他很遗憾地对我说：“很多精神都遗失了，大家都越来越物质化！”
我对Prabhat的感叹很感兴趣，希望他能说得更具体些，但他并不愿多说。不过他的话倒令我想起2009年在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气候大会时与印度裔的Cleantech董事长的一次对话。当时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印度两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发展中国家，谁能最终胜出。谈话的结论是：有信仰支撑的印度或许会比没有信仰的中国走得更远。
看来那时的结论也未必正确。印度人常说“生意就是生意”。在生意场上，没有朋友，也没有宗教。
小儿子：最大的问题是信任
在德里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又被Ajay拉到了金卡纳俱乐部。“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企业和印度企业的合作情况，你应该和我的小儿子谈谈。”Ajay说。
与昨天相比，酒吧间里的人少了很多。“大家都在家看印度国家队和巴基斯坦国家队的板球比赛。”Ajay告诉我们，“这是件大事！”板球之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像当初的乒乓球之于中国和美国。2003年印巴双边和平进程启动后，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举行了一系列的比赛，成为两国政府许可的最意义深远的“人民与人民”的外交。
和哥哥一样，Puneet也姗姗来迟。好在等待并不枯燥，Ajay是个热情的人，从来不会让他的客人感到无聊。他试着在俱乐部里找些人和我们聊聊中国和印度。每天他都会到俱乐部里小坐，而像他这样把俱乐部当作每天生活一部分的人也不是少数。不过他的朋友们似乎并不太给面子，每次他热情地拉人来坐坐，别人不是即将离开，就是借故有事。于是，Ajay又和我们“八卦”起了俱乐部里的人们。
“你看那桌的老先生，他以前是个高官。每天他都到这里来喝四杯威士忌，喝完就走。”Ajay指着酒吧间最里侧一位伛偻着身子、拄着拐杖的老头说，“那就是他的桌子。谁都可以坐过去喝杯东西和他聊聊，他从来不让别人买单。”接着，他又指了指右边一张桌子上戴眼镜衣冠楚楚的老头说：“那位先生的父亲曾是位名医。每天晚上7点，他必定会穿着正装坐在这里。”
在我看来，金卡纳就像是个“老头”俱乐部。两天来，我的眼前全是老态龙钟的“银发族”。但在Ajay的眼里，这些老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俱乐部是精英的聚集区，代表着他的身份。
虽然从未见面，但当Puneet出现在俱乐部的酒吧间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和他的哥哥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Puneet是个电子工程师，在思维和行事方式上和他的父亲Ajay很像。除了在和父亲一同创立的咨询公司中任董事外，一年前他刚刚加入了一家电器进口公司做管理工作。
“我必须说，要想从中国获得真正的信息非常困难。”Puneet需要为公司从中国进口塑料制品、太阳能产品、玩具，但他发现中国有太多的贸易公司把一线的生产企业层层包围。“每一家中国企业似乎都做1000种以上的产品。而事实上，真正做这种产品的只有10家企业。大多数厂家都是中间商，这令我们很难找到一线企业。即使是阿里巴巴的网站上，也是贸易商，不是生产商。”
他的感受很真实。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产业已经集群化。这在生产上是一件好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就近解决，但对于想直接找到生产商的人来说，有时这就成了问题。往往一个地区都生产同一类产品，即使联系的厂家自己不生产某种产品，他的邻居也有。所以，当有订单时，这些企业就摇身一变成为贸易商，从中谋取差价。
Puneet显然吃过中国人的亏：“我们现在必须通过朋友、关系，实地去生产厂家，才能确定购买。”他说，和中国商人打交道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而是信任。“从一开始这种信心就很难建立。当我和你谈生意的时候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个生产商还是贸易商！在日本、欧美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什么都是公开透明的。”
“那有没有想过和固定的中国企业合作，到印度来生产呢？”我们问。
“大多数我遇到的企业只想在印度卖东西，但对在印度建生产基地并不感兴趣。”Puneet回答。
Ajay在一旁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现在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正在接触一家叫“东兴”（音译）的中国企业，试图说服它与印度知名的汽车部件生产商Omax在印度合资建厂，但碰到了一些问题。“中国企业说，你们从我们这里进口就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过去？”
“印度是个很好的市场，有很多机会，但不要以为印度有那么多人口，就一定能卖很多！”Puneet接着Ajay的话说，“曾经在印度市场上就有一种名为RIO的中国迷你SUV。它的部件在中国生产，组装在印度完成。虽然这种车的样子和性能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印度市场一直卖不好。”
Puneet认为国外产品要在印度成功，好的销售系统和后续的售后服务都很重要，但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很不重视的。“比如保质期，”他说，“我们现在就要为正在购买的太阳能产品多付2%的保质期费用。中国企业不保质，但我们必须为客户保质。”
Puneet告诉我们，他服务的公司有许多产品都来自中国，但在印度市场上从来不以中国品牌出现。之前Ajay就曾对我们说：“中国产品在印度的口碑不好，给人的感觉是价格低廉，品质不佳，所以许多公司都是从中国进货，然后贴上印度的品牌。”
Puneet指指我们身旁的一台空调说：“这空调的部件肯定都来自中国，只是有个印度牌子。”
不过在Puneet和Ajay看来，造成中国产品“质差价廉”印象的主要责任人是印度贸易商。“贸易商只追求利润，根本不会考虑品牌和售后。”他们说。
Ajay给我们举了个例子：一开始印度市场上的节能灯泡90%都来自中国，但现在人们都不买中国货。主要原因是适应中国稳定电压的中国灯泡适应不了印度的不稳定电压，报废率极高。“事实上，只要安装一个稳压器就行了。”Ajay说，“但中国企业不知道，而贸易商又总是进那些最便宜的节能灯，虽然这些灯泡在中国最少也可以用上一年，但在印度就只能用一个月。消费者哪管那么多，只知道是中国制造。所以贸易商把中国节能灯的名声做坏了。”
而后，他很巧妙地进行了总结：“要在印度打开市场，最终还是品质重要。品质要好，就要适应当地的情况，就必须有一个懂得当地市场的人。”我明白他是在暗示“中国先生”的重要性。
Ajay和Puneet认为，要改善中国产品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印度合作，比如办合资企业，但他们的感觉是中国企业目前的态度还是以贸易为主。
“是不是有别的原因让中国企业不愿意进入，比如说政策的阻碍？”我们问。到印度前，我们曾在媒体上看到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批评印度的“改革开放”是只“改革”不“开放”，在很多政策上限制外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
“但是日本企业来了、韩国来了、德国企业来了，三星、LG、Honda、Suzuki……不仅这些大企业来了，它们还带来了为他们生产配件的中小企业。”Ajay说。
Puneet也表示同意：“有可能在铁路、防卫系统上政府有所管制，但并不是在所有领域。”
我们又问：“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越来越高，印度人口众多，能取代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吗？”这是我们这次到印度前提出的假设。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口红利。曾经中国内地企业凭借低劳力成本从日本、韩国、台湾等人工较高的地区获得了许多代工生产机会。如今，中国劳力的价格优势逐渐消失，我们想知道印度是否有可能接替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下一个制造大国。
前一天，我们就同Ajay和他的大儿子Prabhat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他们都不看好印度的制造业。他们认为：第一、印度工人和中国工人的工作态度完全不一样。中国工人可以在流水线上工作很长时间，但印度人不行。中国人能长期工作，只在五一、十一，或春节放假，印度人也不行；第二、印度没有训练有素的技工，也没有足够的技术培训机构；第三、印度的劳动法很严厉，雇主和被雇者之间对立明显。很多企业只愿意签6个月的合同工，不愿意花时间培训新员工，扩大生产量。
和父亲、哥哥一样，Puneet对我们的假设也不认同，他又提出两个新的问题：首先，印度还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产业集群区，产业配套不好，生产成本会更高；其次，印度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十分严格，一些能够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未必能在印度生产。
不过，Ajay对我们带来的“中国制造业成本升高”的信息特别感兴趣，后面的几天他又陆续谈到这个话题。在他看来，与其把印度变成另一个中国，还不如让中国继续做中国。有一天，他给我画了张成本收益图，然后认真地告诉我：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高，利润下降，是一个能够通过技术控制解决的问题。
“我就能为中国企业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专业。”不过Ajay并没有具体告诉我该如何解决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他已经从失败和教训中学到了什么是咨询——“咨询就是你不给钱，我不给建议。”
